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舱医院心理医生：带患者走出极端情形下的心理困境

文丨冯强

我是一名心理医生，是一名来自上海、前往武汉进行救援的心理医生，有幸和我们上海市东方医院国际应急救援队成员一起55人在疫情最艰难的时期进驻武汉，到了武汉之后才知道我们需要进驻最大的方舱医院武汉客厅。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不太清楚，需要做什么工作，我的印象是主要是呼吸的危重症病人可能需要呼吸内科的医生和急诊科医生，心理医生也许就是会诊或者给与医护进行一些心理干预。果然刚开始的时候，虽然这里是武汉最大的方舱医院，但是我们应该是比较早来的。所以要经受第一批病人的“冲击”，因为医生不够，所以我就被征召为内科医师负责收治进驻方舱的病人。很快的病人就把A厅住满了，第一次夜班就是在A厅。我觉得这次需要过的，就是自己的这一关，还记得在从上海到武汉的高铁上，乘务员告诉我们车上面有到武汉的乘客，我们感觉都很紧张，一到武汉站就觉得更加紧张 下来之后就很局促，直到一位武汉的大姐，准确的说是一个站台工作人员，热情的带着我们走到出口处，还和我们寒暄着，顿时觉得没有那么紧张了，放松下来了。

还记得我们全队坐车公交车从车站到酒店的路上，繁华的灯光和空无一人的街巷形成反差，高架上的限行杆让人更加觉得这个被封住的城市正在面临着史无前例严峻的考验。我们坐在公交车上面有点兴奋而又有点紧张，有的队员还问师傅这个公交车消毒没有，师傅会告诉我们每天都在消毒，在下车的时候，师傅还给我们举了一个躬，谢谢你们老保护武汉人民，我心理一暖，一份感动、一份责任。这个昔日熟悉，而今面临磨难的地方，我的内心很复杂。

一到这里就联系了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泌尿外科的，很好的哥们，上来就问我你专业不对口怎么来了！几分担忧，更多的是被病毒阻挡而不能相见的遗憾。对于我参加的一次最大的救援项目，当然这也是我参加救援队之后的最大的一次出征，所以还有有一定的困惑，不知道究竟如何在救援中体现自己的专业能力。所以一开始被征召为内科医师，和大家一起进仓管理病人的第一天是夜班，记得那天入仓就已经凌晨2点了，病人们都入睡了，然而需要过的是自己这关，此次疫情狙击战不同寻常，以往的救援行动是在自己没有危险或者是危险都在明处，这次不一样，病毒是一个看不见也不熟悉的敌人，我们需要身处其中预期战斗，所以首先克服的就是自己的恐惧，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传染性和致病性比较强的病毒，目前来看是主要侵蚀人们的呼吸系统，目前尚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和疫苗，加之媒体上面的各种信息，我们会产生大量的恐惧。

我花了一些时间去克服这种恐惧，我记得刚来武汉的时候，很关注疫情和病毒的信息，发现有不少关于医生和护士大无畏的抗疫精神，也有普通的老百姓温馨的言语和贴心的行动，但是同时也会有不少负面的信息，情绪会很不稳定，就像一个演员一样，有的时候痛苦流涕，有的时候愤怒无比，感觉自己成了“戏精”情绪大起大落。我决定不再“心怀天下”，不再看新闻了，也不再看电视了，一心只看“东西湖方舱”里的“街坊邻居”！在方舱内，我也努力的反思自己对于病毒的恐惧，一开始比较排斥病人，和病人保持很远的距离，并且不愿意和病人说话，总觉得病人身上的病毒会飞到或者钻进我的衣服里面。慢慢的就会觉得这个可能很可笑，尤其对于我这个“心理医生”如果不克服会与病人的恐慌和“嫌弃”，那怎么去进行谈话治疗呢！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就开始思考我们的防疫措施，比如穿脱防护服和护目镜与面屏，这个具有保障的方式是我们对付病毒很重要的措施，我们需要防的是病毒而不是病人。

很重要的一次记得是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邀请我去听的背景院感专家进行的一次院感科普，她说我们国家卫健委的防护建议是按照对医护保护的最高的标准进行的，而其实最重要的环节是手卫生和戴口罩。从那开始我觉得我的“心理障碍”就解开了。对于真枪实弹的危机干预，我真的是一个“新人”，在这方面的确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让我感觉到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我是我们医院救援队的唯一的一名心理医生，独自开展心理救援开始比较困难的，好在开始的阶段，我的导师赵旭东，和东方医院的孟馥书记，还有我们心理科主任康传媛和所有同事给了很大的支持，成立了导师后援团，给了很多的意见和支持，包括介绍记者进行采访。

我觉得和记者的交流也会有很大的收获，在交谈的时候和采访的时候都会启发我思考的一些问题，比如，在方舱医院的心理救援工作和普通的医院心理科工作的区别，就是和记者进行交流的时候，突然思考出来的，发现在方舱的工作中，更需要“主动出击”，不是仅仅在门诊那里“守株待兔”式的工作模式，而是需要联系医生、护士、社工甚至病友，去发现需要心理救援的对象，主动的进行干预。所以后来我思考出一种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所谓线下模式就是在每次舱内见病人，进行精神科会诊或者心理干预；而线上就是在微信平台或者热线电话进行心理干预和精神科会诊工作。而同时这两者是可以进行结合的，比如在方舱内就把自己的工作微信和工作电话告诉医生和护士，然后张贴在病房固定的地方，比如图书角。因为每次我们在舱内的时间是6小时，所以在我们不再舱内的时候，如果病人需要可以通过线上进行紧急的联络，同时也可以在下次入舱的时候对于需要的病人进行随访查房和干预。这样就有机的把线下心理救援和线上心理救援整合在一起了。

之后我们在成立了方舱医院心理干预小组，特别是有了国家的批文之后，我们就有了行政上面的支持，不仅我们后方的导师和医院的专家团队进行支持，而且还有武汉当地的精神卫生力量，比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以及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武汉心理医院的专家进行技术支持和指导，并且还有卫健委的专家现场指导。这些资源都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的工作形成一个机制，有了制度和技术上的支持。

从2月13日开始，我们的心理工作组成立后，基本上我们的工作模式就稳定下来了，我们3个来自不同地区的精神科医师轮流进舱。这个时候我感觉比较的舒服，因为终于可以干自己的“老本行”了，也就开始有了更多的体会，每次进舱事先都会收集很多重点病人，然后挨个逐一的干预，大多数是睡眠不佳，焦虑情绪比较明显，以及很多的不明原因的躯体症状；常见的问题是换到这个很大的“集体宿舍”睡眠不适应，记得一位女士提到自己的丈夫本来在家中隔离，自己核酸阳性，就先到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来了，它最初是想要丈夫和她一起来的，但是随后丈夫也被诊断为核酸阳性，就去了另外一家方舱医院，她说自己在家很认床的，并且很多事情都是丈夫在操心，自己现在一个人在方舱什么都不方便！在她的言语中听得出对丈夫的埋怨，更听得出夫妻感情的依赖，她是一个受宠的女人，被爱的妻子，病毒强行的把他们拆开了，这个失眠反映了她对丈夫的爱和依赖。还有就是“身体的恐慌”，记得有一位阿姨，她很不安，总是觉得自己状态不对，心脏跳得厉害，呼吸变得不通畅了，肚子也经常变得不好，吃不下饭，见到我的时候很紧张的问我，她是不是变成重整肺炎了，需要转院治疗，需要补液，不能吃的下饭，需要吃碗面条！说着就伤心的留下了泪水，马上又会问我，流眼泪会不会被感染，周围很多的重病人，是不是都很危险住在方舱里面会被交叉感染。这一连串的“十万个为什么”让我也变得紧张了起来，不断的和内科医生确认，她的状况，之后得知她的血氧和各项指标都比较稳定，就是情绪“不太稳定”，所以我确定她这些表现是焦虑的反应，这疫情点燃了她内心焦虑的火苗。

我留下了我的工作微信给她，让她不仅在每次进仓的时候都可以和我么心理医生交谈，而且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微信联系，果然这位阿姨很“热情”，经常和我微信联系，不仅和我联系，还和另外一位心理医生石医生电话联系，每次听着她一开始紧张焦虑的语气“冯医生，我怎么办，你要救救我”，到谈了之后安心的说“谢谢你了，耽误你了这么长时间，你也休息休息”，我就安心了不少。考虑到她目前的焦虑症状比较明显，不仅精神焦虑的症状，也存在躯体焦虑的症状，所以我们干预小组成员谈论后，决定给她服用抗焦虑药物。目前她已经符合出院标准出院了，在隔离点居住，尽管也有焦虑，但是我们始终保持着微信的联系，时不时的沟通她吃药后的反应以及对自己的担心，但是更多的是听她讲一讲自己之前“英雄事迹”！

还有就是一个对母子给我的印象深刻，他们是一起住进来的，住在一个舱内，也许这一点是很多病友比较羡慕的，但是他们有着自己的“担忧”，他们一家五口人全部在隔离，先后发现母亲和儿子核酸阳性，之后住在一起的还有怀孕媳妇和父亲，还有一个4岁的孙女全部要求隔离，儿媳妇需要到隔离点集中隔离，父亲在家中隔离，4岁的孙女的由大姑姑带着在酒店隔离。但是不幸的是在去隔离点的过程中，媳妇突然早产了，就紧急的住进了医院。

这对母子很紧张、很恐慌，我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位母亲，自己记得睡不着觉，也不敢给家人打电话，一提到媳妇就心慌胸闷头晕，同时也担心自己的儿子，怕自己的儿子也熬不住，这位妈妈都没有功夫担心自己，儿子也是很紧张，坐立不安，他说现在媳妇已经生了，都还平安，但是没有人照顾，只能吃方便面，这样的情形我相信谁都会坐立不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是焦虑症状，但是绝不是焦虑症，因为如果把每个人摆在这样的位置上面，我相信不会比这好很多的，所以心理救援和心理治疗的区别就是，心理救援面对的是普通人群在极端情形下的心理困境，而心理治疗是在正常环境中的异常心理状态。

所以我建议他们可以打电话，联系家人，同时联系社区和医院，看看目前的状态，因为担心的内容总是最坏的结果，也许现实情况不至于那么糟。所以鼓励这位母亲拿起电话打给自己的老公和儿媳，儿子主动去联系妻子的医院和社区。

当我第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媳妇目前还不错，在医院里面医生和护士都比较照顾，并且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送去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他们安定了许多，母亲也会告诉我她自己的担心，因为4岁的孙女一直都是跟着她一起生活的，担心她的大姑照顾不好她，并且很想念孙女。也看到了儿子在一边玩起了游戏，这时的我不会担心他会不会成为网瘾，而是为他找到了一个舒缓自己压力的方式而欣慰。在我的心理干预过程中，最令我难过的就是那些在疫情中丧亲的病友们，他们同时背负着丧亲的哀痛和病毒的折磨，真的是负重前行的人，没有理由不给他们一个抱怨的机会，一次次哭泣的释放，甚至是愤怒都情有可原，没有人能真正体会那样的感受，也许只能去努力的理解他们。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记忆很深的一句话就是，有一位在疫情中丧失了爱人的阿姨，当我问她情况的时候，她说她已经受不了了，晚上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就全是老公的事情，白天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来安慰自己，很多陌生的电话，都是好意，但是自己实在受不了一个接一个的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这个就让我重新思考，我们的工作会不会带给他们负担，也许有的人只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自己度过哀伤和痛苦，不需要过多的人打扰，我们好心的心理工作者有时候会特别看重自己的作用，认为很多人都需要自己的帮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心理的创伤就像手上面的伤口，如果不适用创可贴也会自愈的。

这也让我想起来一个女士，是她床位的医生告诉我说她刚接到爱人去世的消息，当我来到她床前的时候，她很得体和客气的告诉我谢谢我们对她的关心，称赞我们从全国各地来到武汉进行医疗支援都很不容易，这些暖暖的话语掩盖不住她的悲伤，当我问到她家里面的情况的时候，她的眼泪止不住了，我就问她是在担心家人吗？他说是的，一提到爱人的情况就很哽咽，但是当我问她爱人怎么样的时候，她只是告诉我，医生和她说他的老公病情好转了。

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问下去了，可能她不愿意继续在告诉一个陌生的医生这么悲痛的消息，可能她也不愿意把自己最悲伤的一面展现在外人面前，或者她很体贴我们不愿意在给我们增加负担了，不过到这里我就知道，目前的她也许不需要我过度的拨开她的情绪的伤口，查看她的哀痛，我询问她的睡眠和一般的情况，这也许就是当下对她比较好的支持。之后我又嘱咐她的床位医生，如果她愿意说，也许就只愿意对你说，那就是非常信任你，你就可以陪她聊一聊，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倾听她支持她。

目前我们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虽然封舱了，但是我还是继续和病友们在微信里保持联系，因为对于我们病友，结束治疗才是第一步，之后要或多或少面对生活的改变带来的压力，所以我关心的是他们今后能不能顺利的度过哀伤，会不会出现更加严重的创伤后情绪问题，比如，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们的心理救援实际上只是刚刚开始，今后一段时间依然是我们心理抗疫的重要阶段。这里我还想谈谈关于我们医护方面的心理救援，其实一开始，我认为我此次出征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医护的心理健康，然后我发现其实大家的健康是很“结实”的。虽然疫情严酷，但是我们很“专业”，我说的专业就是医生、护士们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不再那么多愁善感了，满脑子想的都是病人的事情和医疗的事情。所以医生和护士的“温情一面”总是脱掉制服的那一刻才流露。我说的就是，其实工作中我们大部分的医生和护士一旦进入方舱是不会出现“逃兵”现象的，往往都是出现了院感的风险，比如防护服破了，或者护目镜送了被强制出舱。

在工作中的医生和护士都是名副其实的战士，只有当他们回到酒店看到自己的孩子想妈妈了，看到报道自己的武汉的医生战友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看着那一位医生坚强的抽泣了一句，“我们已经尽力了”，内心脆弱的一面才尽显无疑。我一开始并不想添乱，因为医生和护士都很忙，没有时间考虑自己是不是心理健康，所以我就悄悄的呆在医生和护士的微信群里，时不时的发一些科普小文章，和科普读物，也时不时的发一下心理测量，让大家测一下、量一下。不管有没有人看，我知道一定有人会看的，主要是混一个脸熟，这样让大家知道我是做心理卫生工作的医生，这样他们如果有问题就会自己单独加我的。

就这样会有一些护士添加我，询问睡眠的问题，有些是老的问题，以前就睡眠不好，其实护士这样一个团体是需要关照的，因为他们长期倒班，并且在夜班的时候不能像医生，还有睡觉的机会，值班的护士是不能睡觉的，所以工作的性质很容易导致睡眠的问题。

有些是由于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武汉，又是一个人一间房间的隔离式居住，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呆在房间里，不能串门，没有说话的人，时间久了比较压抑，加上看到一些负面的消息，情绪变得容易波动，这个时候就建议白天尤其上午可以外出在空旷的场地进行一些活动，比如竞走或者慢跑什么的，同时也可以晒晒太阳，能够调整一下生物钟。并且适当的多和朋友或者同学什么的聊聊天，现在见不到面也是可以进行聊天的。必要的时候，也给与药物的帮助。

同时也开展了一次团体的活动，请了我们工作组的石河子大学张桂青教授给我们上海的7名队员进行了心理抗压的团体活动，在活动中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对于疫情的感受和情绪，也一起做了很多相互支持的“游戏”能够让大家释放紧张，增加凝聚力。但是如何让医护轻松的接受心理服务也是需要不断推陈出新的思考，特别是减轻大家的心理负担，因为往往接受心理服务本身也会对很多人产生压力。寓教于乐的活动和团体的活动往往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线下的方式。通过这次紧张而有充实的抗疫斗争，自己的专业被需要的自豪感，同时也深刻理解了自己的专业能够积极主动的为广大的人群创造性的提供服务，并且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对于心理工作的认可和支持使得我们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作者介绍：

冯强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