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村民办老师坚持几十年的文学梦

原创 | 文：丁冬华

一

1974年4月14号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它让我终生难忘。

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天是星期日，早上微风拂面细雨纷飞。我爹因是生产队保管员，一清早就撑着一把洋伞到队屋里去清理仓库。我娘也不在家，五天前我舅带着她去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白内障”。

我们几个孩子在家没爹娘管教，野蛮地生长，除了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外，更多的时候就是嬉闹玩耍。

为了多挣工分，早晨13岁的大弟丁敬国拿着铁耙子和篾撮箕去收猪屎。10岁的大妹丁波鸿提着一个小木桶，拿着一块蚌壳去收鸡屎。还有几个更小的弟妹起床后就在家里自由玩耍嬉闹。我是老大，就给全家人做早饭。

我在厨房里专心地做着早饭。青菜炒了一大碗，酸溜溜的盐菜炒了一大钵。锅里的饭即将开焖。但灶里的火已经熄灭，我蹲在灶口边想把火吹燃……

细雨像银丝一样从天上飘下来。我大弟冒着雨提着收来的一满撮箕猪屎，踢踏踢踏地往我家粪池处走去。只听见扑通一声响，猪屎落进了粪池里。臭烘烘的气味立即升腾起来弥漫在空中，难闻极了。不多时，一向爱计较的他匆忙走进厨房里，不耐烦地说，饭还没有熟？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我半蹲着身子正鼓起腮帮使劲往灶里吹气。听见了大弟说的话，但没有理睬他。灶里的灰纷纷升腾起来向外扬，须臾，又像雪花一样飘落在锅盖上、灶台上……突然，火猛烈地燃起来，倏倏地往外蹿，烧得我刘海儿嘶嘶作响。我迅速站起身来喘一口气，朝大弟望了一眼，没出声。但我嘴角渐渐上扬，脸上露出安慰他的笑意。同时，我心里琢磨着：饭马上就熟了。你还要计较什么？我不理踩你，看你跟谁去计较？

他站在厨房过道上，满脸不高兴，瘦小的身躯晃动了几下。接着，外面有人叫喊，丁敬国，来打陀螺！他扭头一望：原来是他的玩伴要他去打陀螺。他撒腿就往堂屋跑去，拿起鞭子和陀螺，就和他的玩伴在我家禾场里打起陀螺来。鞭儿抽得啪啪地响，陀螺打得滴溜溜地转。

我焖熟饭，迅速走到我家睡房的五屉柜旁，对着镜子梳理着秀发。抽掉发夹，头上那团沉甸甸的头发哗啦啦散开，遮住了我的背，像一匹亮闪闪的黑绸缎。我左手把头发绕过肩头，揽到胸前，右手拿起木梳，一绺绺、一节节地梳理。刚把头发梳理完，两只手抓着乌黑油亮的头发正要往后面理顺一下，突然，听到睡房窗边咔嚓一声响，我本能地扭头朝窗边一望:原来是我大弟站在那里嬉笑着拿着一根尖而长的竹签子正往睡房里丢来，竹签子像离弦的箭径直往前射。说时迟，那时快，我实在躲闪不及，竹签子不偏不倚地扎在右眼珠子上。当时，我感觉天昏地转，立即倒在了地上。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渗出来。那种刻骨铭心的疼痛既像刀子在剜肉又像万剑在穿心。那种锥心的疼痛一直向我全身蔓延直贯头顶和指尖。我在地上扭动着身子，不停翻滚，嘴巴里不住地叫喊：哎哟，我的娘！哎哟，我的娘……

（这是2018年12月作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听郝教授讲小说创意写作课后与教授、同学的合影。）

二

我是丁冬华，今年62岁。从小在农村长大，曾从事35年中小学教育工作。从小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然而，命运之神很少青睐我，让我一生在坎坷中挣扎。

我爹娘都是地道的农民，不识字。那时我国还没出台计划生育政策，爹娘一共生育了八个孩子，四个男孩四个女孩。由于家里穷，孩子生病了没钱医治，爹娘相继死去了三个子女，现在存活下来的只有五个，三个女孩两个男孩。

在我很小时，我对家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那是恰到好处。爹娘都是文盲，延续下来的家庭能不穷吗？当然，这不是我爹娘的错。是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错——不重视文化知识，不让我爹娘读书。

曾记得，我家连一张吃饭的桌子都没有，一家十口围着一口腰子形的土灶吧唧吧唧地吃着饭。灶台上就放了一碗酸盐菜，饭都是分着吃。每个人手里端着一碗红薯饭，拿着一双竹筷子，扒拉扒拉地往嘴里扒，咀嚼着红薯饭好一会儿后，再用竹筷子夹一丁点儿酸溜溜的盐菜放到饭碗里就着红薯饭吃。大孩子站在地上吃，小孩子站在椅子上吃。只有偶尔会吃点莴笋韭菜之类的新鲜蔬菜。如果我爹从南河里抓来一些鱼，一家人就能打牙祭。但这样的时候实在太少了。

一家十口就挤在一间两偏的茅草屋里，十个人共挤一间睡房。四个男孩子睡一张床，合盖一条旧被子，那床上堆满了人，像一窝肉老鼠，彼此互相挨着，翻身都难得翻过来。破旧的垫被下面铺的全是稻草。四个女孩子睡另一张床，合盖另一条破被子。破烂不堪的垫被下面铺的也是稻草。爹娘两人睡一张床，床上的铺盖行李也好不到哪里去。

娘经常向别人借钱、借米、借油。常常走几家都未必能借到。我只要看见娘沮丧着脸回来，就知道她没有借到钱。我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再说就会挨她骂。

记得我读小学一年级时，要交两块五的书费。娘先天借了三家都没借到钱。到了开学那天早上，娘噙着眼泪脸上挂着忧愁向我表达，华儿，你去跟老师说，卖了鸡蛋给他钱，要他先把书赊给你。我当时还小，也不知道教一年级的老师是谁，只知道自己很想读书。于是，我背着一个娘给我用旧衣服改制的蓝色空书包，跟着高年级学生急匆匆往学校走，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学校。我大胆走进了老师简陋办公室：十多平方米，一张木制办公桌挨墙放着，办公桌上整齐码放着两叠崭新的书。一位国字形脸庞的男老师，坐在办公桌旁正拿着钢笔低头写着字。我站在办公桌旁说：老师，卖鸡蛋了给你钱，你先把书赊给我。那男老师听后放下钢笔朝我望着，宽宽的浓眉下面闪动着一双精明、深沉的眼睛。一边嘿嘿笑一边问，你几岁了？谁叫你这样说的？我明确告诉他：6岁了。是娘叫我这样说的。那位男老师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急巴巴把名字告诉他写在一个新生报名册上。然后，他递给我两本崭新的书——语文和算术。但我拿到新书后，竟然哇哇地哭了。不知道是高兴得哭还是惭愧得哭？现在我想两者兼而有之。

穷则思变。在我很小时就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自己的穷酸相？我非常相信老师的话，老师经常在课堂上告诉我们——知识改变命运。于是，我认真读书，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学三年级学习作文，我的作文经常是班上的范文。老师越是把我的作文当范文我就越有成就感。我就越想把作文写得更好。从此，我就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那是读小学四年级时，为了让我的作文能够再一次成为班上的范文，我就经常看小人书。小人书上生动形象的细节描写深深吸引了我。《南京路上好八连》、《红日》、《钢铁红二连》、《草原小姐妹》、《优秀少先队员焦年珍》……这些小人书我都看过，里面内容我现在都记忆犹新。《草原小姐妹》里面龙梅和玉荣那种热爱集体、不怕寒冷、不怕饥饿、不怕疲劳的感人事迹至今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我家根本没钱给我买小人书。我看的小人书都是找我同学借来的。张三借一本，李四借两本，王五借三本……这样凑合着。后来，我去给一位同学还小人书，这同学要我提供另外小人书给她看。我支吾一下，说：我没有小人书，我家没钱买。她很不高兴，那你下次别找我借了。家里穷，给我的自信带来了很大损伤。从此我再也不敢向班上同学借小人书看了。在没有小人书看的日子里，我感到非常失落……

为了能有小人书看，我想尽了办法。

我试着要爹给我去小镇上租小人书来看，起先他不同意租，对着我大发牢骚，家里买盐都没钱了，还租什么小人书。你简直是睡在冰块上面唱着“雪花飘”。我也不示弱，要挟他，如果你不给我租小人书，我以后放学了就不给家里做晚饭，让你和娘干活回来吃空气。嘿嘿，这一要挟还挺灵验。翌日，我爹去小镇卖鸡就给我租来了两本小人书，一本是《小兵张嘎》，还有一本我记不清了。一分钱一本租一天。两本书一天要支付两分钱。我贪婪地读着这两本小人书，像一只饥饿的小羊闯进了嫩绿的草地。每本小人书都像一眼清泉浇灌着我生活之树茁壮成长。最后，我拿着租来的两本小人书与班上同学换书看。等到我爹第二次去小镇卖鸭子时才还书，支付了九毛八的租金。我爹回来后又找我发牢骚，那样租书划不来，不租了！我只能无奈地依着他，不租了。

（这是2019年7月作者参加第十期作家研修班学习后的留影。）

三

不多时，我就没一点儿力气了。只能躺在地上流泪，浑身冒着冷汗。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一只柔嫩的小手捂住受了伤的右眼。

家里几个弟妹都知道闯下了大祸，躲得无影无踪。唯独只有收鸡屎回来没多久的大妹，像王二小一样勇敢，往队屋屁颠屁颠地跑去，把我受伤的消息告诉我爹。

我爹得知消息后急得直跺脚，丢下活儿，锁上队屋门，就往家里啪嗒啪嗒地跑，嘴里不停地叨念着，我的天呐，这怎么得了？

生产队里的人都知道了消息，像潮水一样向我家涌来，一会儿，我家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了。大家看到我蜷缩在五屉柜旁，一个个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

我爹急遽把我从地上抱到床上来。用热毛巾给我洗了一个脸。

围观人群中有一位40多岁叫雅丽（化名）的女人一双大眼睛眨巴着，像蓄着两汪清澈湖水泛着波光。她大胆问，保管员，冬华的眼睛还看不看得见？

爹一边摇头一边说，不知道。于是，他仔细观测我右眼伤情：让我捂住左眼，他伸出几个指头让我用受了伤的右眼看，是几个指头？看不看得清楚？我用右眼费着劲儿去看，只能看到模模糊糊一片红色。爹究竟伸出了几个指头让我观察，我一概看不清楚。最后我只能有气无力地摇着头表示不知道。爹这才用手轻轻掰开我的右眼皮，近距离观察右眼的伤情……五分钟后，爹叹了一口气，对着围观的人群说，华儿的眼睛可能不行了，黑眼珠子上有一块薄薄的皮耷拉着，眼球上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坑”，整个眼球上渗出了很多殷红的血迹。

围观的人默不作声，面面相觑，一个个脸上显露出茫然的神情。

我听完爹说的话，突然感觉一阵彻骨的疼痛袭来。右眼的疼痛扩散到腮边、耳朵边、头顶上，一股一股化脓般的疼痛连成一气，似乎觉得头裂成了两半。我坚强地咬紧牙，没有流出泪来……

保管员，我们队的小木船还停在南河边，你赶紧把冬华送到医院去。生产队长催促道。

我爹支吾其词，含混躲闪。到底说了几句什么，我记不清了。

保管员，你到底什么意思？说清楚说明白一点。生产队长又说。

口袋里没钱，衣袖里耍不出官来，怎么送医院？几天前她娘去常德治“白内障”，都是孩子他舅舅带去治的。

生产队长明白了我爹的意思。连忙伸手在自己的每个口袋里掏了掏，五块、十块……各种面值的钱掏出一大把，递给我爹，你数数，反正大致的数目我心中是有的。

我爹也没数。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少钱？

爹拿到了钱，好像大臣拿到了皇帝的尚方宝剑一样。早饭都来不及吃，急忙把我背到南河边的小木船上。

雅丽给我从她家里抱来一床破旧的枣红碎花被窝铺在小木船中舱里，舱头还放了一个厚而柔软的枕头。这时的天老爷也好像在成全我——小雨停歇，天空蔚蓝，白云飘浮。被窝铺在船舱里干干索索、软软绵绵，让我感到很惬意。

爹把我从船头抱到了小船中舱里，让我静静躺下。他脱掉了自己身上一件蓝色棉袄盖在我身上。再回到船头，伸出那双粗糙的大手，抓起双桨使劲摇起船来，让小船径直朝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驶去……

雅丽站在岸边一边挥手一边说，保管员，你别急！家里的孩子我会照看好的，你尽管把冬华的眼睛治好了再回来。爹使劲摇着船，眼里噙着泪花，声音哽咽而颤抖：好……的……家里的……孩子……就……拜托……你了……

船桨激起的微波荡漾出一道道水纹向远处扩散，这才让我感觉到小船在前进，堤岸在后移。雅丽的叮嘱声，我爹的回应声，队长的催促声，再一次在我耳边回荡缭绕。我迷迷糊糊蜷缩在船舱里，但此时的我已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亲情和乡情的温暖。

四

我读初中和高中时，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各地。我所就读的学校也受到了冲击。我们每天只读半天书，多半时间都是搞勤工俭学。我们的学制也缩短了，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初中、高中都是在一所乡办中学读的。尽管这样，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文学。

这时，我过上了寄宿生生活，常常省吃俭用，一餐只吃一个白菜四两白饭，或者只吃从家里带来的酸盐菜和四两白饭。

我拿着节省下来的生活费，毫不犹豫去书摊上租长篇小说来看。《古城春色》、《欧阳海之歌》、《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这些长篇小说都是我耳熟能详的。一天中午，我面对教室窗户坐着，拿笔的手托着腮，张大的眼眶里，明亮的眸子缓慢地在《古城春色》这本小说的字里行间游动着。一会儿，我看到了好句子，先在书上做上记号，再把好句子摘抄在一个枣红色封皮的日记本上。一会儿，我伴随着小说的故事情节，情绪变化无常:时而忧时而乐，时而双眉紧蹙，时而轻松自如。我不知为这本小说里的人物流过多少泪；我也不知为这本小说里的人物发出过多少次银铃般的笑声。这本小说里的故事向我展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童话般的世界。故事的人物形象已刻入我的骨髓，对我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看完这本小说，我想：如果我能写出这么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来影响后人，那该多好！“作家”这个名字第一次烙印在我心灵深处。

因我爹娘老实巴交，又不是乡村干部，我高中毕业后回家务了三年农。

当时，生产队里劳力少，土地多，耕种不下来。队委会干部想了个办法——把土地分配给每个劳力来耕种。队长给我分了九亩旱地，要我在这九亩旱地上种棉花。包种，包锄，包肥，包捡。每天劳作下来，累得我骨头架子都散了，腰酸背痛。但是，再苦再累我也没有放弃热爱文学。一到下雨天，我就窝在家里看小说。“作家”这个闪着金光的名字，在我脑海里一次次放大。当时，我很想用当“作家”的方式来“跳农门”，可惜我苦于找不到成为作家的正确方法。真有点黔驴技穷的感觉。

看归看，写归写。虽然看小说与写小说有密切的联系。但此时的我看了那么多长篇小说，还是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作品来发表。作品还是写了不少，也投了很多地方，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再加上一天天农活干下来，要让我脱一身皮，流若干身汗。我渐渐把那个“作家”的梦想束之高阁，而且“一束”就是39年。真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这是在第十期作家研修班休会时的情景）

五

晚上七点多，爹给我办完入院手续后，背着我到达了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病房。病房不大，并排摆了三张床，我的那张挨着墙，其余两张空着没病人。地上、墙上、床上一片洁白，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爹要我躺下来盖好被。他就坐在我旁边的那张空床上。

不多久，一位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的女护士走到我床前说：丁冬华，查体温。请张开嘴！说完她右手拿起体温表甩动了几下后放进了我嘴里。她示意我放在舌子下面，抿住嘴。她做完这一切转身就走了。五分钟后，女护士又款款走到了我病床前，抽掉我嘴里的体温表，凑到眼前一看，哎哟，三十八度五。准备打吊针，把屎尿都拉净。说完她转身又走了。

我做好了打吊针的一切准备工作。第一次经历打吊针，我躺在病床上心里怦怦直跳。后来自己劝自己：眼睛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心里自然平静了许多。片刻后，那女护士推着一辆小白车慢悠悠走来。小白车上放了一些打吊针的行头和药液。到了我病床边，她迅速把三瓶无色药液挂到了输液架上，躬下身子在我右肘处绑了一根谷黄橡皮带，在一根粗大血管上抹了一些碘酒，拿出一根半寸来长的银色细针头在抹了碘酒的地方一扎一推，贴上胶布就完事了。药液沿着输液管一滴滴流进我血管里，我感觉流进来的不是药液而是一种希望。

我爹坐在那里靠着墙壁打了一会儿盹。突然站起身来说，华儿，如果这吊瓶上的药水没了，你就叫隔壁的女护士来换瓶。我去常德大饭店找你娘。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扭头就走了。

一个多小时后，爹娘果然一前一后地走进了我病房。我娘左眼打着“白补丁”，腋窝里夹着一个蓝包袱，踢踏踢踏地走到我床边，望着我哇哇大哭。我爹提醒她，不要哭！哭不起任何作用。娘没办法只能忍住哭声，但泪水还是哗啦啦地流。当时，我有一个礼拜没见到娘了，真没想到娘和我会以这种方式在医院里见面。

我吊针都没下，眼睛也很疼，自然显得很麻木。

翌日清早，我右眼肿得像一个熟桃子。伤口处一阵阵像绣花针扎得疼。我躺在病床上无奈地呻吟着。八点多，病房里来了三个医生，一身洁白的武装。打头的男医生胖乎乎的，四十多岁，头上戴着一个聚光灯。到了我床边，那男医生俯下身子，掰开我红肿的眼皮，打开聚光灯。一束白亮亮的光直射我伤口处。男医生屏住呼吸，双眼凝视着我的伤口良久。另外两个女医生也在旁边俯下身子观察伤情。五分钟后，男医生摇着头叹了一口气说，伤情很严重，已经感染了。要摘除眼球！不摘除不行吗？我爹想保住我的眼睛，生疑地问。不行。如果不摘除它将会影响左眼，甚至会使左眼也感染。接着我爹跟着医生去了他们的办公室，医生把确定了的详细诊疗方案告诉我爹。

接下来的日子，我天天发烧，迷迷糊糊躺在病床上被动接受抗感染治疗。娘左眼打着“白补丁”伺候我的吃喝拉撒

医院方面一次次催我爹续费。我爹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厚着脸皮一次又一次地去找我舅借钱。我舅是粮店职工。当时，他正在常德粮食局开会、学习。

十天后，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把我推进了手术室，摘除了我的右眼球……半个月后，我就出院了。

出院后，我右眼眶里既没有眼白也没有黑眼珠子了，成了一个“丑八怪”。不敢出门，不敢见亲戚、朋友、老师、同学。我多次用纱布和胶布把右眼包裹起来，不让别人看。此时的我15岁，正在读高二。一个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毁容了。说实在的，当时我想死的心都有。生产队里的个别人为了取乐儿，马上给我起了丁瞎子、独眼龙、边瞎子这些外号。给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还有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呼喊：丁——瞎——子——再往家里跑去躲起来。这些毛头小子显然也是为了取乐。他们在远处喊，我就在家里哭。

有一天，刘伯承元帅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刘伯承右眼被子弹打中。为了不让麻药对他产生后遗症，他要求阿大夫用免打麻药的方式给他治伤。阿大夫用锋利的手术刀给他割腐肉、挖眼球长达三小时之久。刘伯承没呻吟一声。半月后，阿大夫给他安上了假眼球。刘伯承又重跨战马，继续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我很敬佩他的顽强毅力。

打这以后，我以刘伯承为榜样顽强生活着。别人喊我外号我不理睬，也不往心里去。别人渐渐就不喊了。半年后，我爹带我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安上了假眼球。对我毁去的容貌略有弥补。

六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狠狠抓住这个“跳农门”的机会，参加了高考。高考的结果下来了，我们洞庭乡共计考上了10多个，没想到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是，我因右眼视力不合格，被大学拒之门外。

1978年2月，村里扩招两位民办老师。村干部在当时大气候影响下——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村干部把全村高中生集中起来考试，考得好的就当民办老师。我参加了村干部组织的考试，这次我光荣地当上了民办老师。一天傍晚，管教育的宋支书通知我第二天去村办中学教书。我当时兴奋得一蹦三尺高。当民办老师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之一，终于实现了，我打心眼儿里高兴。刚开始我教初一、初二两个班的数学，五块钱一月，后来提升到二十四块钱一月……不管钱的多少，我一直都很珍惜和热爱这份工作。一干就是35年，直到2013年才退休在家。

我退休后和丈夫从湖南常德来到深圳儿和媳妇的家里，帮助他们带小孩。日子还算过得滋润。可是好景不长，2016年5月28日，我丈夫因肝癌离世。我们一家人悲痛万分，似乎觉得家里的空气都是黑色的……按照他的遗愿，我把他的骨灰撒到了深圳大鹏湾这片海域。

丈夫离世后，我目光呆滞，神情木然，孤独无助，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从悲伤中走出来。有一天，我突然明白这样长期悲伤下去是不行的。我要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于是，我把自己关在睡房里不吃不喝，思考了几个严肃的人生问题：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有钱的无钱的当官的没当官的识字的不识字的……只要死了就往火葬场一送完事了。我离送去还有多久？我人生所有愿望都实现了吗？我给后人留下了一点点值得回味的东西吗？我还在这里苟延残喘些什么？一天的深刻思考使我的灵魂得到了洗涤和净化。

翌日，我好像成了另外一个人，突然萌生写小说的念头。想写就写，重拾儿时旧梦。在家写了两年，长篇小说《人在旅途》的初稿已写完。2018年12月我去中国艺术研究院旁听了郝庆军导师的小说创作课一月有余。这期间，我也交了一些短篇作品给郝教授查阅。他说我的作品有真情实感。这样更加坚定了我在文学道路上跋涉的步划。2019年7月我去河南奔流文学院学习了一周，聆听乔叶、王宏甲、王剑冰……上课。经过不断努力，我的散文作品即将在专业文学杂志发表。有这些老师的指引和作品发表的激励，我想在人生暮年继续追逐自己的文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