上官云珠诞辰百年|韦然谈上官云珠与程述尧

澎湃新闻记者 丁雄飞

2020-03-02 09:4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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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然和上官云珠(澎湃新闻 刘筝 绘)
上官云珠(1920-1968),原名韦均荦,又叫韦亚君,演员。电影代表作有《天堂春梦》(1946)《太太万岁》《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万家灯火》《群魔》(1948)《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1949)《太平春》(1950)《纺花曲》(1951)《南岛风云》(1955)《今天我休息》(1958)《枯木逢春》(1961)《早春二月》(1963)《舞台姐妹》(1964)《血碑》(1965)。另外参演话剧《上海屋檐下》《清宫怨》《红旗歌》《雷雨》《北京人》等四十余部,参与译制片《牛虻》等配音。1962年,被文化部评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活动中,获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女演员。
程述尧(1917-1993),早年与孙道临、黄宗江、丁力、于是之等组织南北剧社,兼任社长,后受金山之邀,先后加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清华影业公司。上海解放初,受命接管兰心大戏院,任第一副经理,后担任过衡山电影院经理。
韦然,生于1951年,原名程彭,乳名灯灯,上官云珠与程述尧之子,退休前任职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今年是上官云珠诞辰一百周年,《上海书评》专访了韦然,请他谈谈上官云珠与程述尧的艺术和人生。

上官云珠(1920.3.2-1968.11.23)
您在记述父亲生平的书里说,每当您看《万家灯火》(1948)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妈妈当年阖家逃难、扶老携幼投奔上海的情景”。能谈谈上官云珠的早年经历吗?您的姨母韦月侣似乎对她早年,甚至一生都挺重要?
韦然:我妈妈出生在江苏江阴的长泾镇,是家里的小女儿。我太外公健在的时候,家里还比较殷实。太外公过世以后,三个儿子分家,我外公拿了钱去上海炒期货、做金融,赔了,回到长泾后,主要靠我外婆织土布养家,后来就靠我大姨韦月侣和我舅舅韦宇平,他们比我妈妈大很多,中学毕业后都去上海教书谋生,接济家里。因为也算个传统书香之家,我妈妈虽是小女儿,不觉得将来能成什么气候,但是书总要念的,不过家境不太好,辗转了几个学校,最后来到苏州。那里有我妈妈的堂房姐姐韦均一,她是合肥四姐妹的父亲张冀牖的续弦,张在苏州办了乐益女中,我妈妈在这儿上学,可以免学费。同时在学校教书的,就是我舅舅的同学张大炎,他对我妈妈这么个漂亮的小姑娘很喜欢,两人是同乡,又都住校,反正好上了,师生恋。我妈妈中学没毕业,十六岁就嫁给了比她大九岁的张大炎,回到长泾,做上了少妇。张家在长泾是比较有钱的,现在还能看到当时的大院子。嫁过去不久,我妈就生了我哥哥张其坚。不过尽管张大炎对她不错,婆婆却不大喜欢她,婆媳矛盾大概从来都是难解的课题,但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能持续多久。
不到一年半,日本侵略中国,炸弹扔到了长泾,把我的姨——我妈的三姐韦均奇炸死了,就在河北街家门口。这样全家开始逃难。张家比较有钱,一大家族很多房和乡邻租了船,我妈妈把我外公外婆也带上了。逃出不久又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正好那次我妈妈感冒生病,一家人在岸上没上船,结果这船走到半路就被炸了,后来张家人还说是我妈妈救了大家。这么辗转逃了将近一年,先到湖南,然后一直往南到广东、香港,最后到上海,投奔我的大姨和舅舅。我妈妈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丈夫,抱着一岁多的孩子,敲开我舅舅家门,我想那个场景应该就像《万家灯火》里那一家老小为逃战乱,到城市投奔长子的剧情一样。这一年我妈妈不过十八岁,等于是一个逃避战乱的村妇,就这么到的上海。
电影《万家灯火》(1948)海报
我舅舅那时还单身,不可能接待这一大家子,好在张家有钱,逃难分手的时候,婆婆给了些盘缠。我妈妈和张大炎就先在马当路的西城里租了个房子,不久后,又到蒲石路——现在的长乐路236弄,拿金条顶了个房子下来,一家五口人搬了过去。那么多人在上海要生计,舅舅就帮张大炎找了一个中学教美术,我妈妈在家里伺候父母、带孩子。但是仅靠一人教书,养不起这家,妈妈便像现在的外来打工妹一样,到处找工作,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到1938年底就找了霞飞路巴黎电影院旁边弄堂里的何氏照相馆,做开票员。
上官云珠摄于何氏照相馆
你提到的我大姨韦月侣,确实对我妈一生都很有影响。我妈妈蹒跚学步的时候,韦月侣已经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毕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过记者,做过编辑,写过言情小说,也曾风行一时,有人把她归为鸳鸯蝴蝶派,此外她还标点过《海上花列传》,还对尺牍有研究,编了不少书,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韦月侣一生未婚,我妈妈很多重大的选择,都有这个大姐给她出主意,帮她把关,另外,妈妈出道以后经常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些就是我这位大姨捉笔的。
《一束咖啡的情书》,韦月侣著,1936年3月再版,131页,0.80圆
上官云珠后来在《演员生活十年》(1951)《我所走过来的道路》(1957)等自述里,说自己开始做演员,既有“名利思想”“显本领”的一面,也有“看重气节”“正义感”的一面。她的事业是怎么起步的?
韦然:在我想象当中,妈妈当初大概有点像现在的追星族,她一个小姑娘,长得比较漂亮,照片被放在何氏照相馆的橱窗里作招牌,正好老板何佐民原来是明星公司的摄影师,所以经常有演员来光顾,他们看我妈妈可爱,她也羡慕这些明星光鲜亮丽,彼此对话就多起来了。1940年夏天,经何佐民的朋友介绍,我妈妈考入华光戏剧学校,和谢晋成了同学。我想她走这条路的初衷肯定是想改换门庭,另外羡慕演员的声誉和享受,也觉得演戏好玩,她文化水平不高,十里洋场上看到的这些肯定对她有吸引力,不如就去试试看。
上官云珠摄于何氏照相馆
当然正好碰上了一个机会,新华公司拍《王老虎抢亲》想捧新人,在训练班里选中了我妈妈,立马用导演卜万苍给她取的艺名“上官云珠”大肆宣传。但可能是因为她试镜的时候怯场,也有说法讲因为新华老板张善琨和童月娟重归于好,我妈妈就被换下了。小报记者一开始把她吹上天,后来又将她踩下地,但是我妈妈,或者说韦家人的脾气就是,你越说我不行,我越要吃这碗饭,非搞点成绩出来给你们看看。我觉得这个时候她已经不光是追求名利的心理了,而是有点赌气的意思。当然她想出人头地不容易,因为她一没根基,二没人脉,只能靠自己,从学说国语开始,狠下功夫。张大炎肯定是个很传统的人,他只想要一个相夫教子的主妇,不愿意太太抛头露面做明星,于是两个人产生了分歧,后来我妈妈又认识了姚克,最终决定和张大炎离婚。离婚之后,张大炎带着我哥哥回到长泾乡下去了,那时哥哥还没上小学,就五六岁。
您父母第一次相遇在1945年的天津,上官云珠是南艺剧团的一分子,程述尧是南北剧社社长。能介绍一下您父亲方面的情况吗?
韦然:我父亲这个家算是北京的一个外来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从山东济南迁来,市民阶层里偏上一点,算小康。我父亲是长房长孙,所以家里一直对他偏爱有加,什么好东西都让给他。他从小就比较能够自由发挥,什么时髦的玩意都学:滑冰,打拳,看电影,打网球,学跳踢踏舞,还找了一个外国老太太上英文课,好像那时上一节课一美元,对于一般家庭不便宜,但也支持他。当然他学习很好,大学考上了燕京,而且从二年级开始就拿洛克菲勒奖学金。到燕京后,他又是一个活跃分子,被封为全校的“大活宝”,热衷参加各种业余组织的活动。他一二年级的时候,黄宗江等人在燕京大学搞了燕京剧社,起初我爸爸没参加,孙道临也没参加,后来是缺一个什么角色,黄宗江把孙道临拉去临时代演,据说他上台还很腼碘,不过从此开始了演艺生涯。我爸爸在三年级的时候也进去了,那时黄宗江已经离开燕京,南下演戏,他之前因为失恋自杀,到协和医院灌肠抢救,我爸爸都跟着照顾。我爸爸在燕京剧社里演过《国民公敌》等三部戏,跟孙道临也比较熟了,应该说是燕京剧社埋下了他喜欢演戏的因子。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关门,我爸爸和孙道临作为活跃分子都被抓了起来,在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总部的地下室里关了一个多月。放出来后,他到辅仁把最后一年的学业念完,拿到了文凭。因为我爷爷觉得他被日本人盯住过,在北京或上海比较危险,就托人在老家济南帮他找了学校教书的工作。
1941年9月,燕京大学贝公楼前,前排右一身着长袍者为程述尧。
燕京剧社话剧《生死恋》演员合影:左二为张玉范,左三为卓富来,右一为程述尧,中坐者为孙道临,两人之间穿白裙的是麦任曾。
1945年,爸爸回北平过春节,在长安大戏院看了南北剧社的话剧《钦差大臣》,和剧社里的老同学丁力、孙道临聊天,再次勾起了戏剧梦,不久他就回到北京,加入了南北剧社。大半年后,他和这时同在剧团的黄宗英结婚,还考入了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职位相当于行长秘书,工资高,收入稳定,他大少爷做派,剧社没钱,就解囊相助。这样到1946年,他兼了南北剧社社长,业务上参与组织话剧排练和联系演出,经济上支持剧社的运营费用,表演需要时还做临时演员。当然这是一个业余剧团,用我爸爸当年燕大同学张澜生的话说:“南北剧社这些人,如果不干话剧,他们同样有饭吃,也能生活,因为他们的家境都不错。……他们搞话剧不是为了票房、为了赚演出费,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他们是希望在乱世中通过他们的戏,让人们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同时也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一种思考。”我爸爸妈妈第一次见面,我只是听爸爸讲过,那时完全是一种艺术交流。南北剧社听说有外地的剧团,特别是上海来的剧团来演戏,自然想去观摩学习一下。他俩并没有更多私下的交往,只是见过,彼此知道,大概就这样。
上官云珠,1940年代。
您书里说,您父亲任兰心第一副经理时,和顶头上司吕复在业务上意见不合,能谈谈相关的情况吗?您父母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韦然:上海解放后,我爸爸先是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但那时上影厂刚刚成立,还没有开始运转,他就先去夏衍筹办的《亦报》当了两个月临时编辑,主编第四版的影剧栏目。到1949年8、9月份,他被派去接洽购买兰心大戏院的事宜。兰心是英国人的剧场,共产党刚刚接管政权,与英国尚未建立正式邦交,不能由政府机构出面商洽更改产权,便以上海市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的名义,由我爸作为代表,同英国人打交道,商谈购买条件,订立契约,实际上是将产权收归国有。购买手续完成后,组织上就想让我爸爸去兰心做第一副经理,那时他还属于上影编制,征求他意见时说,如果他留在上影也不一定当演员,也是搞行政,那我爸爸就无所谓了,服从组织安排去兰心。
程述尧在1950年代
兰心的经理吕复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戏剧家。我爸爸在五十年代初,还带着四十年代的性格脾气,所以在兰心戏院的管理上,有自己的主见,与吕复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是很融洽。我在他“文革”时写的交代材料上,读到了他那时和吕复在业务上的不同意见:比如剧院与演出团体如何签约——我爸爸主张,私营团体租场地采用分账方式,盈亏双方共担,国营剧团有经济保障,采用场租方式,不管票房好坏,剧场都能保证有收益。吕复不同意,认为应该一视同仁,无论国营还是私营,都按统一标准收场租。再者,戏院该不该归属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作为专用剧场——我爸主张分立,市场管理,吕复因兼任上海人艺院长,主张合并,想让兰心作为人艺的专用剧院。但在“文革”后期比较宽松的时候,吕复还经常来我家找我爸爸叙旧,要电影票,所以他们这些人也仅是业务上主见不同,私下关系都挺好。
爸爸在剧场当经理,本来和我妈妈她们没有关系,但1950年初,剧影协会妇委会在兰心大戏院演出四幕话剧《红旗歌》,我妈妈在剧中饰演女工马芬姐,因为这个戏连演一百五十九场,时间长达几个月,其间就和我爸爸接触频繁了。那时我妈妈还跟蓝马在一起,我爸爸和黄宗英离婚不久,单身一人。黄宗英在《红旗歌》里也有角色,黄家的一些亲戚到了上海,不知道黄宗英在哪,来找我爸爸,爸爸还得告诉他们,你们到赵丹那去找黄宗英,他在剧场碰到她,会当面说谁来找过你。慢慢地,他和同为演员的我妈妈有了来往,相知、相恋,走入了婚姻。婚礼在兰心戏院二楼排练厅举行,这事让蓝马很生气,他愤而去参军,离开了上海。
上官云珠,1950年代。
程述尧与上官云珠摄于兰心大戏院,1950年。
爸妈刚结婚那段时间,大概是他俩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他们住到了复兴西路147号三楼整层的一套,后来二楼东侧一套住过柯灵。我们家生活非常好,两个人收入都不低,往来无白丁,后来家里有了我,保姆就有三个。有时候严永洁——我妈妈的姑舅表姐妹——到上海来开会,看到我爸妈的那种生活很不满,她提醒我妈,新社会了,你们不能这样。果然树大招风,“三反”的时候出事了。人家看到你就有气:家里养德国猎犬,女儿弹着钢琴,什么赵丹、白杨、蒋君超成天来吃饭,多少在新社会有点不合时宜。
在与您父亲结合前,上官云珠和姚克有过婚姻,和蓝马一起生活过,这两位对她的表演是不是也有帮助?您觉得上官云珠的电影和戏剧之间是什么关系?加入昆仑公司是她事业的转折点吗?
韦然:我妈妈1940年开始学表演,马上就要上台演戏,因为这些办戏剧学校的人也要赚钱,要用这些学员排的戏去卖票。所以一开始就演话剧,《米》《人之初》《雷雨》都演过,后来拍《玫瑰飘零》《黑衣盗》《国色天香》这些电影,都是跑龙套,还是演话剧为主。1941年,妈妈加入了天风剧社,费穆、姚克是天风的编剧,她在排《梅花梦》的时候,姚克主动来帮助她,就好上了。其实,妈妈演的话剧非常多,好像不比电影少。我觉得像我妈妈这一代演员的功力,都是舞台上练出来的:舞台表演是实打实的真功夫,每个剧目都要演好多场,在台上不能出错,每演一场戏都是一次创作,要照顾现场观众的反应,要搭配对手演员的变化,不像电影,一次就完了,或者某个镜头可以反复拍,所以我觉得话剧给她打下了非常深的功底。
上官云珠和母亲、女儿(与姚克之女姚耀,小名姚姚),摄于1950年代中期。
我妈妈跟姚克的婚姻存续时间不长,因为她要跑码头,生了我姐姐姚姚以后,就去北方巡回演出,天津、北京、哈尔滨、沈阳、吉林、长春、济南都跑过,离开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姚克跟他母亲的干女儿吴雯好了,回来以后被我妈发现,就离婚了。不过,我认为姚克对我妈妈的栽培很重要,她刚从戏剧学校里出来,最初走上舞台,有这么一个大才子引领,可以进入一些比较高的平台、不同的圈子,交际的层次不一样了,眼界就开阔了。另外她也可以有更多剧目、更重要的角色演,如果没有姚克,她在《清宫怨》或许只能演宫女,现在可以演珍妃了。
上官云珠在《天堂春梦》(1946)饰演龚妻,蓝马演她的丈夫——沦陷时资敌致富,胜利后买得“地下工作者”身份逍遥法外的龚某。
上官云珠在《万家灯火》(1948)饰演蓝马所饰公司职员胡智清的妻子蓝又兰
上官云珠在《希望在人间》(1949)饰演蓝马所饰因领导抗日救亡被捕的邓教授的夫人陶静寰
与姚克离婚后,我妈妈跟抗战胜利后到上海的蓝马生活在一起了。蓝马先是在她那里搭伙吃派饭,然后两人就同居。他们合作了好几部电影,《天堂春梦》《万家灯火》《群魔》《丽人行》《希望在人间》,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电影史上的力作,他们在里面演了一些夫妻对手戏。我觉得蓝马对她表演的飞跃是很有作用的,蓝马演技肯定比她强,一起拍戏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另一方面我妈妈也有悟性,否则再扶也扶不起来。但她始终没有和蓝马结婚,我听他们同行里不少人都说,蓝马的性格有问题,人是好人,但太懒散了,大概是女人受不了,觉得这样的人不能够托付终身。不过不可否认,不论姚克还是蓝马,都使我妈妈的表演上了一个台阶。当然她在这一阶段演技的提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她几部戏的导演都非常厉害,蔡楚生、程步高、桑弧、徐昌霖、郑君里、沈浮、陈鲤庭、汤晓丹,全是响当当的大导演,没有他们的点拨也就没有她的成功。
上官云珠在《群魔》(1948)饰演妓女小白菜
黄宗英1978年的文章《星》里说,上官云珠演《乌鸦与麻雀》(1949)时提出与自己换角色,因为她“再也不想演交际花、交际草了”。上海解放初,上官云珠频繁参与活动,积极从“明星”变成“艺术工作者”。您觉得这为了不被抛弃,还是她精神奋发?
上官云珠在《乌鸦与麻雀》(1949)饰演华妻(右五),黄宗英饰演侯义伯的外室(右三)。
华太太抱着患急性肺炎、昏睡不醒的女儿哭泣
韦然:因为我妈妈开始一直演交际花,她很想尝试不同的角色,也可以说品尝不同的人生,她跟黄宗英关系比较好,就私下跟黄宗英商量换角色,其实黄宗英也愿意换,演员都想尝试不同的戏路,创作不一样的形象,最后在《乌鸦与麻雀》,我妈妈就演了中学老师华先生的妻子,黄宗英演国民党军官侯义伯的外室。这事我听别人也讲过,那时候是挺正常的一种现象。其实我妈妈在《万家灯火》里已经不是演交际花了,蓝又兰是一个小市民家庭主妇,《丽人行》演的也是一个受欺负的女工金妹,她那时已经不是只能演施咪咪这样的人了。但我觉得这样的交换对她演技成长肯定有好处。
《太太万岁》(1947)最后一个镜头:上官云珠饰演的交际花施咪咪对镜头抛媚眼。
上官云珠在《一在江春水向东流》下集《天亮前后》(1947)饰演与堕落了的张忠良厮混的何文艳
某种程度上,我父母其实一直都倾向进步。我父亲他们因为是青年学生,总是思想比较激进,看不上腐朽的东西,演的戏都比较文艺范。后来才知道,和他一起参加南北剧社的姚克荫,是姚依林的堂弟,早在燕京时就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当过燕大地下党支部书记。我妈妈虽然抗战时期一直在沦陷的上海,但是她没拍过日伪的电影。她三姐是被日本人炸死的,她逃难时又九死一生,她是比较仇恨日本侵略者的。另外,姚克、韦月侣也会指点她该和什么人交往,不该和什么人交往,所以她那时基本就靠演话剧为生。她当时所在的苦干剧团里有很多地下党,例如后来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奔赴延安前曾在苦干剧团拉大提琴,他亲口跟我讲,半夜里演出结束,我妈妈如何和他们一起激越昂扬、兴高采烈地走在空无他人的马路上返回住地。
上官云珠在《丽人行》(1949)饰演女工金妹
1947年我妈妈加入昆仑公司,昆仑是地下党领导的,她周围工作的朋友,以及她参加拍摄的影片中刻画的内容,无疑对她也有进步影响。前面提到,我还有个姨叫严永洁,她管我外婆叫舅妈,跟我妈妈年龄相仿,两人从小就关系特别好,后来严永洁参加新四军,抗战的时候嫁给了谭启龙。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打散了,谭启龙正好在上海养病,一度住在我舅舅家,那时中央给他一个任务,利用严永洁亲戚的社会关系,在上海建立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严永洁来找我妈妈,让她帮忙传递一些信件,因为她已经是明星了,穿着旗袍坐黄包车送信,不容易引起怀疑,我妈妈也帮过他们。还有一件事,我没有考证,估计也可能和她与严永洁的交往有关:1949年初,我妈妈说服一个国民党空军人员邢国铮起义,邢国铮是她在北方一起演过戏的刘茜蒙的同学,起义的飞机后来降落在济南机场。这些大概都体现出所谓的进步文化人的“气节”和“正义感”吧。
1934年,上官云珠(左)在上海读中学时和严永洁。
解放以后,电影厂里分三六九等,首先是从解放区来的,再有从国统区来的,最不行的就是他们在沦陷区没有走的演员。我妈妈这样的人,为了能够跟上新社会的步伐,就要努力地表现进步,改造思想,向从解放区回来的和曾经地下党的这些同志学习靠拢。你不这样,也不能生存,不能演戏,所以她就穿上列宁装,参加各种活动,到街上到工厂去宣传演出。当然这也是形势所然,大家都得这么干,不光是她一个人,所谓从旧社会的电影明星转变为革命的艺术工作者,要“脱胎换骨”,要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她可能付出得特别多一点,不然的话她就不能再继续她的演艺生涯了。
电影《纺花曲》(1951)连环画节选,上官云珠饰演蔡阿珠,当时肚里怀有儿子灯灯。
后来您父母离异,主要因为“三反”波及您父亲?另外和贺路有关系吗?
韦然:1952年“三反”时,有人揭发我爸爸有贪污行为,质证的事实,主要指他在1949年8月的劳军园游会义卖场担任会计时账目不清。关于这件事,爸爸时隔二十多年后对我讲过。当时园游会盛况远超预计,本来制定的销货、付款、记账手续无法实施,只好收到一批,装麻袋送走一批,待活动结束,再统一清点货款和物品,有多少算多少。我爸爸在钱财方面向来马虎,混乱情况下一些财物难免漏记、错记,“三反”来临,有人存心举报,如何说得清?因为从小过惯了大少爷日子,爸爸万般无奈,心想反正没几个钱,赔出来了事,还可以争取一个“坦白从宽”,便承认贪污了说不清的六百九十余元。我妈妈拿出自己积蓄,北京爷爷也寄来钱,凑在一起交给剧院,没想到,认错赔款的做法并没达到求罚从轻的目的,反而坐实了贪污罪行,兰心大戏院给了他机关管制一年的处分。而就在他还没有结束管制,仍被处罚期间,我妈妈提出要与他离婚。妈妈从一解放就想方设法彻底改造自身,爸爸出事以后,她一度受到牵连,内心痛苦,我看过电影厂档案,甚至到后来“反右”的时候,她还被一些人称为贪污分子的老婆,显然爸爸落马对她以后的政治前途、艺术生命,以及生活都有巨大影响。在这种氛围下,为了不致离开表演事业,妈妈就要特别表现出跟我爸爸划清界限。那时我才一岁多,爸爸不同意离婚,但妈妈的态度决绝,我二叔清华毕业在上海工作,来我家看望自己的哥哥,亲眼见我爸爸忍气吞声期求圆镜,妈妈则回以狂躁的怒骂。所以我说,我妈妈几次家庭变故都是为了演戏,最早和张大炎分手,儿子不要,是为了演戏,后来跟我爸爸分手,儿子不要,也是为了演戏,她这一辈子不要命地要演戏,大概也是为什么能演得好的原因之一。
1952年上海组织慰问赴江西的垦荒队时,上官云珠与漫画家张乐平(后排右三)、张文元(前右)等人在庐山合影。
至于贺路,就是钻空子。他以前暗恋我妈妈,因为她跟蓝马在一起了,他没机会,就去西南当兵。解放后回上海,依然单身一人,没地方住,我们家门外空着一间单独进出的保姆房,贺路便借住其中,在我们家交饭费搭伙,他有点想走蓝马这条路。“三反”运动高潮时期,不许我爸爸回家,住在剧院,检查交代,贺路就趁虚而入,表示关心。1953年春天,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贺路和妈妈一起出差,也是机会。我妈妈交往的几位男性我哥哥都见过,他说贺路跟我爸爸不一样,我爸爸是北方公子哥,贺路则很细心,会照顾人,小恩小惠,给妈妈的感觉不一样。我妈妈跟我爸爸离婚,我觉得贺路可能有一点关系,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爸爸被当作贪污犯。
爸妈离婚后,圈子里几个来往密切的好朋友像孙道临、舒绣文、白杨,甚至组成了一个小组,来回劝和。而且家人也都不同意,因为我爸爸性格好,外公外婆、舅舅都非常喜欢他,非常反感贺路。由于和贺路的私情,我妈妈在电影厂受到处分,而爸爸机关管制一年期满解除处罚后,调往衡山电影院任宣传组长,次年升为经理,等于官复原职——应该说组织在处理我爸爸的问题上,多少有纠偏的成分,内部有个认识,他不是真贪污犯,只不过不能公开承认,他调动职务时,领导谈话也透露了歉意。妈妈那时候还没有和贺路真正走到一起,有点回心转意,但爸爸却犯少爷脾气不干了,我那么低三下四求你都无动于衷,现在我也不吃回头草。好多年后,我三姑到上海出差,爸爸和她吃饭时谈起这事,觉得有点后悔,如果当时能软一软复婚的话,对儿子应当是有好处的。
程述尧(左二)与同事在衡山电影院门前合影,1962年初。
后来一些电影厂的人写文章,都说贺路是我妈最后一任丈夫,但是我们韦家人都知道,他们可能没结婚。1978年12月16日,电影局在龙华为我妈开平反追悼大会,亲属排队,让贺路排第一个。按电影局的逻辑,应当先贺路,然后我哥哥和我,再后面是韦月侣和我舅舅。结果我舅舅在休息室里大吵,质问贺路算是上官的什么人?让他站在头一个?当时我在旁边,我想,舅舅如果没有点底气,坚信自己是对的话,是不敢在那个场合这么吵的。电影厂工会的人过来劝,最后贺路还是站第一个。我从那个时候才知道,贺路虽然跟我妈妈生活的时间最长,但他们未必是夫妻。我哥哥也知道,他说,妈妈三个孩子,我哥哥、我姐姐、我,都是和三个正式的丈夫所生,和蓝马、贺路都没孩子,说妈妈这点分得很清。
1978年12月16日上午,上海市电影局在龙华革命公墓为上官云珠举行追悼会。
1955年,曾在《太太万岁》(1947)被称为“妖形怪状的女人”的上官云珠,饰演了《南岛风云》里“农村妇女出身”的护士长符若华,“是旧社会过来的演员里,第一个在银幕上主演兵的”。她是因此而被毛主席接见的吗?王丹凤说,上官“热爱各种各样的角色”,黄宗江也说她能兼本色演员与性格演员之长。您怎么看母亲的表演?
韦然:《南岛风云》这个角色当然不是我妈妈挑选的,完全是导演白沉启用她。也是因为张瑞芳临时有出国任务演不了,才给了我妈妈这么一个机会。但选她厂里肯定有非常多的意见,因为那时很多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人都进电影厂了,其中就有打过仗也演过戏的党员女演员,另外厂里还想培养年轻演员,有人就说为什么不让某某某来演符若华,非要找这么一个旧社会过来的?但是白沉非常坚持,结果怎么就定下来让我妈妈演,我也不知道。为此,白沉为还修改剧本,重新设计了符若华这个人物:如果是张瑞芳演的话,符若华肯定是泼辣硬朗的形象,换成我妈妈,就变成表现一个娇弱的人怎么成长为坚强的战士。我觉得这样一改,反而成就了一个经典。
《南岛风云》(1955)剧照
当然妈妈下了很大的功夫,她在海南岛下生活时间很长。我哥哥那时候在闵行的汽轮机厂工作,每个礼拜回家,他说记得妈妈从海南回来以后,面黄肌瘦,脸色憔悴,看样子吃了很多苦。这个电影后来得奖,拿到北京讨论,有人发言说角色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上官云珠的演技如何,而是几年来党对她的教育,改变了她的思想立场的结果。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确实她是能够理解这样的人物了,但是不能说跟她的演技没关系。这个电影对她的考验,还不是说过去演交际花,现在又演一个医生或者教授夫人,甚至女工,而是和先前种种都有天地之别。所以我妈妈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上海电影家协会搞纪念活动,要放一部她的电影,征求我意见,我就说放《南岛风云》,这是她非常成功的转型,证明她真的是一个演技派演员,不是单纯的性格演员或本色演员。另外,只有这一部电影我妈妈是真正的女一号,哪怕《万家灯火》也是她配蓝马,我觉得这是她演艺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当然后来吴贻弓集中看完我妈全部的电影后也对我说,你妈为什么成功,因为她每一部戏,不管演再小的角色都认真,没有一部是失败的,所以她成功。
是不是因为《南岛风云》才受到毛主席接见?有一定关系,但不完全是。毛主席之前也看过我妈妈的电影,另外主席接见我妈妈七次,每次都是与一批教育、文学、科学界的代表座谈,集体接见,其中有她。记得一次是1961年的五一,她在文化广场演出,一场演完还带着妆,就让她跟王丹凤马上去,见完了回来晚场接着演。我哥哥的大女儿是那天出生的,取名“双双”:因为妈妈被毛主席接见,同时做了奶奶,双喜临门。
1961年5月1日,上官云珠(右二)与王丹凤(右一)、白杨(右三)、徐玉兰(右四)等和毛主席在一起。
鲁韧说,上官云珠不仅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凌厉的一面”。为什么有人说您母亲没有一个敌人?她后来和黄宗英的关系怎么样?她1956年底又为什么能写出《让无数埋藏的珠宝放光》这样有锋芒的文章,并在1957年参加“五花社”?您怎么看她的性格?
韦然:我妈妈没有一个敌人,是吴贻弓说的。吴贻弓那时想拍她的电视剧,筹备了五年,已经找好投资,到选演员阶段,后来因为他不幸罹患癌症,就没拍成。像这种人物传记片,会涉及近百名影剧界人士,即便本人不在了,还有后人在,我有点担心人家会对剧本中涉及当事人的描述有意见,影响播出。吴贻弓便说,我仔细研究过了,你妈妈没有敌人。应该讲我妈妈这个人在外面的性格比较好,她很会交际,上上下下,从厂长到门房间到食堂大师傅,都能够打交道。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四十年代末那么多导演愿意用她的一个原因。
1957年,周恩来总理夫妇在中南海会见电影界的女演员。右起:王人美、黄宗英、岳慎、夏梦、周恩来、黎莉莉、邓颖超、舒绣文、白杨、吴茵、宣景琳、上官云珠、石联星、于蓝、胡朋。
我妈妈和黄宗英关系一直不错。我爸妈结婚后,黄宗英和我妈妈同为上影演员,两家住得距离又不远,有事情时也会来我家聚会谈论。后来爸妈离婚,我归父亲抚养,我大概两岁半,仍然每个星期在永福路52号电影演员剧团的托儿所全托。到星期六下午,爸爸下了班再来托儿所接我。因为电影院周末业务繁忙,经常晚场,不能按时来接,他就托黄宗英阿姨家的保姆在接她家孩子和周璇的儿子周民的时候,把我一起带走,等我爸爸下了班,再到赵丹叔叔家领我。宗英阿姨现在住在医院里,子女在国外,要是她动手术或者医院有什么事,她儿子就会委托我前去帮忙照料。
1956年7月,上官云珠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期间与捷克儿童在一起。
1958年,上官云珠(右)与蒋天流在上海感光胶片厂为工人们朗诵。
《让无数埋藏的珠宝放光》这篇文章,我现在猜测可能是韦月侣代笔写的。当时正好在“双百”的鸣放氛围下,北京的电影局开了舍饭寺会议,提出电影改制,上海的《文汇报》组织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我妈妈的这篇文章也参与其中。我觉得是我姨这样的人,接触社会更多,嗅觉更敏感,我妈妈可能把演员私下议论的东西和姐姐说,提供了一些材料,姐姐把它写出来。因为她之前《南岛风云》蛮成功,后面又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电影节,对她正好重视,她就觉得自己有分量,可以代表真没有戏演的人说几句话。“五花社”是天马厂的创作小组,也是在这个氛围里产生的,有点像星期聚会,每周在陈鲤庭、徐昌霖家吃饭。当然后来国际国内形势变了,这个“自由组合”的小组就遭了难。我也觉得,我妈妈这辈演员的一大遗憾就是无法选择自己喜爱、适合的角色和电影演。
上官云珠在“五花社”电影《情长谊深》(1957)饰演微生物学家洪磊光之妻、女医生邵琼
上官云珠在《枯木逢春》(1961)饰演因江西血吸虫病肆虐逃难到浙江的方妈妈
上官云珠在《早春二月》(1963)饰演丈夫在大革命中牺牲了的文嫂
能谈谈你们的母子关系吗?她对您的姐姐姚姚似乎要严厉得多?
韦然:我妈妈两次离婚,两个儿子都留给了前夫,等她年纪稍微大一点,对我哥哥和我都很喜欢,尤其我比较小,而我哥哥有了女儿,她都关心,常常寄东西给我们。当时她身边带的是我姐姐,反而对身边这个最严厉。因为她见我们机会比较少,见到我们态度都比较好,而一旦她心情不佳,发脾气的对象就是我姐姐。妈妈在外面不太顺利时,回到家往往比较暴躁,我们沾的是没有跟她在一起的光。当然我姐姐跟着妈妈,生活待遇肯定比我们好,但是精神上,除了妈妈对她严,贺路对她也很不好。我们都管贺路叫“叔叔”,但我姐姐一直管我爸爸叫“爸爸”。
姚姚与灯灯,1955年。
恬恬(张其坚)与灯灯,1956年。
1963年在上海过暑假时,灯灯与妈妈、姐姐合影。
我对于我妈妈来讲,就是一个小儿子,为什么对我关爱有加,我后来分析,可能她总有些关于晚年的打算:姐姐早晚要嫁出去,哥哥大很多,早就在外面成家了,也许就这个小儿子将来能够依靠。所以她每次到北京开会、拍戏,走亲访友都带着我,她住哪个招待所,就让我跟她一起住,没有两个床,就两人挤一个床。那时候我十一二岁,带着我去唱老生的李宗义家走动,她问李宗义,你看他怎么样,能不能上戏校?李宗义觉得我应当唱小生,我坐在旁边听,回去跟我爷爷学,爷爷说,这怎么行?我是长房长孙,爷爷认为得按部就班读书考大学,不能上台去演戏。还有我们家遗传,牙不好,我和妈妈姐姐一样,都是前后重叠的乱牙,她们因为要吃开口饭,都去整过。一年暑假,妈妈也想给我整,带我去汾阳路五官科医院看,医生说,一个暑假恐怕不够,要拔要弄很长时间,就写了封介绍信,让我到北京的口腔医院去看。我带着信回到北京给爷爷,爷爷一看就说,男孩子,牙乱一点有什么关系?用不着整。这就是两代人、两家人对我走向的不同看法,我妈妈是比较希望我往文艺方面发展的。
灯灯和父亲(中)、爷爷(右)祖孙三人在颐和园,1956年。
您母亲生前拍摄的最后两部电影《舞台姐妹》(1964)《血碑》(1965)仿佛预示了她本人的命运。“文革”中您有三位亲人离世,您父亲却能逆来顺受,这是为什么?上官云珠一生经历丰富,最后怎么会这样结束生命?
上官云珠在《舞台姐妹》(1964)扮演昔日的越剧皇后商水花
上官云珠家,建国西路641号(高安路口),四楼左侧为29室,右侧是30室,摄于2005年。
韦然:妈妈此生拍的最后两部电影,扮演的角色都选择了结束生命以远离这个世界。也许是巧合,几年后,现实生活中的她,重现了与角色相同的结局。我们家在“文革”中当然损失惨重。北京、上海,爸爸、妈妈、爷爷和两位叔叔,几个家都被抄过,原因各不相同。我妈妈在1965年底1966年初,因为癌症连续动了两个大手术,术后一段时间曾经失去记忆,一直在家养病,到“文革”时,虽然身体还很弱,但脑子已经慢慢恢复了。她曾经对姐姐说,你妈妈是演员。言下之意,她在造反派面前的“糊涂”是装出来的,为了保护自己。但在强力高压逼迫下,妈妈的心理防线还是崩溃了,1968年11月23日凌晨,她从自家四层楼的窗口扑了下去。那一年,妈妈四十八岁。她最后走这条路,我想还是跟她演戏有关,她这辈子就是要演戏,此时觉得不可能再演了,就彻底绝望了。我二叔1960年调到上海天文台第三研究室,在分子钟报时的研究项目上,由他带头攻关,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但二叔性格倔强,“文革”初期被监督扫地就已经受不了,后来又被人诬告关押起来,干脆一了百了,第二天便在关押地上吊自杀。至于我姐姐,她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她的男友燕凯是民乐系学生,高干子弟,一度非常激进,不久另一派上台,燕凯在被羁押期间自杀,姐姐极受打击,加上那时妈妈身亡不久,她的生父姚克是“反动文人”,她所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后来因为其他风波,学校对她另眼看待,分配也很不理想,她就耗着不去,她觉得我是独生子女,而且有妇女病,应当受照顾留在上海,再后来她的生活费也停发了。最后还是在严永洁的帮助下,把姐姐安排到了浙江省歌舞团,但是1975年9月23日,就在她计划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一场蒙蒙雨雾中,她的自行车被卷入一辆疾驰的卡车轮下,她当场殒命南京路。这时姐姐才刚过三十一岁。“文革”期间,我爸爸不像叔叔,也不像妈妈,他抱着随便怎样都逆来顺受的态度应付一切打击:让我陪斗我就去,让我交代我就写,该吃吃,该睡睡。他这时的妻子叫吴嫣,她解放前,用我爸爸的说法,是一个“茶花女式的人物”,后来卷入“潘杨案”,“文革”期间属于街道里弄监督劳动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收入来源,靠我爸爸的工资和变卖衣物字画度日,两个人就这么混着。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前面“三反”时已经修理了我父亲的性格,后来他自觉成为边缘人物,比较麻木了。
程述尧和姚姚、灯灯在上海中山公园,1975年春。
姚姚生前最后一张照片,1975年夏。
对于您和您父亲,北京和上海都有特别的意义,其中又涉及命运的偶然与必然,能谈谈吗?
韦然:我父亲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后来因为生活到了上海,就再也没迁回去过。但是他保留了一口四十年代的北京口音,临了也不会说上海话,而且他对北京的那一套生活节奏与日常习俗非常喜欢,他认为把我送去北京,接受一个四合院式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我后来也想,如果我不去北京,留在上海跟着妈妈,可能我的人生轨迹,甚至性格、面貌都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可能会和我姐姐差不多。在北京,我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四合院里,也不是大杂院,只有我们一家人,平时家门不开,不跟胡同——上海叫弄堂里的人打交道。“文革”前,我接受的是一个几乎完全传统的教育,饭该怎么吃,坐立该什么样子,见人怎么打招呼,都有规矩。平常看《古文观止》,每天早晨起来要临帖写大字,就是这么一个家庭。如果在上海,肯定不是这样,大概会放任自流地发展。我父亲很赞赏我在北京的这种环境里成长,觉得对我有好处,当然我寒暑假回上海,还是能接触两边不一样的文化,有对比。
父子两人在北京家中橡皮树前,1956年。
青年灯灯
我父亲抗战胜利后有段时间生活没着落,为北京的美国军队做翻译,后来美军希望长期聘用他,给一个美国士兵的编制和待遇,他的一个同学当时就留了下来,后来跟着撤退的美军去了美国。但我父亲没有留,也不会去美国,他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1950年秋天,我爸妈新婚不久,一家人去北京省亲,顺便参加了金山与孙维世的婚礼。这次见面,金山问我爸妈愿不愿意到青艺工作,爸爸从小在北京生活长大,到上海不过两年,如果能一家子回去最好不过,后来请示,上海这边自然不愿意一下损失两员大将,于是此议作罢。我曾经想,如果他们那时真的到了北京,后面的命运也许会比在上海顺畅得多?我爸爸也许不会在“三反”运动中落马,也许我妈妈就不会遇到不该遇到的人,于是他们也许就不会离婚?可历史无法假设,一切偶然都包含有必然因素。凭他们的性格、出身、处事、经历和为人,该逃不过去的都逃不过去。
程述尧摄于1980年代
父亲晚年的时候,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一次,我把他接到北京,想给他看病,甚至就在北京住下去,因为那时他和吴嫣关系不太好。但是真到了北京他也不适应,老朋友王世襄正在一门心思写家具研究,于是之刚当北京人艺的院长,工作繁忙,没有更多时间招呼他,结果刚待了一个星期,他就提出要回上海,怎么劝也没用,已经安排好的医生看病,他也不管,徒自回去了。
八十年代至今,出现了很多关于上官云珠的回忆述说、传记文学,有时您母亲的形象之间甚至是龃龉的。您怎么看待这些再现?您是如何走进母亲的世界的?
韦然:一方面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想了解母亲的冲动逐渐增多了,这是人之常情,另外,八十年代以来,开始重视老演员,也有一些关于我母亲的纪念活动,建纪念馆、座谈、拍片、造像、采访等等,要我提供材料,还要写文章,这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妈妈的电影,追寻她的轨迹。社会上关于妈妈很多事情各种各样的讲法都有,一些正式出版的传记,不少情景也都包含杜撰、虚构的成分,内容侧重点也不大一样。比如陈复观的《上官云珠》(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偏重她的早期,因为陈复观是江阴人,他这本书关于我妈妈青年时代的部分是比较实在的,准确性比较高。而陆寿钧是电影厂的人,他和林谷的《上官云珠生死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对我妈妈的后期写得比较详细。比较客观的应该是魏湘涛的《一颗影星的沉浮——上官云珠传》(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他是作为东北一个电影研究所的课题在做,他找过我好几次,也见过我父亲、贺路、韦月侣等,还采访了北京、上海许多与妈妈一起演过戏的同仁,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人都健在,做过面对面的采访。
《上官云珠》,陈复观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251页,1.72元
《上官云珠生死录》,陆寿钧、林谷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306页,1.57元
《一颗影星的沉浮——上官云珠传》,魏湘涛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152页,1.25元
其实,我自己掌握材料也有一个逐渐丰富、辨伪存真的过程,所以你看我早期写的文章里的一些提法,都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我过去说我叔叔是触电死的,后来收到当日负责看押他的人写给我的信,才知道叔叔是上吊死的。还有我妈妈得病的经过,我现在所了解的也和先前不同。有时候一些事情也很奇怪,半年前我跟朋友吃饭,饭店老板听说我在,就跑进来说:我原来跟你是邻居,你妈妈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说怎么可能这么巧?原来他当年住高安路,就在我们家后边一个楼,那时他十几岁,我们家楼下是菜场,那天清晨正好轮到他去排队买菜,他天不亮披件大衣等在那里,我妈妈跳下来就落在他边上,他跟我讲了很多当时的情况……可能不经意地,就会邂逅一些人,遭遇一些未知的史料。其实,不要说第三者的著作,即便是本人的口述、日记、回忆录,由于时间的沉淀、观念的变化、记忆的衰退、世事的左右……等等原因,都可能留下许多需后来者释疑考证的讹误与漏洞。所以说,读史写史,一定要尽可能参考更多的版本,设法查询第一手原始资料,以求互证。近二十年来,在追寻父母的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我对此深有体会。
《带雨云埋一半山——记我的父亲程述尧》,灯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268页,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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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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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上官云珠,程述尧,中国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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