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1949年台湾如何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

台湾问题一直是引发中美两国长期严重对峙并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热点问题。在相关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尤为关注美国军事干涉台湾政策的形成问题：为何1950年初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多次公开表明台湾不在美国远东防御圈之内，但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于6月27日公开宣布通过派遣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对台湾问题进行军事干涉？对此，已有研究多遵循邹谠提出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过程”研究视角，虽在具体结论与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有以下共识：首先，倾向于将台湾问题化约为此时美国对华政策——核心问题是要不要拯救中国国民党——的一部分，由此讨论重心主要聚焦于美国如何处理败退至台湾的国民党这一政治问题；其次，在分析影响杜鲁门政府对台政策的各种因素时，聚焦于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问题展开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即以艾奇逊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政治力量与国会“中国帮（China Bloc）”及其政府内部同盟者之间的斗争；再次，倾向于将杜鲁门政府此时的对台决策加以理性化，这不仅表现为强调以艾奇逊为代表、以放弃国民党为基本立场的现实主义政治力量颇为理性外，而且表现为普遍认为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立化”台湾的行动是对冷战加剧的一种自然反应。

成为主流的上述视角固然揭示了1948年至1950年台湾问题产生过程中美国围绕对华政策所发生的激烈国内政治斗争及其巨大影响，但也因此遮蔽了其他重要问题，其中最大的不足之处是未能深入剖析杜鲁门政府究竟如何认知台湾的军事战略价值这一问题。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艾伦·怀廷（Allen Whiting）、资中筠等国内外学者已发现上述视角忽略了下述重要事实：此时杜鲁门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最为关切的是台湾对美国的负面军事战略价值，即担心台湾会成为苏联军事基地而严重威胁美国与西方在太平洋区域的战略安全。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并未充分解释杜鲁门政府为何会从1948年底开始关切台湾的负面军事战略价值，也未对负责评估此事的美国军方相关认知及其影响展开深入论述。但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来看，理解杜鲁门政府究竟如何认识台湾的战略价值这一问题却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的声明还是随后美国有关台湾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法律文件，它们所提出的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唯一理由就是台湾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区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有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和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已有研究较少关注的美国相关军事档案为基础，并综合其他历史文献，尝试解答这两个尚缺乏深入研究的问题：从1948年底到1950年9月，美国军方究竟如何认知台湾的军事战略价值？美国军方的相关认知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台军事干涉政策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

“弗里特伍德”大战计划与NSC 37系列文件的形成：美苏大战中的台湾

台湾问题首次成为杜鲁门政府高度关注的国家安全事务发生于1948年11月初。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建议，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要求负责美国军事战略谋划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下简称为“参联会”）回答这一问题：“如果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被一个受克里姆林宫领导的共产党主导政府所统治，这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何种战略意义。”从美国军事文献来看，杜鲁门政府之所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后不久就有此关切，主要是担心台湾的去向会对该政府此时首要战略任务——制定未来美苏大战计划——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自美苏于1947年进入全面冷战对抗后，如何应对可能爆发的美苏大战就成为杜鲁门政府最为关切的对外战略核心问题之一。美国虽垄断了核武器并拥有优势战略力量（主要是战略空军），但战后初期美国大裁军令其常备军力特别是陆军远落后于苏联，这令杜鲁门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为了能在决定美国命运的美苏全面战争爆发前做好战备工作，从1948年3月起，美国军方的首要战略规划任务就是完成一项以美苏可能在未来一年内爆发全面战争为前提的“近期紧急战争计划（Short-Range Emergency Plan）”，以此作为美国备战纲领并指导各大战区加快军事部署和完成战时行动预案。参联会承担这一任务的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Joint Strategic Plans Committee，简称JSPC）于1948年5月完成了代号为“曲轴（Crankshaft）”的第一个近期紧急大战计划。该计划虽因对军费的巨大需求以及陆海空三军种之间在资源配置方面分歧严重而在政府、军方与国会接连引发巨大震荡，但对其尽快加以完善是此时美国军政界的共识。就在辽沈战役开始后不久，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经过不断修改，完成了最新版近期紧急大战计划“弗里特伍德（Fleetwood）”。

参联会在制定这些近期紧急大战计划时，始终受制于美国全球防御需求巨大但美国常备军力不足这一基本矛盾。美国军方决策者决定，为占据道德优势，美国不可利用其优势战略力量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核打击，为此美军只能采取战略防御这一基本态势而坐等苏联首先发动大战。但美军必须采取的战略防御态势又产生了一个始终困扰军方领导人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在美国漫长的全球防御圈上配置极其有限的常规军力。该问题在远东战场规划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以重视欧洲战略地位的奥马尔·布雷德利（Omar Bradley）为主席的参联会认为，欧洲与中东（含近东、北非）在战略重要性上要优于远东，所以在制作大战计划时坚持美军作战与军力配置应遵守欧洲第一、中东第二、远东第三的优先次序。为此，参联会压制了麦克阿瑟关于远东战场与欧洲战场同等重要的意见，远东战区司令部制定的代号为“火药（Gunpowder）”远东战区作战计划遭到了大幅缩减。“弗里特伍德”计划规定，兵力有限的远东战区不仅在美苏大战爆发初期不会得到任何增援，美国本土的后勤支持将会削弱，其下辖的美国驻关岛海军力量也将被调走；即使在美国战略反攻阶段，其部分空军力量也会被抽走，以满足欧洲和中东战区的战略反攻需要。

正是因为美国在远东战场投放兵力不足，“弗里特伍德”计划对此时在中国内战中看似占据军事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寄予厚望。参联会预测，一旦美苏全面大战爆发，拥有优势陆军的苏联在150天内可席卷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及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而美国依靠自身海空优势（美国驻华地面部队甚至会撤出中国）和国民党地面部队，确保在远东战场完成以下两个基本战略防御任务：一是必须守住冲绳这个核心军事基地，以便美国战略空军在大战爆发后可立刻据此发动对苏联的最重要前期反击行动即战略核轰炸；二是依靠国民党军队坚守白令海—日本海—黄海（即黄河以南）这一远东（西太平洋）防御圈，为美国展开战略反攻创造便利条件。由于台湾远在该防御圈之后，所以“弗里特伍德”计划并未赋予台湾以任何军事战略价值。麦克阿瑟虽反对参联会对远东战场的忽视，但他并不重视亚洲大陆，强调美军只掌握从阿留申、琉球、前日本管辖岛屿到关岛的环岛屿链即可，特别是要守住冲绳与菲律宾的克拉克这两个核心基地，并未给予台湾以特别强调。这说明到1948年10月，美国军方并不认为台湾有何重要战略价值。

但辽沈战役所预示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黯淡前景，迫使杜鲁门政府重新审查参联会和麦克阿瑟有关远东防御圈的设想是否合理，特别是台湾在国共之间易手会对美国的远东防务产生何种影响，这正是杜鲁门政府质询台湾对美国有何战略价值的根由所在。而随后参联会与麦克阿瑟所给出的各种分析，也全部围绕这一军事战略考量展开：如果人民解放军控制台湾，会对美国既定的远东战场规划——特别是琉球和菲律宾这两个关键地点——构成何种威胁？

持欧洲第一原则的参联会在NSC 37文件（1948年12月1日）中答复了国安会的质询。参联会认为，台湾虽可作为日本的食物和其他物资供给基地以及美国的军事基地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战略价值，但最为重要的战略价值是负面性的，即不能落入苏联手中，“除非不让克里姆林宫利用台湾，否则我们预计战时敌人就有能力以利于敌而不利于我的方式控制从日本到马来亚这一重要海道，并会增强其延伸控制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的能力，而控制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将产生严重损害国家安全的战略后果”。

麦克阿瑟对参联会的看法并无异议。1948年12月7日，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参赞法耶特·J.弗莱克瑟（Fayette J.Flexer）代表国务院就台湾的军事价值问题秘密咨询麦克阿瑟时发现，“麦克阿瑟并不认为美国有必要或打算要在台湾建立基地。他的关切与国务院一样，认为应当不让俄罗斯——可能还有其他非中国的大国——在台湾建立基地或者利用岛上设施”。麦克阿瑟强调，如果苏联掌握台湾则会对冲绳构成重大威胁，“如允许不友好的大国掌握台湾，将会导致我们整个东亚防御圈的破裂。我们由冲绳构成的突击部会立刻受到持续威胁，并会变得难以防守或者危不可靠”。

尽管参联会与麦克阿瑟肯定了台湾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但杜鲁门政府的关切与军方的论证存在下列严重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杜鲁门政府的关切完全是以人民解放军夺取台湾后会将其交给苏联作为军事基地这一假设为基础，但弗莱克瑟当时就已敏锐地意识到，此假设可能只是一种错误的妄想，“同时应注意的是我们都沉湎于这一假设而不自省：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会主动邀请苏联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但这种情况真的会出现吗？”其次，正如麦克阿瑟向弗莱克瑟抱怨的那样，美军之所以感到冲绳会受到台湾的威胁，部分是由参联会自身远东政策的缺陷所致：由于参联会不愿签订对日和约并轻视远东战场建设，远东司令部不能合法、充分地开发冲绳的军事能力。再次，麦克阿瑟在此次谈话中还进一步承认，即使是从冲绳所受威胁的角度来看，台湾也并非独一无二，因为中国浙江北部也可对冲绳发动同样的空中打击。

因为都承认台湾只具有有限的负面战略价值，所以参联会与麦克阿瑟都不愿动摇美军军力配置的基本原则，即不能将宝贵的有限军力用于并不具备绝对战略价值的台湾。参联会虽未排除一旦情况有变——即美苏爆发大战——美国对台湾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但为避免动用重大军力而反对此时美国采取公开军事手段阻止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参联会的建议是仅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确保“台湾当局对美友好并排除共产党对台湾的控制”。但参联会与麦克阿瑟此时都回避了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如果非军事手段不能奏效，美国应当如何处置台湾？

中国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很快令美国军方的不军事干涉立场出现动摇。1949年1月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南下渡江并进而武力攻台的态势十分明显。此时杜鲁门政府内部出现了将美国驻青岛海军重新部署至台湾以便震慑人民解放军的建议。这无疑是1950年6月27日美国军事干涉台湾行动的最初来源，但此时遭到了国务院的反对。国务院认为当前美国“并未耗尽所有政治可能性”，并怀疑美国能否通过在台海驻军应对人民解放军。在系统表达其看法的NSC 37/1文件（1949年1月19日）中，国务院不仅未将军事震慑列为政策选项，还从政治和可行性的角度反对以下两个后来被不断提起的军事行动选项：通过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或在国民党政府垮台后，由美国根据日本投降的相关条款直接派军占领台湾；或从国民党政府那里获得美国在台治外法权和基地权。但国务院并不确定非军事手段是否奏效，所以根据其要求，国安会指令军方再次认真考虑：如果政治经济措施无效，“军方是否认为台湾对美国国家利益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准备赞成美国为阻止事态的发展而发动战争？”国务院也再次咨询了麦克阿瑟的意见。

在NSC 37/3文件（1949年2月11日）中，参联会坦承从美国全球军事战略来看，台湾并不具备冰岛那样的绝对战略重要性，因此建议即使经济和外交手段无效，美国也不宜对台湾作出任何公开军事承诺，以免不得不在台湾动用大批军队而令美国“反而不能应付其他地方出现的更重要的紧急情况”。但参联会支持被国务院否定的军事震慑措施，即在不影响美国既定的全球军力部署的前提下，仅将少量军舰停靠在台湾并进行有限的岸上活动来震慑人民解放军。不过，参联会回避了另一个随之产生的重要问题：如果军事震慑措施无效，美国应当如何行动？2月3日麦克阿瑟在接受国务院咨询时，虽坚信台湾落入人民解放军手中会成为苏联军事基地并继续抨击参联会对远东的轻视，但也未提出任何行动建议。

美国国务院也担心台湾成为苏联的军事基地，但相比军方始终无法拿出清晰可靠的具体措施，艾奇逊提出的以分裂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为目标的“楔子战略”就显得极具说服力，因为美国如果利用苏联在新疆、东北的特殊权益问题而在中苏两党之间打入楔子并令中苏分裂，则台湾必然不会成为苏联进攻美国西太平洋防御圈的军事基地。为此，国安会在1949年3月1日的NSC 37/5文件中决定不向台湾各港口派驻军舰，但也指出“本结论并未排除这一点——在台湾局势的发展证明有必要时，对这一可能的行动方针进行重新检讨”。至此，杜鲁门政府内部就对台湾问题不进行军事干涉达成暂时一致。

从“吊球”计划到NSC 37/9文件：1949年军方有条件弃台立场的确立

到1949年中，美国军方不军事干涉台湾问题的立场由于下列因素的影响而再度动摇。首先，国共内战的进展以及美国军方对未来美苏大战远东战场规划的调整，令美国军方认定台湾的军事价值有所上升。作为对“弗里特伍德”等近期紧急美苏大战计划的补充，1949年5月6日，参联会批准了下属特别委员会于4月22日完成的、以1955年美苏有可能爆发全面战争为基本设想、代号为“吊球（Dropshot）”的中长期美苏大战计划。“吊球”计划仍继续坚持美国应采取战略防御基本态势和欧洲第一这两大基本战略原则，但对远东防御圈作出了重大调整：从原来的白令海——日本海——黄海一线变成了白令海峡—日本津轻海峡（Tsugaru Strait）—日本海—中国东海—中国华南一线。这说明美国军方已根据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放弃了在未来美苏大战中依靠国民党军队守住黄河一线的想法，但依然希望国民党政府至少到1955年仍可守住华南地区和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沿海岛屿。军方的上述调整无疑将台湾直接划入未来对苏作战的前线，由此提升了台湾的军事战略价值。

其次，美国海军作战部调查发现，由于当地气温与水文限制，冲绳难以成为一个可全年运作的海军基地，美国要确保其在远东对苏联的战略打击能力，就需要继续控制日本本岛上的横须贺基地。但军方的上述战略需求能否实现则因杜鲁门政府决定签订对日和约、结束日本被美国占领状态而变得未知。冲绳与横须贺基地的这些法理性和自然性缺陷抬升了台湾在参联会眼中的战略价值。参联会在1949年6月15日的NSC 49文件中警告国安会：“若美国在日本主岛上获得基地这一点被证明是不可行或不可能的，则冲绳或琉球其他岛屿基地以及美国在太平洋或近太平洋的基地将不能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即使对日和约生效，保存我们在西太平洋的基地体系——不包括日本主岛——仍将具有最大的战略重要性，而阻止台湾被不友好国家控制的战略需要则会上升。”

军方态度的变化令杜鲁门政府不得不再次考虑对台进行军事干涉的问题。1949年7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乔治·凯南（George Kenan）曾以个人建议的形式提出一个激进方案：首先或策动其他国家建议联合国对台湾进行战略接管，或由美国宣布《开罗宣言》无效，然后美国以接管为借口独占台湾。由于凯南要求动用美国大批部队，国务院在NSC 37/6文件（1949年8月4日）中要求参联会再次回答下列问题：（1）台湾战略价值究竟如何？（2）如美苏未发生大战，而无美国军事干涉，台湾和澎湖列岛迟早会被人民解放军控制，参联会是否觉得台湾及澎湖列岛值得美国动用军队加以占领，无论国民党政府是否同意美国如此行事？

一旦涉及需要动用美国有限军力这一敏感问题，刚在NSC 49文件中鼓吹台湾对美战略价值上升的参联会立刻退缩。它在NSC 37/7文件（1949年8月22日）中反对凯南的建议，因为无论国民党政府是否同意，美国的接管行动都将是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参联会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将把有限的兵力用于战略价值有限的台湾，从而“不能应对在任何地方可能出现的更严重的紧急情况”。

经过几番辩论，参联会逐步明确了其立场是有条件弃台，也就是如果没有美苏大战则不可动用美国重大军力进行直接军事干涉，这在1949年9月14日完成的“弗里特伍德”计划最新修订版中阐述得非常清楚。该计划特别承认，“美国在中国和台湾的利益虽重要到需施加恰当的政治经济压力来维持美国的控制，但对美国的安全并未重要到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据此，该修订版计划对远东战场的规划调整如下：从远东防御圈中将中国黄海删掉，认为远东防御圈的进一步修改需等到“台湾和东南亚绝大多数地区被共产党部队占领后”才能完成。但该计划强调美国会在下述情况下改变弃台立场：“台湾的未来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中国）共产党积极控制该战略岛屿，并与苏联的关系紧密到会让苏联在台湾获得基地权或开发该岛，则我们的战争计划需要修改。”随后，国安会批准的NSC 37/8文件（1949年10月6日）正式采纳了参联会的有条件弃台立场。根据1950年底台湾有可能被人民解放军夺取的预估，NSC 37/8文件强调台湾在军事和政治重要性上均未达到美国需要进行军事干涉的程度，所以美国仅限于采取外交和政治手段防止人民解放军夺取台湾。

新修订的“弗里特伍德”计划对远东防御圈规划的调整令东南亚大陆成为对苏作战的前线，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台湾对于美军在东南亚防务的战略价值如何？1949年11月初，麦克阿瑟下辖的远东空军司令部在一份关于台湾军事形势的报告中警告美国空军司令部，如美国不提供必要援助，当前已大量移防台湾的国民党空军则会由于普遍的幻灭感而有可能向人民解放军主动投降；一旦这支空军力量落入人民解放军手中，则会改变整个南亚和东亚军事力量的既有平衡。此份报告立刻引起已经在远东处于劣势的美国陆军的不安。12月6日，美国陆军参谋长J.劳顿·柯林斯（J.Lawton Collins）向参联会提交一份备忘录，强调在当前局势下，参联会有必要重新评估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和美国对台政策并将之作为具有高度优先性的事务，以便能作出一个迅速的、积极的、从军事角度看可阻止人民解放军夺取台湾的行动方针。柯林斯虽不认为此前军方否定向台湾派出重要军事力量的条件已发生变化，但建议参联会考虑采取其他军事措施。12月12日，柯林斯更针对远东空军司令部的警告，赞同远东司令部和太平洋司令部为此采取反制措施，并要求参联会出面提供帮助或协调。

陆军与空军两大军种的联合要求立刻在军方内部产生反响。鉴于此时国民党已弃守中国华南地区，1949年12月19日修订完成的新版“吊球”计划将美国远东防御圈明确为东南亚大陆—中国南海—中国东海—日本海—津轻海峡—白令海—白令海峡—北极一线，并强调台湾具有相当大的战略价值，要求美国争取到1957年仍将台湾留在美国防御圈之内。为实现此目标，参联会在NSC 37/9文件（1949年12月27日）中向国安会提出：首先，考虑到“对台行动是抵抗共产主义扩大在东亚的控制这个整体问题中的一部分”，美国应制定出一个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全盘计划；其次，参联会虽仍坚持不直接军事干涉的立场，但建议进行间接军事干涉——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

相比此前的NSC 37系列文件，NSC 37/9文件反映了此时美国军方对台战略价值的判断发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首先，此前美国军方主要从纯军事角度考虑台湾对美国远东防御圈的战略价值，但现在又将防御台湾问题与防止东亚共产主义扩张这一意识形态问题捆绑在一起；其次，此前美国军方仅考虑台湾对远东防御圈中的冲绳与菲律宾的威胁，但现在将关切范围扩大到东南亚。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此前军方对台湾战略价值的看法和立场，这令正积极推行“楔子战略”的艾奇逊十分不满。为此，艾奇逊于1949年12月29日与军方就台湾问题展开激辩。在艾奇逊的反复逼问下，军方领导人被迫坦承台湾对美军事价值有限，不仅比不上韩国，而且对冲绳基地来说，发起进攻的敌对空中力量究竟是从中国大陆还是从台湾起飞差别不大。军方还承认艾奇逊从分裂中苏的政治战略角度对台湾问题的考虑更胜一筹。军方此次辩论失利令1949年12月30日NSC 48/2文件再次明确了不进行军事干涉（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基本立场，并强调即使外交与经济手段都不能阻止人民解放军夺取台湾，但“当前我们的军事力量与我们全球义务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美国所能做的只是想方设法加强在菲律宾、琉球和日本的整体地位。

但美国政坛就是否应军事干涉台湾问题的争论并未就此结束。此时要求美国动用海军保护在台国民党的“中国帮”从一份被泄密的国务院秘密备忘录中获悉，国务院正在展开一项反击台湾具有“特殊军事重要性”或丢失台湾将损害美国战略利益这些“错误印象”的宣传运动。对此，十分愤怒的“中国帮”立刻对民主党政府展开猛烈抨击，导致美国两党一致的外交基本原则出现动摇。为了彻底解决国内外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各种纷争，白宫于1950年1月5日发表了一份由国务院起草的公开声明，除否认美国对台有任何特权或基地权企图或将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顾问外，更公布了“当前并无任何利用美国军队干涉的意图”这一有条件弃台立场。当天，艾奇逊在与“中国帮”代表会谈时，坦承美国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只能二选一：通过公开军事干涉而直接将台湾纳入美国保护之下或者准备接受台湾的“崩溃”。艾奇逊专门强调，政府之所以决定不进行军事干涉，除有相关政治和外交考虑外，更因为军方承认台湾对美国并无绝对的军事战略重要性。不过艾奇逊也表明白宫的声明是有条件的：“如在不太可能和令人不满的事件中，美国的部队在远东遭到攻击，则美国有完全自由在任何地方采取任何行动以保卫其安全。” 有鉴于此时美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没有驻军，艾奇逊此处所指的美国在远东部队遭到袭击肯定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而是来自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

随后军方也表态赞成艾奇逊的看法。1950年1月25日，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和参联会主席布雷德利向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解释：“美国并不需要台湾作为执行任何进攻性战争的基地，其战略重要性在于落入潜在敌人的手中。这仅是意味着如果人民解放军夺取台湾，则俄国会在那里建立基地并威胁到我们在太平洋从日本经琉球到菲律宾的生命线。”他们警告说，美国如进行军事干涉，则不得不出动大批美军，甚至要冒与中国发生战争的风险。军方的表态令叫嚣最激烈的“中国帮”议员也承认，台湾并不值得美国军队进行大规模调动，更遑论与中国发生战争。

军方的正式表态至少暂时弥合了两党的分歧，随后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有关美国远东防御圈的著名演说中，公开将台湾（还有朝鲜半岛）排除在该防御圈之外。杜鲁门也依据军方的看法，于2月4日安抚菲律宾总统艾尔皮迪奥·基里诺（Elpidio Quirino）无须担心解放军夺取台湾，因为在驻菲、驻冲绳和驻日美军的联合钳制之下，台湾即使落入解放军手中，也不会对菲律宾构成威胁。不过美国军方并未放弃考虑另一种可能的情况下美国的行动方针：为避免美苏大战发生时台湾落入苏联手中，参联会于1月26日决定将一项以此为目的的紧急作战计划的有效期延长到1951年。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原题《美国对台湾军事干涉政策的形成：杜鲁门政府的战略认知及其影响（1948—1950）》，作者姚昱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