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路线都已设计好，为啥崇祯皇帝最后却没走成？

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大明督师孙传庭战死渭南，随着他的死，大明在关内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秦兵”——陕西明军不复存在。

长期流动作战的李自成终于可以不被人撵得到处跑了，当年那个打得他只剩一十八骑的猛人孙传庭，因为朝廷的催战，不得已率领尚未训练好的新兵东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结果兵败身亡。

孙传庭战死后，陕西的局面彻底失控，连孙传庭都败了，剩下的各路明军意志动摇纷纷投降。李自成顺利占领陕西。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起这么个国号，也就是讨个口彩，求个事事顺利。不过，这个年号在甲申年（1644）的最初几个月里，确实让李自成交上了好运。正月初一刚刚建国，正月初八，李自成就迫不及待率领他的大顺军出征，向北京进发。

消息传到北京，明朝君臣立刻陷入了恐慌。此时虽然名义上明朝还有一百多万军队，但真正有战斗力的，只剩下驻守在山海关外的关宁军，兵力不过数万。关宁军轻易还撤不得，因为关外的清军正在步步紧逼，关宁军还要守宁远、山海关一线的关宁防线。

危急时刻，崇祯召集朝臣研究对策。左中允李明睿提出，事到如今，只有南迁。避敌兵锋，保存实力，以图再举。其实，崇祯心里很清楚，李明睿是对的。

李明睿只是一个小官，他只是出来探口风的，他的后台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南迁一事李邦华才是幕后的主角。崇祯显然是愿意南迁的，但崇祯不愿担负“逃跑”的罪名，希望手下众臣能担起责任主动提出南迁，先由他否定，众臣再请，他最终再“迫不得已”被迫同意，然后再走。

迁都事关重大，崇祯虽然愿意但也要顾虑群臣特别是内阁的态度。崇祯找来内阁首辅陈演，让他出来表态支持南迁，但陈演耍滑头啥也不说。陈演是靠迎合皇帝上位的官场老油条，崇祯的心思他很清楚，他也明白崇祯让他扮演的角色，但他不想出头，不想担责，只想混。应该说，崇祯朝大部分官员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但平时混还行，这都什么时候了，火烧眉毛，还想混，那就混不过去了。

二月，陈演被罢免内阁首辅。三月，魏藻德上台，他也是崇祯朝最后一任内阁首辅。三十五岁高中状元，不到四十岁就成为内阁首辅，崇祯待魏藻德不薄，魏藻德又是怎么回报崇祯的呢？背叛。

魏藻德，字师令，直隶通州人。崇祯十三年（1640）的状元。书读得不错，但人品就只能呵呵了。论脸皮的厚度魏藻德一点也不输给他的前任陈演，都是那么不要脸，他们的下场也居然出奇地相似。

后来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问魏藻德有何对策，一向口若悬河的魏藻德此时却闭口不言。崇祯再三追问，说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魏藻德跪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一声不吭。三天后，崇祯自杀，他投降。崇祯朝的内阁首辅就这个德行。指望他们支持南迁负起责任，那是不靠谱的。

明朝在名义上有两个首都，一个是南京，另一个是北京。崇祯一度想南迁去南京，然后重整旗鼓再打回来。李邦华、李明睿等人甚至已经计划好了南迁的路线，只要在朝会上走个形式，事情就成了。但就在最不可能发生意外的朝会上，却发生了意外。

朝会上，李明睿提出趁李自成主力未到，立刻南迁。只要群臣不反对，崇祯同意，便可迅速南下。但李明睿的南迁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强烈反对，反对最激烈的是一个叫光时亨的官员。他声泪俱下斥责那些建议南迁的大臣，说你们深受国恩，如今国家有难，你们不思忠君报国，反而挑唆皇帝南逃，动摇军心。最后在朝堂上大呼：“不杀李明睿，何以安民心。不杀李明睿，何以治天下。”经他这么一搞，逼得崇祯只好表态：“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其实所谓反对，并非出于爱国心，光时亨这些人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其实只是想捞一个好名声，大明的存亡，他们才不关心！光时亨这类人是典型的爱国贼，就会搞道德绑架，这帮人干正事的本事不咋地，捣乱却很在行，被他们这么一闹，南迁彻底泡汤，君臣只能坐守穷城。

既然不准备南迁，那就只剩下固守了。不过守城需要有战斗力的部队，北京的三大营，也就是个摆设，关键时刻是指望不上的。崇祯跟满朝文武也都清楚，要想保卫北京，只能从外地调兵。明朝九边重镇的边防军，在之前与清军十几年的拉锯战中消耗殆尽，守北京能指望的只有吴三桂的关宁军。崇祯先是找来吴三桂的老爹吴襄商议让关宁军入关，保卫北京。吴襄却趁机狮子大开口，说调动关宁军至少要一百万两白银。但朝廷拿不出这笔钱。此时，连守卫北京的军队都发不出军饷，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朝廷一面盼着各地军队来京师勤王，一面又怕他们来，因为是真没钱啊！外地军队来了，就要给军饷，不然，别说指望军队去抵挡流寇，这些拿不到饷银的士兵就会先闹起来。

关于甲申之际，大明国库还有多少存银，一直是个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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