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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国钧:创办《八五通讯》的初心

2020-04-08 18:5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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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倪国钧

2019年11月29日,接到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电话,邀我写一篇关于上海小三线原八五钢厂主办的《八五通讯》和《八五团讯》的回忆文章。随即由其学生送来一大叠《八五通讯》和《八五团讯》复印件。看到那峥嵘岁月创办的《八五通讯》,宛如长期走失的孩子突然又回来的那种感觉。迫不及待戴上老花眼镜,花了二、三天时间看了一遍,并释读了徐教授和他的研究生撰写的有关《八五通讯》研究的文章,以及谈雄欣《【八五通讯】编辑历程》和史志定《难忘【八五团讯】》二文,思绪久久不能平静,让我勾起了已经逝去了几十年的那段经历。

八五钢厂部分领导留影。从右至左依次是八五钢厂副厂长方永铭,副厂长顾中凡,副厂长汪铁钢,政治部主任倪国钧,厂长庞耀昌,副厂长王祥举,党委书记陈锁锁,副厂长邹明,副厂长许汝钟,厂工会主席陈敏章。

徐教授送来的《八五通讯》有二个版本,一是1970年507工程指挥部办的《八五通讯》,另一个是我们于1979年7月1日创办并出版发行的《八五通讯》,二者前后相隔九年。说实话,前一个《八五通讯》我从未听说过,更没有看到过。因此,相互之间没有连续性。反观则反映了徐教授对小三线考察研究的全面,深入,透彻,值得敬佩!

我是1970年10月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作为“好人、好马、好刀枪”到八五钢厂工作的。当时,为支援三线建设,上海有2000多名大中专、技校学生分配进八五钢厂。文革后,共青团组织尚未恢复,因此客观上八五钢厂急需加强青年工作,厂党委研究后,先设立了一个“青工组”。

我在上海矽钢片厂曾先后担任过轧钢车间团总支书记,厂团委副书记,有青年工作经历,在上海青年宫召开的上海市团干部大会上,还介绍过共青团工作经验,并在上海市青年报以一整版篇幅登载,后因文革“一月风暴”被夺了权,中断了几年的青年工作。因此我一进八五钢厂,党委书记陈锁锁就指派我负责青年工作,为青工组负责人。当时,办公室就借用洗漱间,一只小方凳,一只小板凳权作办公桌椅,一只军用黄背包是我的全部办公用品。随着工作展开,党委给我配备了一名党员大学生吴培林和女青年陈美玉作为助手。在熟悉情况后,我着手在全厂建立共青团组织,在炼钢车间试点的基础上,全厂各车间部门陆续建立,并筹备成立了八五钢厂第一届团委,把吴培林推上了团委书记岗位,吴培林调任后方基地团委副书记,王汶菁、史志定和祁伟勤先后接任,全厂几千名青年有了自己的组织。之后,我先后主持政宣组、党委办公室工作,政治部副主任。厂党代会召开后作为党委成员,上级正式任命我为政治部主任,兼党委办公室主任。原厂长办公室主任朱岳林调任后方基地办公室主任后,我又兼任厂长办公室主任。

在厂政治部例会上,与宣传科长谈雄欣,团委书记史志定等研究《八五通讯》、《八五团讯》等有关事宜。

在其位,谋其政。在党委领导下,我主管政治部工作,针对八五钢厂的实际情况,正式向党委提议,编辑出版《八五通讯》,获得党政领导一致同意,党委书记陈锁锁更是全力支持。但在当时条件下,正式创办也绝非易事。

首先,组织班子,确定主编,明确宣传科为主办单位,挑选炼钢车间党总支副书记谈雄欣为宣传科负责人,为责任主编,再配备杨水根、左伯等若干名文艺青年为组稿编辑人员,在全厂建立了一支业余通讯员队伍。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其次,用好专才,筹建印刷所。《八五通讯》是正式厂报,必须铅印,那就是筹建印刷所,发现和用好专才。通过排摸,选择老刘师傅为主筹建。刘师傅以前曾从事过铅字印刷工作,有一定基础,为人勤奋朴实。刘师傅到岗后,由他负责采购,安装圆盘机等印刷设备,培训员工。印刷所划归厂长办公室管理。很快,一间十多平方的印刷所建立起来了。它不仅负责印刷出版《八五通讯》,同时还负责设计、印刷全厂原需要外委印刷的信笺、信封及各种统计、登记表格,一举多得。

再次,设计报头和版面,确定发行规模。对《八五通讯》的报头和版面设计我要求较高。为此,我约谈了在厂工会做美工工作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吴昌富,与他多次研究版面设计事宜。最后,我确定“八五通讯”四个字要用毛体。小吴把能搜集到的毛主席手书笔迹中挑出这四个字。由于吴昌富有良好的美工专业水平,因此一次设计出稿成功。我很满意。同时,《八五通讯》四个红色毛体也得到了全厂职工的一致称赞!报头设计成功后,我们确定《八五通讯》为8K正反两版。其阅读对象主要是全厂职工,因此必须发到各个班组,作为阅读资料,还兼顾各相关单位,故决定每次印刷800份。由厂长办公室负责发行。

1979年7月1日,《八五通讯》第一期成功编辑印刷发行,坐落在皖南山区的上海小三线十里钢厂有了自己的厂报。

        

        1979年7月1日出版的第一期《八五通讯》

编辑出版发行《八五通讯》的初心和功能主要有三:其一,是稳定队伍,抓好生产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八五钢厂职工家属八千多人,是上海小三线最大的一家企业,其20多个车间部门分散在各个山沟沟里,除非空中鸟瞰,否则难窥全貌。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厂。根据生产生活需要,厂里陆续建了四个家属区,办了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设立了医务室、菜场、小卖部,还有大集体和农场,是一个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大社区。多年来,厂党委在宣传舆论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广播台、黑板报、宣传画廊等,但作用有限。厂党委十分重视员工教育,认为厂党委的主要职责是以人为本,为员工服务,作为在山沟的三线企业,首要任务是稳定队伍,培育一支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员工队伍,从而为搞好生产,建好小三线创造条件打好基础。“人心齐,泰山移。”《八五通讯》的创办就起到了稳定队伍,抓好生产的主阵地作用。

其二,是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调动职工积极因素的主平台。纵观272期《八五通讯》,篇幅最多的就是表彰先进,把蕴藏在职工中的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潜移默化地引导职工升正气,压邪气,全厂职工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风貌,促进了生产,协调了人际关系。因此,八五钢厂的风气一直比较好,职工及其家属之间相互亲如兄弟姐妹,在领导和职工中间,相互见面从不称职务,而是直呼其名,这种关系一直保持至今。现在大家虽然大多已年逾古稀,有的已是耄耋之年,但微信群的“八五群”和“一家亲群”关系密切,时常组织聚会、旅游,为一般企业所少见。

其三,是上下沟通,左右交流,团结奋进的主渠道。通过《八五通讯》,厂党委、行政领导的工作计划、生产安排,以及每一时期的各种要求和讯息,都能及时顺畅下达。职工的批评、建议也能及时上传,并得到迅速整改,实现领导要求,一呼百应,职工意见有求必应。车间部门相互之间也能及时交流,形成相互支持,通力协作的局面。职工反映业务生活枯燥,厂领导及时研究,自行设计、制作,建造了千人大礼堂,让大家能在正规剧场内观看戏剧、电影;电视接收不到讯号,迅速责成工会,抽调专业人员,在厂区中央最高山峰上安装50瓦电视转接差转台,方便30公里范围内能清晰收看电视。工厂还添置设备定期播放电视连续剧;全厂四个家属区职工上下班都骑着自行车,前面小孩,后面爱人,经风冒雨,上坡下坡,气喘吁吁,亟盼能解决交通问题,厂党委责成办公室,改装车辆,定点接送职工上下班;职工家属反映生煤球炉做饭太难,厂领导研究后,责成煤气发生站改进设备,把工业煤气一部分转化为民用煤气,并责成机动部翻山越岭安装管道,把安全方便的燃气送到每家每户;针对大龄青年找不到女朋友的难题,我厂在上海《青年报》刊登广告,遍招全国各省市未婚女知青,恋爱成功后调进我厂安排工作,分配婚房,一时成为上海后方街头巷尾广义的美谈。在团委召开的未婚青年座谈会上,我作了“初恋需要注意的六个第一次”的辅导讲话,1980年11月28日的上海《青年报》上全文登载,还加了评语:“八五钢厂团委在为男青年找对象的活动中邀请厂党委政治部主任倪国钧同志对大家讲了‘六个第一次’的问题。这个讲话不仅是青年人的恋爱指导,也是道德修养的辅导材料。现整理发表出来,供大家参改。”与此同时,工会、团委、武装部还经常组织“为您服务”活动,几十个服务项目,解决了职工生活中的诸多难点、痛点。这些在后方上海小三线所有的企事业单位中均是首创,在当时甚至还优于上海企业。因此,八五钢厂工会、团委和武装部均多次被评为后方基地管理局、上海市团委和上海警备区先进单位。在1981年上海市国防工办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大会”上,我作了题为“重视抓好青年思想教育工作”的交流发言,获得大会肯定和好评。

 

刊登在1980年11月28日第1520期上海《青年报》上我的一篇文章《初恋需要注意的六个第一次》。

《八五通讯》编辑、印刷、发行七年多的实践证明,创办《八五通讯》是必要的、成功的,实现了初心和功能的发挥。同样,在厂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由史志定提议并相继由史志定、王汶菁、祁伟勤等为主编的油印刊物《八五团讯》,也发挥了其特殊的作用,为全厂青年所喜闻乐见。这些都是上海小三线思想政治战线宣传舆论工作的一个创举,为小三线建设和八五钢厂的建设发展以及移交转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系1960一1961年上海市劳动模范,1970一1983年历任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青工组负责人,政宣组负责人,政治部主任(兼党委办公室主任,厂长办公室主任);1983一1999年,历任上海宝钢附属企业公司办公室主任,宝钢综合开发公司副经理,宝钢生产协力公司副经理、经理,宝钢企业开发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干部处处长,宝钢工贸实业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1999一2014年任宝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行政中心总经理、总顾问。

本文收入徐有威主编:《新中国小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整理汇编( 第一辑) 》,该书即将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内容为全国最大的小三线企业的上海原八五钢厂出版的企业报《八五通讯》 (1979-1986年)和《八五团讯》(1976-1984年)。感谢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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