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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澄洁:活一回我自己——我的《中国戏曲志》编辑岁月

2020-03-20 14:0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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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出版社的老朋友,著名曲艺戏曲专家包澄洁先生,于2020年3月14日不幸离世,享年77岁。今天,我们摘录他在《曲艺、戏曲生活六十年——包澄洁自述》(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中的一段文字,以此纪念他在《中国戏曲志》编审工作中长达16年的辛勤工作,以及在中国曲艺戏曲发展事业中的重要贡献。

 

再入恭王府

 

离开了工作了28年的北京曲艺团,在这段岁月里从少年走向成年。我破釜沉舟地、没有一点遗憾地离开了,因为我还想干点儿什么。没想会创什么伟业,但相信 自己还能干点儿于己、于国家都有益的事儿,更重要的是,这回不再是为求生存而的选择,而是对未来事业所做的选择,能真正地活一回自己。 

 

1960年入恭王府,是于真团长送我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一年级旁听作曲课。26年后我再入恭王府,是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以下简称戏研所)上班了, 仍是那个老地方。我们戏研所占用的是九十九间半东北角的一层和二层,楼上楼 下差不多有10余间房子吧。我上班的《中国戏曲志》编辑部办公室在一层,占两间房,印象中1960年时这个楼下是艺术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当天还专门到楠木厅转了一下,过去是现在还是阅览室,还是那样的雄伟静谧,这也算是故地重游吧。

 

我到戏曲研究所报到了,后来才知道报错了单位。原因是在我还没报到前的一次院行政办公会上,曲艺研究所(以下简称曲艺所)所长沈彭年先生提出要我到曲艺所工作,因为曲艺所实在是缺人,而且我已参加了曲艺所项目《说唱艺术简史》的编写。对此我是完全不知道。当然戏研所早已决定我在《中国戏曲志》编辑部任音乐编辑,因在我来之前戏曲研究所音乐研究室的全班人马,何为、吴春礼、潘仲甫等几位老师和硕士毕业的张民等,都已全部加入周巍峙先生为主编的《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编辑部了,其中何为老师是常务副主编。而在《中国戏曲志》中,志略部分音乐部类又十分重要,需要一个专门的音乐编辑,音乐研究室已没有了人选,这才有了我大学同学、昆明考回来的硕士研究生、当时任《中国戏曲志》编辑部主任的薛若琳,专程到我家希望我尽快加盟的事。并说:“只要是北京市放人,随时可以报到。”为此我完全不知道有个会议决定我到曲艺所工作,进了恭王府就在戏研所报到了。后来知道此事觉得很对不起沈彭年先生。但是也好,源莉已去了曲艺所,夫妻二人在一个研究所肯定会觉得别扭。

 

戏研所就是老戏曲研究院“文革”劫后余生的大部分人马,其中有些人没有回来,我熟识的人中当初的年轻教师邓兴器调去了中国文联,曹其敏老师和文学班的苏明慈去了戏剧出版社,我们班留校的安志强去了中国戏剧家协会,邓兴器夫人罗娜辉去了影协,等等。我们那批1963年留校的同学王安奎、谭志湘、黄在敏都回来了,源莉先借调到《中国戏曲通论》编写组。再加上考研究生回来的薛若琳、我以及后来调规划办公室工作的杨秀兰等,回来的人还不算少。张庚先生(1911—2003)在我回研究院时已75岁高龄,还要为戏曲做事,很重视戏研所的重建。做事要有人,其中他更希望过去的学生们归来,他巴望戏研所的科研工作尽快进入正轨,尽可能多地找回曾在戏曲学院、戏曲研究院学习过、工作过的人回来。当时也有一批我并不太相熟的人,主要是和老薛一起毕业的那批戏剧学硕士研究生。

 

198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张庚先生(前排右三)与同学们亲切交谈

那个时候戏研所的氛围,与当时社会的氛围一样,大家都在想尽快地开始干点正事。我回去时戏研所下辖有戏曲文学研究室,沈达人老师领衔;戏曲音乐研究室,何为老师领衔;戏曲表导演研究室,黄克保老师领衔;戏曲舞台美术研究室,龚和德老师领衔;戏曲文献研究室,硕士毕业的孙崇涛领衔。还有少数民族戏曲研究室,好像是简慧老师和谭志湘在负责。在东四八条的老戏曲研究院旧楼里,一楼仍是我们巨大的图书资料室、音像资料室,四楼则是中国戏曲史陈列室,以及戏曲文物收藏室,全所人员有百余人。当时的戏研所实在是兵强马壮, 一时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一大所。当时集体大项目出版的有《中国戏曲通史》(“文革”前就已定稿),进行中的有《中国戏曲通论》,还负责编撰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的戏曲部分,以及《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全所每个人都有事做,且都不止一项。张庚、郭汉城都是副院长一级的领导,院长由文化部部长兼任。我到所里时所长余从负责统管全局,他又是《中国戏曲志》的副主编。

 

编志十六年之感想

 

《中国戏曲志》编完时间是1999年,从1983年算起30卷书稿全部出齐用了16年,对我来说得从1986年调进编辑部算起,这件事干了13年。到2002年我就退休了,也就是说我人生最成熟的年华,都用在了《中国戏曲志》的编撰上,这是我后半辈子干成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有如下感想。

用16年完成的这项工作是在一个指导思想下完成的,那就是实事求是。在编撰中我们一直在认真贯彻的就是张庚老师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经历了1949年后各项政治运动,这对我们思考、认识问题绝对是有影响的。张庚老师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就是在告诫我们要与过去的惯性思维剥离,对戏曲发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记述。一是一,二是二,不溢美,不贬损,许多事情可以用纪实的手法把事件(包括事、人、物、艺)摆在那里,由读者去做结论。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对1949年后戏曲艺术发展的记述尤其重要,以我自己在剧团工作的体会,一些事情是难于用对错来评价的。而艺术上的分歧,有许多是需要时间检验的。唯说真话,写实事,方能留下一部信史。“实事求是”在我心中绝不是个口号,而是一条要身体力行的原则。 

 

我认为,我们这个团队在张庚主编的领导下,坚持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戏曲研究院建院以来确立的研究目标,眼睛一直紧盯在戏曲舞台上。《中国戏曲志》的体例框架的制定,综述、图表、志略、传记,以及志略中开设的剧种、剧目、音乐、 表演、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轶闻传说、报刊专著、谚语口诀等等,可以说是我们根据戏曲舞台上折射出的所有相关内容,系统分析、归纳、总结 的戏曲艺术的学术分支,这就是张庚主编领导我们树立起来的中国戏曲学的全部构架,也是《中国戏曲志》编撰的学术意义。对古代戏曲,我们研究的是舞台上的各种行当,和他们的唱、念、做、打,以及演员、作家;对近现代的戏曲,我们研究的重点依然是舞台上各种行当的发展变化,和不断进化发展的唱、念、做、打,以及演员、作家。我自己的体会是,戏曲舞台永远是戏曲研究的中心。 

 

很多省、市、自治区,都有当地群众最喜欢的戏曲艺术形式,千百年来绵延不绝,这是中国戏曲之伟大。之所以伟大,因为为它是地域文化之代表,地域方言的语音声调铸就了丰富多彩的独具特色的旋律,那是乡音、乡情,戏曲是联系地域文化和地域民众的纽带。这是戏曲存在的根本原因。那么推动这个戏曲艺术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我以在曲剧团的经历认为,文化这个大市场中戏曲仅为一种,其中艺人是卖方,观众是买方,因为买方的存在,才有了卖方存在的可能,且以向买方出售产品(剧目)来求生。如果一个剧团排出的剧目没人买票 了,剧团的存在就成了问题,如果所有的剧团都卖不出票去,剧种就出现了问题, 当没有人能以此为生了,剧团剧种也就应该消亡了。但是各地的戏曲艺人,总能不避艰辛,伴随时代的变化,创造出为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以艺术站在时代的潮头,推动戏曲的发展。《中国戏曲志》记录的就是千百年来戏曲艺术的兴亡史。 

 

我有幸参加的是一个团结奋斗的团队。我们的活动经费一直相当紧张,出差以火车为主。印象里老汪在四川病重回北京乘的是飞机,大家从昆明回北京乘的是飞机,去新疆是半乘飞机。其中到新疆审稿路途太远耗时太长,经申请老薛批准从北京乘火车先到兰州,从兰州乘飞机到乌鲁木齐;归来乘飞机到兰州,再从兰州乘火车回北京。不顺利的事时有发生。如初审从乌鲁木齐返回时,飞机起飞的时间是中午13时,在乌鲁木齐午饭时间是14时,所以我们是没吃午饭登的机。等飞机起飞后, 被告知航班是按照北京时间12时安排午餐的,起飞时提供午餐时间已过,没办法, 饥肠辘辘的我们等来的只有饮料。倒霉的常丹琦要了杯咖啡空腹喝下,之后渐渐开始觉得不适,我们跟空姐要吃的东西,被告知没有。我们上飞机前都觉得飞机上应该有吃的东西,所以谁都没带。常丹琦开始抽搐,空姐说到嘉峪关有暂停,坚持一下。虽然规定不许乘客下飞机,但是允许病人下了飞机。在嘉峪关机场的一个小卖部里,俞冰买了一盒方便面,向服务员要来开水,迅速冲泡后常丹琦吃了,人渐缓, 有力气自己走了。等我们登机后,飞机再飞兰州。到兰州,打电话给规划办公室, 得到病人和陪同人员可乘飞机回京的指示,常、俞和我飞回北京,刘文峰、毕玉玲等还是乘火车原路返回。在这些年的旅行中,我们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卧铺票按年龄由下往上排,上铺永远是年龄最小的,年龄小就要辛苦一点儿。分水果等食物时,年龄小的一定多分一点儿,年龄大的就应该少吃。这是一个互相关心、团结友爱的集体,我们常说我们的小气候好,少受外界金钱至上的影响,因为我们忙的是 一项国家级的大项目,值得我们为它去奋斗。只是方便面吃够了,此后再也不想。 

 

我的这13年除了把主要精力放在审稿会、编辑加工书稿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我们每到一地,定要对当地风土人情、文物古迹认真体味,这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地艺术生成的土壤。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仅是志书编辑,更是历史的考察者。同时不只是谈书稿,更要和地方卷的专家们交朋友,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当代戏曲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研究更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人们对自己民族民间的戏曲艺术的认知。

 

《戏曲、曲艺生活六十年——包澄洁自述》

本书时间跨度自1946年至2018年,主要讲述1958年以来作者在北京曲艺团、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以及退休后的生活,其中穿插了作者与研究中国说唱艺术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学者石清照、白素贞的交往。作者从个体的角度,记录了其所亲历的北京曲艺团从民营到国营的变迁,留下了吴长宝、高玉声、许吉星、王敬葛、魏喜奎、韩德福、高元钧、良小楼、孙书筠等前辈曲艺艺人的音容、笑貌,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北京曲艺的的兴盛和衰落,鲜活地展现了那一段历史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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