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紧急时刻的纽约与 ……诗歌的冥想

李公明

2020-04-02 14:3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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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中的冥想》(Meditations in an Emergency,[美]弗兰克·奥哈拉著,许舜达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四月降临。在诗歌中,“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 参合在一起……”。(T.S.艾略特《荒原》)在全球疫情中,这是残忍而又真实的诗句,《荒原》五部曲的第一部是“死者葬礼”,现实中却有多少死者没有葬礼。关于四月还有另一首诗歌,弗兰克·奥哈拉的《来自一个四月》,“我们拭去墙上的灰尘。 / 理所当然,我们是哭泣的百灵 / 落满了整个天堂……”。这首诗收在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1926-1966)的诗集《紧急中的冥想》(原书名:Meditations in an Emergency,1957;许舜达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19页)中,此时此刻,它让我把诗歌与纽约联系在一起,把疫情凶猛中纽约的紧急时刻与关于爱与悲伤的诗歌联系在一起。
在疫情期间刚刷完一部美剧《广告狂人》(Mad Men,共七季九十二集),剧中有好几次出现奥哈拉的这本诗集:在酒吧里被人阅读,被男主角唐·德雷珀(Don Draper)反复阅读,并且把它寄给在加州的安娜·德雷珀,甚至还有一集的题目就是取自奥哈拉的“紧急中的冥想”,这一集的背景是古巴导弹危机,而全剧最后大结局就是唐·德雷珀终于从纽约的拼搏人生中回归自然,在加州海边的山崖草坪上打坐冥想。应该说,出现在剧集中的这本诗集并非可有可无,因为编剧要倾力讲述的绝非仅仅是一群广告人的人生故事,而是有着远为宏阔与深刻的时代与文化目光,要以纽约麦迪逊大街的这群广告人追寻“美国梦”的种种努力、奋斗、遭遇而折射二战后至七十年代初美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潮流。从朝鲜战争到越战,从平权运动到女性主义的觉醒,从总统遇刺到登月飞行……,历史的巨大波澜形塑着人物的命运和文化心理,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科幻电影、高科技带来的恐慌与迷惘勾勒出一个飞速发展时代的文化浪潮,该剧作为AMC频道的首部原创剧屡获大奖是实至名归。剧情与人物的命运、性格扣人心弦,办公室故事中的所有真实、复杂、尴尬、残酷、卑鄙、良知都在或明或暗的叙事中极为精准细腻地呈现;而唐·德雷珀在芸芸众生中显得更有对人性的洞见和同情之了解,是因为他对艺术、诗歌情有独钟,他能够在直觉中把握电影和诗歌给他带来的启迪与慰藉,在看起来处处都是孤独、挫折的人生中不断反思和寻回自我。因此,剧集中的《紧急中的冥想》反映了美国现代诗歌在流行文化中的深刻影响。事实上,作为纽约现代诗人和艺术评论家的奥哈拉在流行文化领域中名声很响,在电影、电视、流行小说、流行音乐中都出现过他的作品或名字。
无论是纽约派诗人、艺术家还是广告狂人,在他们的骨子里都有一种强烈的、挥之不去的纽约情结。诗人在诗歌中一再涂写着纽约的地标与不知名的角落,奥哈拉说“人一辈子都不必离开纽约”(70页);剧集中的那群广告人在说出“曼哈顿”的时候,在眉宇间总有一丝掩抑不了的神采。纽约是他们人生的舞台与圣地,没有之一。此时此刻的纽约笼罩着疫情的阴云,就如奥哈拉的诗中写的,“孤身 / 走在纽约空荡荡的大街 / 我是纽约肮脏的双脚和脑袋……”。(74页)前几天,当海军医疗船安慰号(T-AH-20)缓缓驶入纽约港口,有很多纽约人在码头欢呼,虽然有些人仍然没戴口罩。这是四月的纽约,“现在我平静地等待 / 我生性中的灾难 / 再度变得美丽,/ 变得有趣,而摩登。”(90页)这是紧急时刻的纽约与诗歌的冥想。
弗兰克·奥哈拉
弗兰克·奥哈拉(1926-1966)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青少年时代曾在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习钢琴,二战后期有过短暂的军旅生涯,在南太平洋和日本的美军尼古拉斯号驱逐舰上当声纳兵。二战结束后,奥哈拉入读哈佛大学,主修音乐作曲,但最后却是以英语学位从哈佛毕业,1951年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获英语文学硕士学位。1951年到纽约后不久,受雇于现代艺术博物馆,为Artnews撰写艺术评论,以后都在MOMA工作,策划展览、为展览和巡展撰写介绍和目录,于1960年担任现代艺术博物馆绘画和雕塑展览的助理馆长。1966年7月24日,奥哈拉在火岛度假开车时被一辆沙地越野车撞倒,次日不治离世,终年四十岁。有人说,就连他告别这个世界的方式都是那么现代——疾速、碰撞、即景,像在游乐场上的一次游戏。
纽约派诗人的学院式教育背景很突出,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和肯尼斯·考克(Kenneth Koch)这几位圈子中的核心人物都是名校毕业,相互之间在校园中就已经结识。浸淫在纽约这样的现代都市文化氛围之中,他们从爵士、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动作绘画和当代前卫艺术运动中汲取灵感,他们的学识变得更丰富,文化嗅觉更敏锐,审美感觉更细腻,抽象与感性的结合来得更深刻。纽约在孕育了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之后,继续把这个流派的灵感和光荣引到诗坛,诗人们与抽象表现主义一拍即合,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是艺术评论家或博物馆人,或者与画家、音乐家有过各种合作,这是一个诗人与艺术家的跨界朋友圈。
奥哈拉生性活跃、热情,有很强的社交能力,在文艺圈有很多朋友。他是诗人、艺术评论家,而且还是出色的钢琴演奏家,据说他在拜访朋友时时常会突然演奏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ff)的作品来震撼他们。于是在这本《紧急中的冥想》诗集中有《在拉赫玛尼诺夫生日的那天》:“蓝窗户,蓝屋顶 / 与雨水发出的蔚蓝的光,/ 拉赫玛尼诺夫这些毗邻的乐章 / 涌入我那双大耳朵 / 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 因为离开了他,我就无法弹奏, / 尤其是在他生日 / 这天的下午。非常 / 荣幸,你将会成为我的老师 / 而我是你仅有的学生//而我将一再地弹奏。// 弹奏李斯特与斯克里亚宾的秘密 / 在那些并不晴朗的下午,/ 他们在琴键上对我窃窃私语!而我 / 心中的雷雨依然在滋长。// 只有我的双眼将会是蓝色,当我弹琴时 / 你会敲击我的指节,/ 所有俄国人最亲爱的父亲,/ 温柔地将我的手指拿到你冷漠、疲倦的眼前。”(27—28页)他以幽微的蓝色调和心中的雷雨向伟大的俄国音乐家、浪漫主义的大师致敬,以学生的名义向老大师致敬。
其实,所谓的纽约诗派(The New York School)是一个松散的诗人、作家、画家和音乐家的圈子。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他们反对标签,所谓的“纽约派”是那个开办蒂博尔德纳吉画廊(Tibor de Nagy)的约翰·伯纳德·迈尔斯起的,他在1961年的一篇写给《流浪者》杂志的文章里创造了这个词,阿什贝利说是“强加给我们”的标签。当然迈尔斯也有他的理由,他跟这些诗人玩在一起,出过他们的诗歌小册子;做画廊的人都知道纽约画派风头正劲,弄个“纽约派诗歌”正好蹭上热点。但是阿什贝利并不认同这个标签,他说他们只是碰巧互相认识,会聚在一起读诗,有时也会通信,但是各人的诗很不相同,也从来没想过领导文学潮流。他说了一个笑话:有人在《时代图书评论》上写了篇关于“纽约学派”(The New York School)的文章,有读者写信询问怎样才能注册入学。所以,我们也不要一谈到纽约诗派就说约翰·阿什贝利或弗兰克·奥哈拉或谁谁是“领军人物”——根本就没有,而且这种我们所熟悉的封号其实变得越来越恶心了。
纽约诗派与垮掉派和旧金山派诗人不同,他们对政治与道德争议没有那么强烈的关注,对世界没有那么愤世嫉俗,这可能与他们内心隐然有某种知识与都市文化的精英情结有关。纽约是纽约派诗人最常见的主题,关于这个文化都市的自我认同意识和日常生活情结浓浓地涂抹在他们的诗笺上。
对奥哈拉来说,诗歌的灵感时常来自瞬间的感受和思绪,一方面是跳跃、朦胧和难以言表,另一方面是对真实性和深刻性的强烈体验,抽象的智性与物像的生动融于一体。诗句中的意象并非总有什么逻辑联系或审美比喻,即景的、即兴的、口语的,用摄影中的“抓拍”可能更准确地传达出他的创作状态。他的诗歌既有强烈的个人化,又有鲜明的都市化和生活化。他自述自己的诗歌创作时说:“我的诗中充斥着我所发生的一切,要求我尽量避免撒谎和夸张。……也许是因为诗歌使生活中的模糊事件变得对我有意义,并恢复了生活中的细节。又或者,诗歌给无形的事件带来了质量,这些事件都是非常具体和偶然。”(Frank O'Hara. The New American Poetry edited by Donald Allen. Grove Press, 1960)因此,奥哈拉的诗歌是他人生体验的自述,但是以他对纽约生活的观察为基础,唐纳德·艾伦在《弗兰克·奥哈拉诗集》的引言中说:“弗兰克·奥哈拉倾向于将自己的诗视为人生的记录,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是显而易见的。”说得很对。
《紧急中的冥想》这个书名取自收入集中的一篇诗歌的题目,这首诗最初发表于1954年11月的《诗歌杂志》上,而其题目来源据称是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散文作品《紧急场合的献身》,源于奥哈拉与其他诗人之间的一个玩笑。这首诗使用了很多日常语言,句子不分行,以段落的形式把不同的意象分割开来。译诗之难无庸赘言,目前这个中译本的翻译究竟如何我没有能力评论,在这首诗中我只能挑出我比较喜欢的这些句子:“我从未因喜爱田园生活而感到过心塞,也不会过分怀念牧场上的堕落行径和天真往事。不。人一辈子都不必离开纽约,就能得到想要的全部草木(译注:暗指大麻)—— 除非我知道附近有便利的地铁、音像店或者其他能够让人们生活‘无忧’的设施,否则我甚至无法欣赏一片绿叶的美。”(70页);“成为美丽是容易的;而保持美丽绝非易事。亲爱的,我钦慕你,所布下的陷阱。它就像剧情走完了尾声,人们无心阅读的最后章节。”;“我得离开这儿了。我挑了一条披巾和最下流的日光浴。我会回来,从山谷里,我会卷土重来,然后一败涂地;你不想让我去你去的地方,于是我去了你不想我去的地方。”(72页)
这本诗集的扉页上写着“致简·弗海里歇”, 简(Jane Freilicher,1924—2014)是画家和诗人,被称作“诗人中的画家”和“画家中的诗人”,她在纽约诗派圈子中有重要地位,阿什伯里、奥哈拉、詹姆斯·斯凯勒等都是她的好朋友。人们称她是诗人的“缪斯”、“红颜知己”和“心爱的大脑”,甚至成为一种美学品味的标志。奥哈拉和弗海里歇的友谊诠释了诗歌与绘画的亲密关系,形成了在诗歌与绘画之间独特的美学氛围,同时也诠释了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所讲的那种前卫艺术运动中的现象:每个人都愿意为自己的朋友奉献美学的讨论和艺术帮助。奥哈拉创作了“为简·弗海里歇写的十四行诗”等多首专门献给她的诗歌,其中的许多诗句充满了热情、愉快的想象和祝福。在奥哈拉的笔下,友谊与诗歌总是在一起并且长存:“这首诗持续太久了,/ 因为我们的友谊已经很久很久了/ 在这一生和这些时代,/ 只要艺术长久而永不中断/ 只要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能够持续下去,/ 我就会坚持下去”。1951年,弗海里歇画了一幅奥哈拉的油画全身像(J. Philip O'Hara收藏),生动地捕捉了他倾斜与摇摆着的身体动态,不拘泥于人物形象的细部轮廓,在流畅而饱满的色彩中呈现出生命的节奏和激情。1952年,弗海里歇在纽约首次举办个人展览,奥哈拉在现场和她一起布展的那张照片真的很珍贵。“我是全世界最好懂的人。我要的只是无限的爱。”最后又回到了《紧急中的冥想》的这个诗句,这也是我对紧急时刻的纽约与诗歌的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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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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