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怎样介入现实，这个以易卜生命名的奖学金提供启示

亨利克·易卜生，世界公认的“现代戏剧之父”，也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戏剧家。在世界演剧史上，他的作品被演出的数量仅次于莎士比亚。而自五四之后，中国人就开始因为《玩偶之家》，以及剧中那位“出走的娜拉”，知道了易卜生。

1828年3月20日，易卜生出生在挪威小城希恩（Skien）。这是挪威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历史可以追溯至中世纪，从古至今一直是挪威重要的港口城市，距离南面的海岸100英里。

如今，从奥斯陆机场坐火车大概三小时，就可以抵达易卜生的家乡。

城市不大，最中心的区域可以步行丈量。运河穿城而过，四周有山势起伏。深秋时节，层林浸染，错落的山色树色，让这个北欧小城显得分外动人。而在这个城市一个被运河包围的“小岛”上，安静地坐落着一个外形极为简约的现代建筑——易卜生剧院（Teater Ibsen）。

易卜生剧院成立于1975年，是挪威的国立公共剧院。剧院虽然以“易卜生”为名，但却并不只演易卜生的作品。不过，每隔两年，这里都会举行一个非常特殊的戏剧节“易卜生奖节” （Ibsen Awards Festival）。这个节的规模不大，和大部分戏剧节不同，并不是以演出为主要内容。在为期两天的戏剧节上，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颁出“易卜生奖学金”(Ibsen Scholarships)。

名为“奖学金”，其实一种国际项目资助。据易卜生剧院负责易卜生戏剧奖的希尔德·古里·波林（Hilde Guri Bohlin）介绍，易卜生奖是由挪威政府于2007年创立，包括“易卜生奖学金”和“易卜生奖节”两个部分；自2008年以来，易卜生奖学金向全球范围的戏剧表演项目提供资助，并由此组织了易卜生奖节（以前是希恩国际易卜生会议）。

易卜生奖学金的方向极为明确，它奖励创新的戏剧项目，无论在文本还是形式上。但更重要的，它希望其在易卜生剧作的基础上，对人们当下的生存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具有批判精神的探讨。

2019年的易卜生奖节于10月23-24日在希恩易卜生剧院举行。这是该奖学金的第10次颁发。此前，易卜生奖已向24个不同国家的项目颁发了34笔奖学金，包含了个人艺术家、戏剧公司、组织及机构等各种申请者。

但和之前不同的是，在最新的这届易卜生奖学金获得者里，第一次出现了来自中国的项目，成为5个获奖项目之一。

《SHENG女之家》海报

郭阳阳、李雅、吕雨舟、林翠西，四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籍，但都定居在上海的姑娘，把目光聚焦在了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从易卜生最著名的《玩偶之家》出发，开启了她们的集体编创剧场项目《SHENG女之家》。这一集体创作历时八个月，横跨上海、奥斯陆和希恩，在去年的12月初，《SHENG女之家》在上海明当代美术馆首演。

作品涉及了当代女性的婚姻议题，更关注女性独立、女权主义等多个话题。而“剩女”，成为了这个话题最让人亲近的切入点。两场演出座无虚席，观众反响热烈。

演出并不意味着这一项目的终结，调研、工作坊、讨论，再度修改、巡回和跨国演出。项目的制作人丰翼来自意大利，曾在易卜生国际工作多年，他表示，这个作品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持续做一些的周边活动，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打开对话的空间：母女间的对话，姐妹间的对话，男女间的对话，甚至激发关于这个议题的跨国的对话。

如同“易卜生奖学金”所希望并鼓励的那样：戏剧能够始终参与到社会现实中去，引发更多的思考和对话。

颁奖典礼现场

总额200万挪威克朗的“易卜生奖学金”，资助哪些项目？

设立于2007年的“易卜生奖学金”，是2006年国际易卜生年（易卜生去世100周年）的一大结果。同样在那一年，挪威政府还设立了另一个定位于主流、大师的重要奖项——“国际易卜生奖 ”(International Ibsen Award)。这个奖项往往总是伴随在奥斯陆挪威国家剧院举办的“易卜生戏剧节”颁出。

“易卜生奖学金”的项目总金额为200万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145万元），奖金来自于挪威文化部的资助。奖学金每两年颁发一次，所有申请都可以通过官网的程序进行申报，并接受指定评审团的审核评估。

而获奖的标准，除了当代、创新，基于易卜生的作品出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参与到当代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去。

如果了解易卜生的作品，就不会奇怪于这个标准。因为两者可谓一脉相承。

易卜生之于挪威，有太特殊的意义。易卜生意味着挪威戏剧的传统，也对世界戏剧也产生着持续不断的深远影响。

这位挪威剧作家横空出世，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之后，挪威戏剧才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易卜生用自己的26部剧作照亮了整个挪威文学史和世界戏剧史。他的社会问题剧彻底革新了世界戏剧的内容和形式，被认为是继古希腊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大高峰。

在易卜生之后，自己承认受到他影响的作家和剧作家数不胜数，有瑞典的斯特林堡，美国的尤金·奥尼尔，英国的萧伯纳，爱尔兰的乔伊斯、贝克特，德国的豪普特曼等等。

中国则更甚，他几乎影响了中国戏剧界的半个世纪。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戏剧的萌芽，就是因为引进了易卜生。曹禺的《雷雨》，正是受了易卜生的《群鬼》的影响创作而成。

挪威政府希望借此管理易卜生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奖，在国际上推广这位挪威最杰出的艺术家以及他的作品。

作为世界戏剧史上的关键人物，易卜生那些关注现实问题和人类社会问题的戏剧作品，在快速变化的当代社会中，依然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而“易卜生奖学金”正是希望通过项目资助，鼓励创新性作品、当代文本，并让世界再度认识到易卜生对世界戏剧无比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力。

2019年，易卜生奖收到了来自60个国家的149个申请。最后有5个项目获得了“奖学金”的资助。几乎涉及了全世界各大洲不同地区面临的当下议题。

这其中，来自印度的项目,《由<人民公敌>第四幕引发的声音》，通过易卜生著名的作品《人民公敌》第四幕，来为印度班加罗尔少数民族发声，并希望为他们建立身份认同和信心。

奖学金获得者Surendranat毕业于印度国立戏剧学院，是一位作家和导演。这部作品根据他所在的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邦的实际情况进行改编，并根据该地区的语言“Jana Shatru”命名。由于印度社会的宗教团体千差万别，这个项目也希望通过巡演，在演出同时引发讨论，能够引起人们对个体和个性的重视。

来自法国的项目《易卜生·终局》，则源自易卜生最后一部戏剧作品《当我们死人醒来时》（When We Dead Dead Awaken）。易卜生在一种祥和的氛围中，通过主角鲁贝克（Rubek）和艾琳（Irene）描绘危机社会，揭示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崩溃迹象，以及最后仅存的价值观是财富和荣耀。而在法国的这个创作团队申请的项目中，他们关注并调查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对社会和政治影响的背景。

法国的艺术家们计划创作一部结合易卜生戏剧和纪录片元素的戏剧，一部在视频、访谈和现场表演之间建立对话的戏剧。自2018年12月起，创作者们就开始从法国城市街头收集视觉资料。纪录片视频是对这段时间“黄背心”运动的见证，同时也接受了不同社会背景人士的采访，这些人目睹了法国今年的社会抗议活动。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培尔金特集群》，是一个亚洲合作项目，来自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和斯里兰卡等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共同从易卜生（Henrik Ibsen）的著名诗剧《培尔金特》的第四幕和第五幕出发，一起创作这样一部跨文化的作品。

这部作品采用了集体创作方法，结合艺术家们的个人故事和所涉及城市的背景，各自并最终集体上演众多“培尔金特”式的人生故事。

寻找着许许多多的“培尔金特”，他们是全球的“流浪者”，始终在路上寻找、漂泊，跨越边境，并最终回到自己出生地。

黎巴嫩戏剧艺术家克莱斯泰尔·科德（ChrystèleKhodr）的项目《阿勒颇的伪装者》，将易卜生早期的戏剧作品《伪装者》和阿勒颇发生的真实事件放在一起，作品讲述了在叙利亚战争的头几年，一个在阿勒颇成立的业余戏剧团体的故事，提出了有关当代战争和艺术之间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关于戏剧在战争时期的存在价值，也为中东地区持续的危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移民问题。

当然，另一个获奖项目，就是来自中国的《SHENG女之家》。

领取获奖证书

在为期两天的“易卜生奖节”上，这五个获得易卜生奖学金项目的团队都来到了希恩，在参加颁奖典礼的同时，也通过演讲等形式，向所有人介绍了他们的项目。

颁奖同时，这个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过去两年获奖作品的“汇报”演出。和2019年获得资助的项目一样，2017年的获奖项目同样是对世界问题的戏剧探讨。在易卜生剧院的舞台上，这些项目多以片段演出，但呈现出极其多元和当代的面貌，很多作品都和观众有着强烈的互动，包括让观众现场回答问题，参与讨论。

以戏剧介入社会现实，成为“易卜生奖节”极为鲜明的特质。在这个戏剧节上，演出和交流并重，讨论和思考戏剧的价值，似乎成为比表演更重要的部分。

事实上，在这个侧重实验、当代和现实的“易卜生奖学金”之外，同在2007年设立的“国际易卜生奖 ”(International Ibsen Award)则是面对大师的。

“国际易卜生奖” 最新的奖金金额为250万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181万元），旨在表彰对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

迄今为止，一共有5位戏剧人获得“国际易卜生奖”，包括导演大师彼得·布鲁克，法国戏剧大师阿丽亚娜姆·努什金，挪威享誉世界的当代剧作家约恩·福瑟，德国戏剧导演、作曲家汉纳·郭贝尔，以及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今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巨匠之一彼得·汉德克。

这些人无不是在当代世界戏剧领域大师级的人物。而这个奖项也已经被认为是欧洲范围最具有影响力的戏剧奖之一。

无论是获得 “国际易卜生奖”的戏剧大师们，还是“易卜生奖学金”这些代表着实验、当代、创新的被资助者们，其实都是主办方希冀中易卜生戏剧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关注人民公园相亲角的《SHENG女之家》，首次进入了易卜生奖的视野

今年，第一次有来自中国的项目获得了“易卜生奖学金” 的资助。《SHENG女之家》，一个关于婚姻、家庭和自我的集体编创项目。

剧组创作中

作品的创作者主要是四个定居上海的年轻女性，郭阳阳、李雅（Lelia）、林翠西、吕雨舟（Selena），他们有着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但目前都定居上海，且做着和戏剧相关的工作，并且，全部都在“适婚年龄”。

四个姑娘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多元”到让人惊叹。

郭阳阳是美籍华裔，很小就去了美国，她本科学的是经济学，之后去华尔街工作了很多年。虽然依然中文流利，但本质上，她受到的教育和很多价值观却非常“美国”，独立、效率至上。然而，她的父母和家庭观念却又很“中国”，按照她的话，甚至很“东北的”。

李雅则是个美国和埃及的“混血儿”，她从小生活在埃及，后来移居去美国，她喜欢在世界各地跨文化语境下游走和生活，因为曾在剧场工作过，又希望进一步实践跨文化的戏剧，她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而在此之前，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林翠西和吕雨舟都从小生活在中国，翠西本科学的是数学，吕雨舟则是心理学专业。但两人之后又都留学去了英国，读了和此前专业毫无关系的戏剧专业。在上海定居的这两年，她们一起做了一个“老妖精”的创作团体，此前已经在上海明当代美术馆有过自己的演出季，2018年的时候，还受邀去了乌镇戏剧节上演出。

虽然四个年轻女性有着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以及价值观，但却在某些方面有着非常相似的共同点： 比如未婚，比如被催婚。

对于婚姻、家庭，女性的自我存在，她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想法。

创作最初缘起于郭阳阳和李雅在上戏一起读戏剧时的一次作业，在读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中国文学家胡适的《终身大事》后，两人决定做一部戏剧，但最初的构思，还是比较传统的戏剧。

直到制作人丰翼的参与和介入，翠西和Selena受邀加入，这部作品，开始慢慢呈现出一种当代实验的面貌。

调研、采访、文本资料的收集，成为了剧组的首要工作。

上海人民公园的婚姻市场，成为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素材来源。除了考察采访，翠西还在这里偶遇了一次真的“相亲”。

她们也尝试采访各种女性，做工作坊，内容是“剩女的剩菜工作坊”，参与者用一盘创意剩菜，表达对婚姻的真实看法，对于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记忆，以及围绕婚姻话题展开的焦虑。

她们还各种研究阅读，其中包括各种关于婚姻和女性的资料，甚至也读了鲁迅，距离他写《娜拉出走之后》已经将近100年了，但姑娘们却发现，现在读来，鲁迅说的每一句话似乎依旧是百分百正确的。

因为是集体创作，四个主创在一起即兴创作、深度讨论，共同试错。虽然这个没有“核心”的创作方式有些痛苦，但最终，她们决定这也是一个阅读彼此、阅读表演，甚至去阅读错误与失误的过程，最后作品中很多关键瞬间都来自于这样的彼此之间来往的过程。

最后的作品，很像是四个当代女性的在面对各自人生经验后的宣言，而每个人的角度都很不同。

林翠西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名“催婚”的深度受害者，她在作品里，决定去直面不同代际的女性眼中的婚姻。因为做这个戏，她采访自己的外婆和妈妈几次，总共加起来有快十个小时。

“这十个小时里，有很多混乱的东西被厘清了，紧绷的东西被软化了，因为有一种更深的理解被建立起来了。一代一代人渴求的东西本质上是很相似的。也因为这十个小时，我开始看到婚姻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婚姻在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的时候是那样的，那么它在这个外卖、快递、共享经济的时代可以变成什么样？”

吕雨舟在这个项目里的核心课题则是关于“女性真正的独立和独身的可能性”。“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大家庭、笃信和很需要爱的关系的人，但我在近三年强烈地开始怀疑和排斥亲密关系，所以我尝试一个人生活。”

郭阳阳希望探索的主题是：婚姻和自我实现的关系。排练的时候有一个练习：她站在房间正中，其他三个人不停地轮流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个问答过程中，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自己也许我并不想花很多宝贵的时间去寻找‘他’，但却很确定自己想要孩子。能不能找到适合我的人生伴侣、能不能结婚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能不能传承是我完全可以控制的。女性达到一定的经济自由时，婚姻就不再是我们唯一的自我实现的渠道。”

而对于曾经有过一次婚姻经历的李雅来说，“离婚”这个标签曾经确实很吓人，但现在，却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她的控制力，因为生活中遇到太多依然在继续并且充实生活的离婚者。“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试图理解婚姻，和其对我的影响，在不同人生阶段，我对婚姻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两极的，从‘婚姻对我完全没有吸引力，完全没必要’，到‘婚姻是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分子单位，我应该参与其中’。创作这个作品可以说是这个漫长理解过程的一部分。”

不过，作为一个剧场作品，四位主创希望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依然能有一种属于艺术的美感，引发情感上的共鸣。也因此，装置、充满噪音感的现场音乐、观众互动，都成为了演出的组成部分。

最终，所有堆积如山的调研素材，在最后的演出中，只用到了的5%。

现场的观众很投入地观看参与了两场演出。而特地从挪威赶来上海观看首演的易卜生奖负责人Hilde，则从另一个文化视角看了这部作品。

她说，作品里最让她感到有力量的是：舞台上四个女孩的集体存在，以及她们大胆分享的四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和观点。

“她们的故事以有力的方式相互补充，从我的角度来看，每个观众都可以在叙事和冲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这场表演也似乎能让她们理解，为什么婚姻制度在当代中国仍然如此重要，作品里关于婚姻制度、性别平等、代际沟通的很多问题，对整个当代世界都是重要的。”

从易卜生的时代到如今存在“剩女”的时代，女性和婚姻，始终是一个热门的议题。而《SHENG女之家》用一种不限于演出的方式参与了这个极为现实的议题。它是一部戏剧，却也不仅是戏剧。如同主创们的希望，也是易卜生奖学金的初衷，它应该带来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而不是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