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丨“黑脸包公”55岁院感医生雷小航：在武汉的55天

ICU里住进了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性新冠肺炎患者，看到临床两位病人接连去世，他使劲对着护士吼，说什么大家也不知道，年轻护士们很害怕。

雷小航走过去伸出了手，中年男性紧紧抓住她的手不放。

几番安慰过后，中年男性的情绪缓和许多，他说“那行，我不喊了”。

快出院那天，中年男性对雷小航说：“等疫情过去，我带你们去武大看美丽的樱花。”

“没问题，咱们说定了。”二人笑着拉了个勾。

从那以后，55岁的陕西首批援湖北医疗队院感医生雷小航给自己增加了一项工作：给病人做心理疏导。

但在武汉的55天，她的工作目标始终只有一个：保护医疗队医护的安全。

“你们的父母和家人不求你们大富大贵，不求你们出人头地，但一定希望你们安安全全回到他们身边。”在物资紧缺的那段时间，雷小航带着医护用无纺布剪了个洞从头上套在肩上，再拿胶布粘紧制成“防护服”。

55天，她批评过医疗队的每一位队友，领队称她是“黑脸包公”。

下为雷小航口述：

（一）队里的“黑脸包公”

在一线从事院感工作已经15年，是我们医院院感防控资历最深的人，我自信能够很好保护医疗队医护的安全。

1月22日那天下午，在医院报名支援武汉的群消息下面，我给大家留言，“你们别怕，我也会去，一定会保护你们平安回来。”

他们看到我的回复后，纷纷说道：“雷老师都去，那我们就放心了。”

走之前的晚上，儿子问：“你都多大年龄了还要去？”

我跟他说：“你别害怕，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是干啥的，肯定有能力把自己保护好，现在你妈要做的就是去保护别人。”

“晚上我跟你睡吧。”当晚已经成家的儿子破天荒对我说。

1月26日晚上10点多，武汉天河机场的风特别大，机场空荡荡的，没了往日那种灯火通明和飞机起落的繁忙，突然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下飞机后，队友都很沉闷。在等物资的时候，大家就裹着衣服站在风里，没有一个人去打破这种安静。

安顿好住宿，第二天我们便在驻地开始院感防护内容的紧急培训。

除了要培训在医院污染区内怎样做好个人防护，还要强调如何在驻地酒店保证清洁，不能让大本营出现风险。

培训第一天，大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光一个生活流程的环节，我就要说很多遍，所有细节必须讲到。

“雷老师，我把鞋放这还是放那？”“我进房间能不能先走这边再走到那边？”培训过程中大家提出各种问题，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必须要让所有人的想法保持统一，否则就容易乱套。

就拿脱外套的流程来说，不是像寻常那样随便拎个袖子脱下，而是一定要先拉开衣襟，从里向外脱，把外套脱在背后以后，两只手拿着袖子翻在外头，然后把衣服挂到衣架上，再做清洁处理工作。

“你们重点不要看我如何穿，要看的是我如何脱，我脱的时候有没有脱干净？”在给队员讲解院感防控注意事项时，我无意中说的这句话把他们逗笑了。

“细节决定安危”，我一直觉得这句话很适用于院感工作。脱防护装备的每个细节，什么时候开始卷衣服？卷到什么样的程度？哪个位置去翻手腕？都至关重要。

即便像很常见的手消毒步骤，也一定要遵循洗手“7步法”，每一步都得数着“1、2.....7”，做完7个步骤，就是56秒，这样酒精消毒的效果才能达到。

从开始进行院感防控培训，到之后投入工作，每一次我都会在前一天把第二天要做的工作列出计划，记录当日大家提出的有关院感防控的问题，以及该日队员在工作中出现了哪些高风险行为。

写出来反复修订，并给队员解答，然后在手机上做成电子版发给大家，让所有队员学习掌握。因为没带电脑，随身携带的一个厚实工作笔记本，到离开武汉时也刚好写满了。

在一次大会上，我对队员们说过一句话：“你们的父母和家人不求你们大富大贵，不求你们出人头地。但一定希望你们安安全全回到他们身边。”

既然来了武汉，且不说救不救病人，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只有自身安全了才能去救人。“自己没救人却倒下了，还得别人来救你，你说是来支援还是添乱？”

我们有一位队员下楼梯时，不小心摔骨折了，这让我高度紧张。事后我在想，如果他当晚是一个人从重症病房走出的时候摔倒了怎么办？那将会影响他脱防护服，就非常容易被感染。

从那之后，我就采取硬性规定：“在工作区，必须两人同行，不得单独行动。”只要知道有医护单独行动，我肯定会骂他，“为什么要一个人？”

我批评他们的时候是很厉害的，用领队易智的话说，我是队里的“黑脸包公”。

有时他们开玩笑问我：“雷老师，你多大了？”

“16岁半，正少年呢。”

雷小航（右一）与队友看望病人 受访者提供

（二）在ICU亲身穿戴防护装备

1月28日一大早，所有队员都还在继续培训时，我们院感组5人进入受援的武汉市第九医院查看工作环境。

刚到医院门口，发现医院当时并没有做到人流、物流、车流的分离，大门口也没有任何阻挡措施。满院都是病人、家属、医护。医护有的穿着防护服，有的穿着白大褂在院子穿梭。

很多病人在院内的树上挂着吊瓶，门诊的病人和住院患者家属无差别在一起，病区楼道里挤满了加床的病人。家属陪着病人，在床边吃饭，旁边其他家属拿着84消毒液往病人身上喷。

在留观病房，地面、桌面上可见带血棉签类医疗垃圾，没有看到医护人员的清洁区，整个医院就像个污染区。医护人员戴的口罩没有密合，防护服就直接敞着、拉开着，将自己的内层衣服露在外。

当时我和他们院长交流过，他们是个二级医院，院感科没有独立，原来就1个人，要干很多事情。出现疫情后，就给院感调来2个口腔科医生，从临床调来1个护士，全院的消杀感控工作都是他们4个人做。

而医院保洁员很多都辞职了，当时只有5个人在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自己动手进行改造，对该院区域划分、控感方案流程进行再造，尽最大可能在当时条件下做得更完善。没有后勤保障人员，我们自己上，抗柜子、爬窗子、搬架子床。

首先要整出一个清洁通道，让医护有最基本的保障。大概用了两天时间，我们把全院潜在的污染区、缓冲区、清洁通道全部整理改造后，用消毒液彻底清洁消毒了一遍。

慎重起见，我们还把医院所有的窗帘全部卸下，消毒、清洁、再消毒后包装起来，以便以后处理后再利用。

在九院开展院感防控工作时，我还记得给他们的院领导发了一次火。当时我看到医院为患者准备的饮水机、微波炉清洁消毒不到位，病人家属太多，没有管理的情况下，谁都可以随时使用，这样的饮水机、微波炉就成为了了一个污染源，风险很大。

而微波炉没人管理，病人常把吃了一半的饭放进去热，这对留观区其他病人来说就是极大的感染隐患。

做完这些后，我带着九院的医护和我们的队员跟着我一遍遍走通道，熟悉完整的院感防控流程。面对紧张的队员，我跟他们说：“你们别怕，不要紧张，有风险的地方我先走，我会把风险先挡在门外，我不会让你们的安全没有保证。”

2天后，我们正式接管了九院重症医学病区，负责救治护理医院的重症、危重症病人。

开始工作那几天，我天天跟随队员进出重症病区，盯着每个队员怎么穿、脱防护装备，尤其是在ICU工作的队员。

ICU高风险操作多，风险最大。当医护人员第一次要给病人实施气管插管时，就遇到了难题：没有头套和面罩怎么办？

那时武汉的防护物资非常短缺，大家都一筹莫展。我想能否把一次性床单像给小孩做围嘴儿似的剪个小圈，然后拿胶布粘在医护人员身上？

我给ICU主任说，“你放心，我现场找材料，你就在病床前等着，我马上做好过来给你围上、包严。”我找到一块无纺布剪了个洞从他头上套在他肩上，再拿胶布帮他粘紧。这在当时条件下，已是最安全的措施。

由于气管插管喷溅多，我不放心，就一直守着他身后，看着他给病人做完插管手术，然后又亲手给他脱下最外层的防护装备。脱的过程对我来说是冒着最大的风险，因为我直接接触了被污染的防护装备外表。

到了2月下旬，我们开始有了正压头套、一次性头套、防护呼吸器。每一样装备，我都会在ICU里面试戴，从头戴到尾。要确定穿的方法，遇到意外情况如何应对，看怎样脱更安全，还要让穿戴的人舒适。然后把穿脱过程录下来，示范一遍，发在工作群里。

在九院工作期间，有支援武汉的同行问我，为什么你要天天跟班进病房？

我告诉他们，我要用我的专业知识最大程度的保护队友，为医护“守好关，把好门”。

（三）等待最终“解散”的命令

在武汉这么多天，我想过如果队友出现感染的情况怎么办，怎么让他们撤离工作环境，怎么给他们做心理疏导。

虽然我在感控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但援助任务一天不结束，队友还在病区工作，这份为他们安全担忧的压力就一直存在。“绝不能辜负家长和单位的托付，如果没能照顾好这些孩子，那我会愧疚终身。”

来武汉之前我的睡眠质量很好，来到武汉，因为有压力，我开始失眠。刚开始是吃半片药，后来就加到一片，如果不吃的话，晚上根本睡不着，脑海里就会不停地想着各种可能还会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在和家人联系时，我总是说“挺好，病人越来越少，病人能走能跑。”但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这里的重症、危重症病人是在生死边缘挣扎。尤其是看着病人在面前去世，那种打击对我精神影响很大。

记得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前一两分钟还在跟你说话，转身人就没了，当时医护用任何办法都“拉”不回他。30多岁，正是家里的顶梁柱，新冠病毒却将他无情地带走。这些会让你会觉得，人真的太渺小。

那一天，我情绪特别差，回去后洗了40多分钟热水澡。

水龙头就一直开着，我站在花洒下让热水从头浇下来。冲完躺到床上，电视里播放着不知名的音乐，我努力压抑内心的焦虑，平复心情。这种压力是不能给队员表露的，“我要让这些孩子觉得，我就是一个坚强的后盾，盾牌一定不会倒下。”

医护人员的压力要自己排解，但也要帮着病人去“消化”他们的紧张情绪。

当时ICU里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病人，看到病房挨着的两个病床病人接连去世，他的心理和精神几近崩溃。他用武汉话使劲对着护士吼，说什么大家也没听懂。护士小姑娘们很害怕。

护士告诉我后，我就走过去伸出了手，他也伸手，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我能感到这位病人的目光是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期盼。

我轻轻触摸他的手臂，使他紧绷的肌肉渐渐松弛。轻轻的说“你看他俩一个81岁，一个70多岁，你要比他俩年轻很多，两位老人都有高血压、脑血管、心脏病这类的基础病。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是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也许是合并症。你也没有这些病，会好的。”

我对他说，越吼，你的血氧压掉的越快，就越难受。吼了，医护也不明白你要干啥，就没办法给你有效的治疗，你要慢慢说，我们听明白就会更快更好的给你做护理和治疗。

他听后缓和了许多，说“那行，我不喊了”。后来他挺配合医护治疗，症状减轻后还会主动帮忙做其他患者的思想工作。大约一个礼拜以后，他从ICU转了出来，最后康复出院。

他快出院那天我去看他，他跟我说，“是不是大家都喜欢武大的樱花？等疫情过去，我带你们去武大看美丽的樱花。”实际上此前我是看过的，我说“没问题，咱们说定了。”说完，我们笑着拉了个勾。

从那以后，我就给自己增加了一份额外工作：给病人做心理疏导。

医护与病人聊聊天，病人也有一个宣泄的途径。有的病人还会跟我们小护士说，“哎，你可以叫我哥哥，但别叫叔叔！”病人起初都会害怕疾病，但最后他能理解你的时候，就会配合你的治疗护理。

日子一天天过去，从1月30日接管病区，至3月17日最后一名病人转离，50多天里，我和同事累计为117名重症、危重症病人提供护理工作，其中65名病人痊愈出院，其余则大部分转至其他定点医院。

3月20日下午，在武汉55天后，陕西首批援湖北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返回陕西。

走在路上，我问队友，回去后等到14天的医学观察结束，接到队伍“解散”的命令时，大家最想要什么？队友们异口同声的大声说：“要求来个深深的拥抱。”

同事们的要求让我有点心酸。在武汉奋战这些天，他们见到更多的是“严肃甚至苛责”的雷老师，我这个“黑脸包公”几乎把所有的队员都训斥过。此时我也激动的说“我会把你们每个人都挨个抱一遍。”

到达武汉的第二天，队员们为我举行了简单而有意义的55岁生日会，再过几年我就要退出一线工作了，我庆幸自己没有错过这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上前线的机会。

在武汉战疫的日子虽然很艰难，但是值得我永远铭刻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