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法国大革命的“厌女症”

自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被以“人民公敌”的罪名判处死刑，关于这位“断头王后”的著作汗牛充栋，然而关于她审判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德·瓦雷基耶尔的近著《审判王后：1793年10月14-16日》在很大程度上可谓填补了这一空白。

对王后之死，革命者无不拍手称快，而一班文人雅士却为之痛心疾首。英国著名作家霍拉斯·沃尔波尔盛赞王后“亭亭玉立时，她是美的塑像；翩翩起舞时，她是优雅的化身”。言下之意，不胜唏嘘。埃德蒙·伯克在《法国革命论》中回忆：“她闪耀得像是启明星，充满生气、光辉和欢愉……那是在凡尔赛宫，她当时还是太子妃，她几乎足不点地缥缈而行，这世间肯定未曾见过更为美妙的图景。”——他的老对手托马斯·潘恩对此评价说，“（伯克）垂怜漂亮的羽毛，而忘却了濒死的鸟”。另一位浪漫派作家夏多布里昂直接宣称：“大革命通过杀死安托瓦内特，杀死了青春和美。”——从此，法国政坛唯余愈演愈烈的暴力恐怖。

为了体现大革命的民主和正义原则，审判王后的革命法庭（或称“特别刑事法庭”）包括富基耶-坦维尔等九位法官以及十五名陪审团成员，后者大多为无套裤汉，即所谓“巴黎人民”的代表——事实上在革命爆发的1789年，他们仅占巴黎总人口两千六百万的百分之五。史料证明，经过精心挑选的陪审团成员与富基耶及代理检察官都有私交。出庭的证人前后有数十名，但他们大多是警局的线人和密探——他们出庭指控，不过是“奉命行事”，正如革命法庭全体成员开庭之前已领受罗伯斯庇尔的耳提面命。同时，为防范保王派从中作梗，革命委员会宣布所有“事关重大”的审判都要秘密进行，不允许旁听。

对王后的指控主要集中在公私品行两个方面。从国家利益方面看，由于王后挥霍成性，骄奢淫逸，并对周围亲信滥施恩赏，导致国库虚空，王后由此获得“赤字夫人”的绰号——据说有证人目睹，她曾向其兄长、奥地利皇帝约瑟夫秘密汇出两亿金币。此外，她对革命极度憎恨，法庭上有证人荒唐地发誓：王后曾持手枪，伺机行刺拥护革命的奥尔良公爵（此公在革命中改姓“平等”，以示与时俱进）。由于仇视革命，幻想欧洲君主出兵围剿革命政权并解救路易十六，王后不惜出卖军事情报，目的在于颠覆革命，复辟王权。以上种种，可见王后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

从个人生活方面看，王后生性轻佻，曾在小特里亚农宫举办士民混杂的田园游嬉，并在凡尔赛行宫举行文艺复兴式的假面舞会，借机与陌生男子暗通款曲（传说王后欲壑难填，每晚至少六个男人陪侍，第二天杀掉在沸水中毁尸灭迹），“秽乱宫廷”（与一百年后中国谣传的慈禧太后的罪名相似）。不仅于此，王后与其女友波利尼亚公爵夫人形影不离，被当时流传甚广的《杜歇老爹报》指为“女同性恋”。更有甚者，还有人指控她为“狐媚惑众”，每日生食孩童（肉酱），以养童颜。所有控诉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则罪状，是她引诱八岁的儿子路易十七行“乱伦”之事——仅仅因为后者的供状中有一句：“我睡在妈妈和姑姑中间。”据历史学家考证，上述罪状大多捕风捉影，荒诞不经，王后本人也不屑于一一反驳。唯有听闻最后一条，她转身面向听众，泪流满面，说出下面一番言辞：“如果我没有回答，那是因为自然的天性拒绝回应对一位母亲作出的这种罪责。我恳请此间所有的母亲为我公断。”——据记载现场有若干妇女因同情其遭遇而哀恸昏厥。罗伯斯庇尔闻讯则将负责起诉的检察官“杜歇老爹”贬斥为“蠢货埃贝尔”。

正如1794年受审的革命领袖丹东所言，他之前想要一个政治法庭（他亲手创立了这一法庭），之后在这一法庭上，政治却要了他的命——他被禁言并迅速判处死刑，尽管缺乏任何反革命的确凿证据。同样，对王后的指控虽然条目繁多，但真正有力的罪证却少之又少。据王后身边的女仆交代，1793年国王路易十六驾崩后，王后以国王之礼对待路易十七，处处为他让路，并扶他端坐最高处——这一“证言”遂成为王后试图“复辟专制”的罪证。另外，突击搜查王后房间，发现一块饰有十字架和圣心图案的布料，是天主教在旺代集结谋反的信物，可以推断王后“亡我之心不死”。更重要的是，卫兵还发现王后妆匣中一块微型蜡质雕像，刻画的是神话人物美狄亚（美狄亚为报复伊阿宋婚内出轨，动手将一双亲生儿女杀死）。由此王后亦被认定为类乎美狄亚的“邪恶女妖”，祸国殃民，罪无可赦。10月16日，她被宣判为“法国人民的公敌”，立即执行死刑。

根据本书作者瓦雷基耶尔的研究，王后在身为“太子妃”时期（路易十五当政）生活的确奢靡，但在四个子女相继出生后，个人生活“颇为节俭”。而路易十六最后几年的财政危机主要是因为法国不遗余力地支持美国革命，以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为例，当年援外的份额占总支出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一——国库亏空显然不应由王后买单。此外，真正对王后声誉造成致命打击的是举世震惊的“钻石项链”事件。尽管法院判决本案两位主要当事人罗昂主教和沃卢瓦夫人罪名成立，可社会舆论却坚信罗昂被冤枉而沃卢瓦夫人是为王后顶罪（沃卢瓦夫人逃到英国后对王后大肆诽谤），安托瓦内特乃由之前万人争睹的“洛可可王后”一变而为法国人心目中的邪恶女人，触犯众怒。

令革命派最不能容忍的是王后的“死硬”立场。作为坚定的反革命派，她坚信国王权威不容挑战，王室尊严不容玷污。当法国陷入混乱、王室遭遇危险时，王后以一己柔弱之躯，请求境外势力（主要是奥国）武装干涉，试图力挽狂澜。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雅各宾俱乐部创始人米拉波（后来受王后感化，成为保王派）如此评价安托瓦内特：“整个凡尔赛只有（她）一个男子汉。”

研究表明，与后世一般认为王后“擅弄权术”的印象恰恰相反，至少在大革命爆发之前，王后根本无意干政。因为路易十六自幼目睹其祖父路易十五的情妇们干预朝政，对此深恶痛绝，并立下政治规矩：“不允许女性参与任何国事。”1787年，外相韦尔热纳去世，国王悲恸不已——自路易十三以来的权相体制由此瓦解。内阁大臣走马轮换，而内政外交之困境并无好转，国王深陷抑郁——“我知道别人说我优柔寡断软弱无能，但此前从未有人面临过如此困境。”与国王的仁慈善良、近乎麻木不同，王后“意志强劲、决断迅速”。准确地说，是大革命爆发促使王后走上权力舞台——在国王放弃权力之时。她开始掌握秘密资金，尝试建立欧洲谍报网，并学会使用密码与外交官联络。王后之“干政”，并非出于喜好，亦非牺牲精神。照著名传记作家斯特凡·茨威格的说法，“既出于自保本能，也是王家义务”——毕竟“君权神授”是她终身不渝的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当革命法庭指控她在凡尔赛宫狂欢践踏革命军三色帽徽时，法庭庭长埃尔芒的判词是她利用“性身”，与政客私通、勾搭，从事有损于政身国体（body politic）的勾当。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一书中，林·亨特据此做出论断：大革命仇视女性，乃是将旧时代社会问题统统归结于红颜祸水——国王的“情妇干政”导致国运衰亡，妇女团体则被诋为“泼妇军”和“良家妇女的瘟疫”（后来干脆宣布所有妇女组织皆为非法）。林·亨特发现在革命者对安托瓦内特的指控中包含着一条重要的罪名，即教唆国王如何伪装。从这个角度看，女性的特征与共和派的美德无疑互不相容（狄更斯笔下的织衣妇德法日太太便是仇恨与恶毒的化身），因此女性必须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可见，上述种种指控恰好反映出革命者对作为女性的王后“侵入公共领域”的焦虑。

并非巧合的是，王后被处决两周之后，大革命中另外两位杰出女性代表罗兰夫人与奥兰普·德·古日也相继被推上断头台。她们的重大罪名之一都是“违反妇德”。1793前后，在巴黎街头涌现一百多种涉及妇女权利的小册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奥兰浦·德·古日两年前所写的《妇女与女公民的权利宣言》。这份宣言以《人权宣言》为蓝本，将《人权宣言》中宣布的各项权力逐一运用到妇女身上，号召妇女为争取自身权利而奋斗。尽管作者宣称“我们要求启蒙和工作，并不是为了侵犯男人的权威，而是为了赢得他们的尊重和获得摆脱不幸生活遭遇的手段”，但这份大胆的宣言还是触痛了革命者的神经，作者也因此（以及胆敢为路易十六辩护）被安上“煽动反革命”的罪名。

同样遭遇不幸的还有罗兰夫人。1792年6月，就任内政部部长仅三个月的罗兰先生被路易十六解除职务，原因是罗兰夫人代拟一封呈交国王的“陈情表”，因言辞激切而逢彼之怒。“陈情表”公开后，罗兰先生被视为“爱国主义的殉难者”，深孚人望，旋即东山再起。罗兰夫人的沙龙由此成为内阁的议事厅，她本人也成为吉伦特派的实际领袖。后来，雅各宾派采取恐怖手段将吉伦特派赶出议会，这群满腔热情的革命家（在马拉、丹东等人尚为保王党人之时，他们已是激进的共和派），一个个被罗伯斯庇尔先后送上断头台。

革命怎么会革到自己人头上？罗兰夫人是其中少有的觉悟者，她在狱中给罗伯斯庇尔写信说：“我知道该怎样承受一切事情，我也很清楚在每一个共和国初期，对之起作用的革命，在变革中总会选择主要的参与者作为自己的牺牲品……我写信是为了给你启迪，命运变幻无常——民众的支持也是如此。看看前代那些革命人物的命运吧——先是人民的偶像，后是人民的统治者……但他们能够阻止他们的名字遭受后代人公正的咒骂吗？”日后罗伯斯庇尔的覆亡，果如其言。

其实，在革命者眼中，临死前喊出“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罗兰夫人真正的罪状不在于鼓吹“自由宽容”或“背叛革命”，而在于她以女性之身，竟然敢于涉足政治领域，妄图凭借影子内阁“操持国柄”。这位“傲慢不可一世”的罗兰夫人，和王后一样——王室的身体与“国体”休戚相关——是擅越自然本位的“错置”（mixed being），她们侵入公共政治领域不仅引发革命者的焦虑，更令他们大为恐慌。她们被无端强加的罪名——无论是罗兰夫人的“伤风败俗”还是王后的“秽乱宫闱”，都反映出革命者对性别机制的担忧——正是这一项罪名泄露了革命者的心事：忧惧“两性疆界的瓦解”。相比于私德，女性的“僭越”更令人愤慨，人人（革命者以及旁观者）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王后等人也就顺理成章沦为“泄愤”的对象。

由此，大革命对女性的厌恶与仇恨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表面来看，自由、理性、智慧等共和国理念，通常以女性（尤其是处女）的形象加以展示，但也仅仅是借用其形象而已——正如伯克所讥讽的“大革命的口号仅仅只是口号”。何况其中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博爱”（fraternity），其本意不过是男人之间的“兄弟之爱”——与女性了无干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代社会诞育的过程中，大革命是父权（专制）向男权（民主）转变的标志。身处革命洪流和漩涡中的罗兰夫人和安托瓦内特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象征——即女性特质及女性原罪的象征。它威胁着共和国的男子气概和兄弟之爱，因此引发革命者同仇敌忾。

毋庸置疑，革命领袖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革命仇视女性的舆论导向。其中，被奉为大革命“精神导师”卢梭的观点颇具影响力。他极力批评妇女对男性领域的“僭越”破坏了两性应有的自然关系，使男人女性化，也必将使得整个社会腐化堕落。革命元勋米拉波在革命兴起之初率先发表“妇女注定主内，不应该走出家庭”的演讲，进一步为大革命歧视妇女的政策定下了基调。另一位革命“红人”塔列朗主教提交给制宪会议的一份报告则更加直截了当：“不要把我们的生活伴侣培养成对手”，因为“妇女的美德要求她们不去追求行使政治权利。难道还不明白她们柔弱的身材、文雅的性情、母性的天职必须让她们远离权力,专门照看家务吗？”与此同时，号称“不可腐蚀者”的罗伯斯庇尔则致力于打造完美无瑕的“美德共和国”——他将上述理论落实在行动中：通过不近女色（也不近人情）展示他与旧时代专制君主的本质区别。被誉为大革命“预言家”的马拉也认为“妇女不应该承担任何公共事务，而应该通过家务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夏洛特·科黛（被贬称为“老处女”）刺杀马拉事件之后，妇女对男性报复的恐惧感萦绕在革命者（及其领袖）心头，也迫使他们尽快采取革命行动消除心腹之患。

当然，革命派对妇女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当革命爆发之际，保王派反动武装尚处于强势地位，以吉伦特派为首的国民公会为扩充革命力量，对妇女进行了多方面的政治教育和动员，例如，他们授予妇女“女公民”的称号，允许她们出席旁听议会和各区大会，接纳妇女进入俱乐部等等。同时，由于大革命使法国的奢侈品制造业遭受沉重打击，传统的制造蕾丝花边、粗天鹅绒、丝锦缎带以及镶边行业等几乎全部倒闭，广大女工因此失业，衣食无着。革命者决意利用这一契机，组织诺曼和沃莱地区的蕾丝女工发起暴动。应该说，正是革命者的有意识引导使得广大妇女卷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她们也借此登上了政治舞台。

然而，在革命形势逐渐好转之后，“最厌恶女人”的雅各宾派取得最高权力，立即将他们对女性进行限权的主张付诸行动。“共和二年”（即1893年）初，国民公会通过一项法令，“禁止以任何名义建立的妇女俱乐部和妇女公众团体”。随后，国民公会又发布更为严厉的补充法令：“妇女们只有在丈夫和孩子一起出席的情况下,才能参加社会活动。”根据法令，“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在10月30日被封闭，大革命时期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从此划上句号。

针对个别公社成员的质疑，巴黎公社检察长皮埃尔·肖美特大放厥词，声称妇女参与政治活动就是泼妇上街，扰乱社会治安，必须加以严惩。巴黎《导报》则刊登了对安托瓦内特等三名妇女的判决并附加评论——她们被处决的理由很简单：身为女性而从政，是忘记/逾越了自己性别的“悖逆”之举，大逆不道，罪有应得。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恰好发生在号称最为民主的“共和元年宪法”出台之际，“人民主权”和“自由”“平等”的口号震耳欲聋——无疑是对“人权”“平等”的莫大讽刺。这一禁令的颁行无疑是法国女性的悲哀，也是法国大革命的悲哀。

瓦雷基耶尔等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表明，革命领导人一方面高喊所谓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另一方面却又将妇女视为男人的天然附属品和潜在的“敌人”。只是在与旧制度较量的过程中，他们需要妇女参与来壮大革命力量的时候，其集体“厌女症”才会稍加收敛。而一旦政权到手，伟大的革命家们则无一例外又复归为“厌女症”患者。大革命期间居留巴黎的美国驻法公使托马斯·杰弗逊对此曾做出精辟的论断：“如果没有王后，就不会发生革命。”——因为在群情激愤、波旁王朝四百年基业摇摇欲坠之际，“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性能力、生育能力和其他生理特征都成为关于性别、阶级和权力的激烈争论的借口和催化剂，动摇了旧制度，也引爆了大革命”。一言以蔽之，王后既是反动专制政权的替罪羊，也是革命恐怖暴力的牺牲品，因为“可怕的命运”使得她不幸遭逢一个亘古未见之乱世。在这个以断头台为表征的时代——照斯塔尔夫人的说法——革命者通过血腥暴力，直接将“地狱带至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