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从电影到原著的……爱尔兰人

李公明

2020-03-12 10:5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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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人》(刘建周、王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
看完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爱尔兰人》(The Irishman ,2019)之后,想到这部影片竟然在奥斯卡空手而归,实在心有不忍。编剧是查尔斯·勃兰特和斯蒂文·泽里安,前者是《我听说你是漆房子的》的作者,电影就是根据该书改编的。主演是罗伯特·德尼罗、阿尔·帕西诺 和乔·佩西,加上马丁自己,一群老人家,有一种要让人想到“天鹅之歌”的节奏。一部关于犯罪黑帮的传奇故事,二战老兵、杀手、骗子、工会领袖、社会网络、主流政治、美国历史上最轰动的疑案,几乎所有与阴谋、暴力、悬疑、悲欢有关的戏剧性元素都天生具备。但这些都不是它真正要讲述的故事。它不是《教父》的升级版,而是一部关于美国的另类史诗,以及江湖激流中的人生悲歌。无论曾经如何辉煌,总是岁月无情的悲凉。但是只有这样的一群老家伙,才能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配着旁白演绎出岁月与死亡的全部秘密;也只有在这群老家伙的身上,才能串得起二战硝烟、黑手党理发店暗杀、猪湾事件、导弹危机、 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霍法失踪、科索沃战争等历史画面。无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对他们来讲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命运都不曾妥协,最后仍然能够相信自己。在影片最后,希兰亲自为自己选定了一具绿色的棺材,然后要牧师离开的时候不要把门关上——在对死亡的凝视之后,仍然不屈服于它的降临。
在2019年的电影《爱尔兰人》强势登陆之前的十几年,查尔斯·勃兰特(Charles Brandt)的《我听说你是漆房子的》(2004年)就出版了。原书名是“I heard you paint houses”,一句黑帮的黑话,意为“杀人时血溅墙壁”;回答是“I do my own carpentry work, too.”(我也会做木匠活),意即“包办棺材,尸体处理都不用你担心”。电影里希兰在电话中就是这样回答霍法的,我相信这是所有关于杀人的黑话中最完美的隐喻。中译本书名改为《爱尔兰人》(刘建周、王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不知是否受了电影片名的影响。“爱尔兰人”的确是该书主角身上的突出主题,爱尔兰人弗兰克·希兰如何从二战中的一名美国士兵成为卡车司机、黑帮杀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爱尔兰人作为一个族群在美国社会和黑帮时代中的际遇。十九世纪中期大批爱尔兰人因饥荒而移民美国,从下层打拼到很快在政治上取得地位,美国的爱尔兰人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爱尔兰人的美国史。肯尼迪总统是爱尔兰人,美国很多工会的领导人是爱尔兰人,书中和电影里都讲到肯尼迪家族和工会、黑帮有复杂的关系。
该书作者查尔斯·勃兰特曾担任特拉华州凶杀案检察官及首席副检察官,1976年起担任律师,也曾担任特拉华州出庭辩护律师协会主席,对于如何交叉质询、如何和证人合作等问题发表过公开演讲。他花了四年时间持续采访弗兰克·希兰,他在“序言”中说:“我过去曾是凶杀和死刑检察官、交叉讯问专业的讲师以及审讯专业的学生,并撰写过数篇关于美国高院忏悔排除规则的文章。我将这些经验都运用到了采访过程中。有一次,希兰对我说:‘你比我遇到的任何警察都更难对付’。”(第4页)记得在影片中也有这句话。勃兰特完成了数百个小时的采访,查阅无数档案资料(联邦调查局于2002年4月向密歇根地方检察官移交了一万六千页的卷宗),还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当年各种案件的现场搜集资料,会见希兰的律师、家人和朋友,尽可能地还原了这个爱尔兰人的一生。用作者的话说:“这个机智的爱尔兰人成长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在大萧条期间度过艰苦的童年;他也是一个在二战中经历战争考验的英雄;一个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IBT)的高层;一个被鲁迪·朱利安尼在反黑法(RICO)诉讼中断言与黑帮执行委员会‘联手行动’的人,是朱利安尼所掌握的二十六个黑帮匪首名单中仅有的两个非意大利人之一。……他还是一个被定罪的重刑犯,黑帮杀手,一个敢作敢当的传奇的家伙;一个膝下有四个女儿的父亲,一个深受爱戴的外祖父。”(“序言”,第6页)应该补充的是,当年的卡车司机希兰因机缘巧合而成为黑帮首领拉塞尔·布法里诺的亲信,并结识了美国运输工会会长吉米·霍法;1975年7月30日吉米·霍法离奇失踪,FBI调查多年仍无法结案,成为美国数十年最大的悬案之一。一直以来,所有关于这个案件的调查和严肃研究最后都认为这是由拉塞尔·布法里诺策划、由弗兰克·希兰执行的谋杀案,希兰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和导师。勃兰特在序言中列举了这些调查和研究中的成果,其中包括调查记者丹·莫尔德撰写的《霍法战争》、法庭电视频道的创始人斯蒂文·布里尔执笔的《美国运输工会》和以及亚瑟·斯隆教授的《霍法》。
但无论如何,我相信最重要的还是这部《我听说你是漆房子的》,因为最后还是在勃兰特对希兰的采访中才证实了希兰是谋杀霍法的凶手,因为只有一直独立追查该案的勃兰特才是弗兰克·希兰离世前唯一愿意吐露心声的对象,他希望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获得灵魂的救赎。另外,勃兰特不仅以他的专业素养和技巧完成了这项艰难的工作,而且在整个艰巨的采访过程中极力保护希兰的权利,以防他的话构成法律认可的呈堂证供,更以他的“同情之了解”叙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人生故事。整个采访与写作过程的结局不仅是令人满意的,而且令人感动:本书完稿后得到弗兰克·希兰的通读和完全认可,他面对摄像机把书稿举在胸前承认了书中讲述的一切,尤其是他在1975年7月30日吉米·霍法失踪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序言”,第5—6页)有一个问题是,勃兰特的采访为什么能取得成功?除了在与希兰交往的过程中取得他的信任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坚信一位凶手案侦探前辈传授给他的信念:犯人都有向权威人士坦白的潜在欲望。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他的确把这看作是要想取得审讯成功第一条法则,就是坚信受审对象真心想坦白,即使当他矢口否认和撒谎时也不例外。希兰就是这种情况,他身上的某一部分想一吐为快,即便在他矢口否认、编造谎言的时候。(“序言”,第5页)这种信念的理由很难证实,但是勃兰特还是力图从人性的角度予以解释。“作为一名对黑白两道都有过接触的刑法从业者,就像几千年里的那些前辈那样,渐渐领悟到良知——宗教、十二步计划和精神病专家所看顾,也被莎士比亚这样的艺术家戏剧化了——是人类本性的一种要素。但无论怎样,良知始终隐藏在人类的心中,等待着有朝一日破壳而出。”当然,他也有清醒的理性认识:“必须清楚的是,杀人犯主动表达希望告解的欲望时,这仅仅是他内心和灵魂的意愿。身体中的细胞可不是这么想的。这是因为最终锒铛入狱或者被绑在医院轮床上的是身体而不是灵魂。所以,一个具有负罪感的人,其内心往往同时经历着两种相反力量的牵制。”(364页)究竟应如何在采访中把握机遇、冲破约束着对方内心的硬壳,作者也提供了一些有启发性的建议,比如在犯人面前刻意保持沉默,在对话中则要不断找话题让对方说话、不能给他停顿和思考的时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他说的学会倾听:“我时常在课堂上向警察们灌输EFW,意思就是‘每个字都很关键’(Every F'ing Wordcounts)。所以,一定要竖起耳朵学会倾听。”(375页)
“一路走来,又有谁知道我是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21页)一个冷血的黑帮杀手不是天生的。希兰和那些在布鲁克林、底特律和芝加哥长大、从小就受到黑帮生活的耳濡目染的意大利年轻人不同,他出生在费城一个虔诚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十七岁在演唱团干活的时候被两位欲火中烧的脱衣舞娘开启了他的性启蒙,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无知;接下来就是二战期间在欧洲经历的残酷战斗,“在战场上,你失去了基本的道德操守,按照个人的意志行事。你披上了一层硬硬的外壳,仿佛时刻都冒着枪林弹雨,经历着生命中从未有过的恐惧。你必须完成一些任务,即使是有违个人的意愿,也没得选择。久而久之,你就麻木了,就如同是哪儿痒挠哪儿那么简单。”; “‘听天由命’就成了我的座右铭。我连战争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我对一切就这么释然了。”(57—58页)勃兰特认为冷血杀手——这个“漆房子”的人从战场回来后曾先后杀死了二十多个人——就是这样炼成的,“长期不懈的战斗造就了希兰冷血杀手的秉性。日复一日的激战以及对生死的不确定影响了希兰的后半生。”(39页)在影片中有极为残酷的一幕,希兰拿着枪强迫两个战俘自掘坟墓,然后平静地开枪射杀他们。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后来命运的预兆,正是他的冷血与残酷使他走上一条不归之路。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到了生命的尽头,希兰在女儿安排下见了海尔杜佛主教,“谈了我的人生,他宽恕了我所犯过的罪。我买了一只绿色的灵柩,我的女儿为我在天主教墓园买了块墓穴。我的这几个女儿感到非常的欣慰。……我在疗养院有间小房间。我的门始终都是敞开的。关上门的感觉让我难以忍受。”(307页)最后这句话也是电影的最后一幕,感人至深。
在希兰的人生故事之外,更为波澜壮阔的景观是美国的黑帮社会与工会运动。美国的黑帮社会在1957年成为联邦调查局再也无法轻视的严重问题,他们在全国各地占据地盘,谋杀、贩毒、组织卖淫、拦路抢劫。工会运动也是在战后风起云涌,吉米·霍法在五十年代是全国最有权势的劳工领袖,劳资双方的斗争极为复杂、激烈。大小企业不惜雇用暴徒打压、残害罢工者和工会组织者,警察要么袖手旁观,要么帮着破坏罢工。霍法说:“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是难以形容密歇根州,尤其是底特律所发生的静坐罢工、暴乱和殴打是何等惨烈。”但是另一方面,工会组织也时常雇用打手,不惜使用爆炸、纵火、殴打和谋杀等恐怖手段;吉米·霍法信奉的哲学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约翰·L·麦克莱伦参议员认为霍法领导下的运输工会是“美国的强权组织,其所拥有的权力比人民、比政府大得多”。(101页) 而作为统治阶级的肯尼迪兄弟打击黑帮与工会运动的真实原因恐怕更为暗黑,他们与黑帮本来就有复杂关系,反过来就急于割席,对工会运动更是恨之入骨,所有表面上的政治关怀无非都是对自身既得利益的关怀。
对于这部书的性质,勃兰特认为是一部犯罪故事,但不是小说,因为它基于对弗兰克·希兰的单独采访的实录,有录音为证。书中全部文字分为三部分,一是弗兰克·希兰的访谈录音文稿,特大的双引号标注出来;二是作者撰写的部分,是对相关历史背景、人物、事件以及各种关键细节的补充论述;三是有一百多页篇幅的两份“后记”,谈了自从2004年该书出版后各界的反应,尤其重要的是当事人的家属、在世的知情人和曾经研究过书中所涉及案件的学者,作者与他们就书中各种问题的交流。(中译本依据的是2005年的版本)令作者最后感到放心和值得自豪的是,“弗兰克·希兰的每一份重要的供词都得到了证实:盖洛枪击案被《纽约时报》的目击证人和情报员乔·科菲证实;霍法一案被弗兰克·帕夫利科和比利·德埃利亚以及联邦调查局为我的录音带发的传票所证实;还有‘达拉斯事件’是黑手党委员会的阴谋最终被在特克萨卡纳监狱服刑的卡洛斯·马塞洛以及代表吉诺维斯家族参与此事件的汤尼·普罗文扎诺证实。”(418页)当然,我仍然不能完全放下戒心,因为无论如何这几百小时的录音都只是一个黑帮大佬的一面之词,即便真的“每一份重要的证词都得到了证实”,是否还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证词尚待证实?那些被2005年所知道的材料所证实的重要供词到今天是否仍然能经受不断被发掘的材料的考验?这些都有待作者继续回答。
无论从叙事框架或文学形式来看,该书都是在人物故事、新闻纪实、社会史研究和文学描写之间的交织之中的成功典范。这使我想起“Literary Journalism”这个概念,美国学者约翰·C·哈索克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叙事形式”,意思是以文学形式完成的纪实叙事。(见其《美国文学新闻史:一种现代叙事形式的兴起》,李梅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与我们过去熟悉的“报告文学”有点类似,但是在叙事范式和文学性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这种现代叙事形式出现于十九世纪后期,在二十世纪以后迅速发展,但是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却长期未受重视。许多人把客观纪实与文学性、主观性截然对立,实质上在客观真相与人类的主体意识之间并不存在仅仅是由叙事形式所决定的鸿沟。如同哈索克所言,美国叙事性文学新闻正是努力通过作者的主观参与引领读者进入非虚构的故事之中,缩小主客观之间的认知鸿沟。(参见该书“结语”,239—240页)勃兰特这本书一方面很多真材实料的干货,另一方面并不隐瞒自己的主观情感:“因为弗兰克·希兰复杂的一生充满着积极向上的动人时刻,他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力杀敌;他对自己的孩子和亲人疼爱有加。作为护柩者,我抬着覆盖着美国国旗的绿色灵柩,送这个爱尔兰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迈向了最终的安息地。”(第7页)在全书正文的最后一页,他脑海里出现的是弗兰克·希兰从空中向他微笑的画面。(418页)我对此不难理解,但我更愿意思考的问题是,他的坦白、忏悔与冥冥之中的历史真相是否还有距离?历史的教科书应该如何书写这些爱尔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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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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