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洪流中的兴奋和疑惧

1964年2月，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写村史、家史，我们年级到平谷县，我在那里的复兴村住了一些天。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和农民接触，感觉很新鲜。冬日的北方村庄，土墙枯树，偶闻狗叫，一片静穆。农民朴实而热情，把旱烟袋递给你，一定要你抽一口。有一个青年农民向我赠五言诗，我愉快地应和回赠。有时也不免闹笑话，乍见农民如同乍见老外，觉得他们长一个样，判断不了他们的年龄，见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农民开口就叫大叔。最大的笑话出在执行这次下乡的任务上。我负责写一个老雇农的家史，他在解放前给地主扛长工，在我的引导下，他大诉其苦，我如获至宝，赶紧笔录。可是，到头来我终于听明白，他诉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苦。我追问他扛长工时生活怎样，他的表情顿时舒展开来，说那时候可好了，吃得饱，活不重。这个家史当然没法写了。

去平谷只是下农村的小小前奏。从1964年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党政机关人员包括高校师生组织成工作队，分期分批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整个大学第三年，我们在顺义县城关公社搞四清。原先宣布只参加这一期，然而，该上四年级时，北京市委在北大哲学系搞学校社教试点，哲学系停课便安排我们先去首钢劳动一个月，后到怀柔县崎峰垞公社参加了第二期四清。

在顺义，我被分配在城关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工作组是混合编制的，共六人，成员来自不同学校，组长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一名女教师。一间农舍兼男宿舍和办公室，我们没完没了地在那里面学习和开会。房间里整天烟雾缭绕，把我也熏成了一个忠诚的烟民。我抵御不了烤烟香味的诱惑开始卷喇叭筒抽着玩儿，后来就自己买烟，从八分钱一包的绿叶过渡到两毛一一包的黄金叶。时常为生产队里的问题发生争论，我和小傅总是右派，那个小严永远是唱高调的左派。小傅是轻工业学院的男教师，有动人的歌喉，为人轻松随和。小严是科技大学的男教师，担任副组长，正在争取入党，整日绷着一张煞有介事的面孔。我发现，右派和左派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常识，而不尊重常识的人往往有极强烈的功利心。大队会计刘殿才在我们生产队里，便成了我们工作组的重点清查对象。这个人十分精明，能说会道，无论怎样攻心查账，都无奈其何。最后只好追究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倒也痛快地交代，如何把村里一个女青年拉进厕所里发生了多少次关系。他说那个女青年是情愿的，那个女青年说自己是被迫的，工作组为此分别对二人进行了一次次讯问，结果不了了之。我分工负责队里的青年工作，这项工作单纯而令人愉快，那些青年男女都很喜欢我这个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也把我引为子女的榜样。

怀柔如今已成为北京人消度周末的休闲胜地，当年却以穷山恶水著称。我被分配在崎峰垞公社西台子大队，工作队的指导员是一个军人。与第一期的大兵团作战不同，这一期人员较少，全队不过几人，不再分组。同队还有两个北大学生，都是西语系的，一个是从中央警卫团转业的，担任工作队长，自我感觉极好，总与一个从农村抽调上来的风骚的女队员打闹厮混，另一个是比我还笨拙的书生，成了经常遭指导员数落的受气包。我身上右的倾向根深蒂固，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队里有一个老汉是“坏分子”，戴帽的原因只是与大队书记吵过一架，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耿直勤劳的人，便坚决主张为他平反，结果被批评为阶级立场不稳。

我还十分同情一个富农的女儿，她是一个漂亮温顺的姑娘，却不得不经常参加为地富子女召开的会议，恭听侮辱性的训示。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我领教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等级制度何其严酷，所谓四类分子固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的子孙实际上也都成了世世代代低人一等的贱民，永无出头之日。我不能不将心比心，设想自己倘若投生在这样的人家，情形将是何等悲惨、绝望、不公正。

那时候怀柔山区的农民真是穷苦。大石山中仍要以粮为纲，便只好炸开石山，沿坡垒筑坝阶，造出一小块一小块薄田。造田之后，为了解决水源，还必须凿石开渠。隆冬季节，我常和农民起在山坡上抡镐，领略过与顽石搏斗的辛劳。然而，产量仍然极低。我们吃的是派饭，除了四类分子和特殊困难户，一家吃一天。人们尽量把家里最好的拿出来，也不过是杏叶馍之类。村里常见因近亲通婚造成的痴呆人，还有一个患梅毒的老太，鼻子、手足都烂掉了，天天匍匐在院子的地上。生产队长是一个复员不久的军人，人很正派，因为自己的胃病和村民的落后而总是愁眉苦脸。我和一个养牛老汉睡一条炕，染了一身虱子，一件棕色毛衣因为结满虱卵而变成了浅灰色。开始感到痒、恶心，浑身有小虫子在爬，时间一久也就麻木了。有一回，我独自去远处一个村外调，在山路跋涉了大半天才到达。调查完毕，天已黑了，当地工作队的人留我与他们同住，我十分犹豫。我是为我的满身虱子自惭形秽，如果我住下，肯定会传给他们。如果要当日赶回，只能抄近道翻一座大山，山上有野兽，而且几乎必然迷路。最后我怀着一种罪恶感住下了。

在运动中，我也曾为上头精神的多变感到奇怪，例如开始时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后来又批为形“左”实右，但只是奇怪而已，未能深想。1966年6月1日夜晩，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攻击校长陆平及校党委的大字报，次日，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刊载。聂元梓是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其余六人也都是哲学系的教员，我闻讯自然为之震惊。几天后，指导员宣布，接上级通知，北大学生立即返校，四清的鉴定不做了，每个人将在“文革”中给自己做出鉴定。

从农村回到学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种火热的气氛之中了。校园里，在临时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筑物的墙上，在宿舍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矛头大抵是指向业已倒台的旧北京市委、校党委以及各系总支的。在第三学生食堂，开辟了内部大字报栏，揭批彭、罗、陆、杨和其他大人物。不过，这个内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人们十分兴奋，三五成群热烈地议论着。聂元梓的大字报是5月25日贴出的，从贴出到广播，几天之内，留校的师生已分成两派。当我们回校时，胜负早已分晓，保陆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聂元梓的一派则兴高采烈，四处演讲，向刚返校的听众介绍其光荣的战斗经历。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受周围气氛的感染，我也异常兴奋。一向在台上指手画脚的校领导突然被打倒了，虽然派进了工作组，但学校仍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常轨不复起作用。列宁曾把革命称作人民的盛大节日，当时确是一派过节的景象。革命意味着暂时的权力空白，人民一向受着严格的管束，现在突然没有家长了，成了无人管束的孩子，洋溢着乍获自由的喜气。大字报所揭露的一些大人物的隐私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也令我大开眼界。另一方面，我心中又有强烈的隐忧乃至恐惧。事实上，早在半年以前，报上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种忧惧就已经开始。我不知道高层斗争的内幕，但是，对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做出极端牵强附会的解释和臆测，据此在政治上提出吓人的指控，不能不使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和常轨一起，常识也被打破了，如果说常轨的打破使人解放，常识的打破却使人迷惘了。魔鬼已从瓶中放出，它将施怎样的魔法，所有的人心里都没有底。

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报栏前流连，贪婪地读着，惊讶着，激动着。北大是一座大字报的森林，我一头扎了进去。有一天，我在一张大字报上突然看见了郭世英的名字，并用红墨水打着一个可怕的叉叉。那张大字报列数校党委的罪状，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动学生郭世英。我的头脑一下子痴乱了。当时的感觉是，当我在大字报的森林里漫游时，不期而看见其中的一棵树上吊着我的朋友。我立刻逃离大字报区，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乱走，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

返校后不久，北大发生了“六一八”事件。由于这个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是我住的38楼前，我目睹了全过程。6月18日上午，哲学系若干学生把本系的“黑帮分子”揪来，在楼门口的台阶上进行批斗。所谓“黑帮分子”，在哲学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亦在其列，在学校和其他各系则是指当权派。事情发展得极为迅速，别系的学生纷纷效仿，揪来了他们系或校一级的“黑帮分子”。在学生宿舍楼里，只有38楼的楼前有高台阶，很适合做“斗鬼台”。那些兽性发作的学生把厕所里装便纸的铁丝篓拿来，套在被斗者头上，又朝他们头上脸上浇黑墨汁和红蓝墨水，逼他们下跪，拳脚相加，斗毕押往校园游街。在这场暴行中，活跃着我们班一个同学的身影。我在一旁无言伫立，阵阵冷颤，为人的丑恶而震惊。

“六一八”事件后，工作组要求大家对事件进行讨论，吸取教训。新的一轮辩论掀起，有三派意见。一派说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论根据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派说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捣乱，甚至有黑后台。一派说是错误事件。我持第三种意见，出发点仍是常识，觉得这种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为与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干，纯粹是刑事犯罪。这场辩论没有结果，很快就转为对工作组的性质展开辩论。由于工作组倾向于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激进分子便贴出大字报，说工作组推行反动路线，已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必须赶走。正当自发的辩论热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来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连续两个晚上在东操场举办万人辩论大会。名曰辩论，实际上已有定论，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驱逐工作组。

这两场辩论大会对我震动极大，使我第一次对“文革”产生了明确的怀疑。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代表毛泽东的。当然，这个判断基本符合事实。由此而进一步，人们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对江青也怀有相当的敬意，我也不例外。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江青的历史和个人品质，对这个突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红角的第一夫人充满好奇。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开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最令我吃惊的，一是她的飞扬跋扈，把工作组长张承先像孙子一样地辱骂，二是她的公报私仇，当着万人之众抖搂家庭私事。在第二场辩论会上，形势已经明确，支持工作组的人不再有发言权，台上站着北大附中“红旗”的中学生，其头目彭小蒙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孩，做了一个火药味浓烈的发言。江青为之助威，高喊：“谁不革命，谁就走开！”群情激愤之时，康生又火上浇油，厉声宣布：“张承先不只是反动路线，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反动路线！”话音刚落，彭小蒙等举起皮带抽向张承先，而台上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皆作壁上观。在做总结发言时，江青越说越激动，一声“我要控诉”，便开始详细数落张韶华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与之同居，张韶华的母亲又是一个多么坏的女人，说到最后，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家没有这么个儿媳妇！我们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媳妇！”会场上立即响起呼应的声音：“把张韶华揪出来示众！”张韶华当时是北大学生，幸亏她早已逃匿，不在现场，暂时躲过了一劫。

辩论会之后，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现，也记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文革”前期，我仍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陆续记下了许多困惑。随着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的逻辑越来越成为铁律，不断有人遭殃，这些日记就成了我的心病，后来是我第一批毁掉的文件。

我在政治上绝非一个敏锐的人，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学生一样，也以天真的热情接受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个神，甚至偶尔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生理活动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议，仿佛是一种亵渎。现在人们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可笑，但我曾与人交流，发现当时有过与我同样闪念的大有人在。我对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悦诚服的成分。“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发表谈话传抄出来，不胫而走，我读后真心折服于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击现行教育制度摧残人才的谈话何其痛快淋漓，简直像是说出了我们这些受压抑学生的心声。因此，虽然我对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强迫自己从正面理解和适应。“文革”前期报刊上出现的一些醒目口号，例如“触及灵魂的革命”“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关心国家大事”，在我这个小资眼里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也诱使我努力顺应这场运动。我感觉到了理解和适应的困难，便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对自己说：这场运动既然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进程必然会不断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这样思想一贯偏右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我必须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右的倾向保持警惕。于是，在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关于当前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我特别强调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危险始终是右倾。我心里清楚，这个论点丝毫没有某种政治分析作为根据，其实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隐晦表达而已。那时已有许多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和抄写这张大字报，并在上面写满了赞同的批语。我还写过一张题为《造反有理，夺权有理》的大字报，时间大约在1966年9、10月间，由于开头引用了从民间小报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话，结果整篇文章被误传成了《朱德同志讲话》。不久后，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延安、成都都收到过这个标题的传单，内容正是我的大字报。我忘了具体写些什么了，大约不外是说夺权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罢，是逻辑上的推演。1967年“一月风暴”后，全国真的掀起了所谓夺权斗争，我去中组部看过，那里已是空楼，北京红卫兵两派为争夺一枚中组部公章打得不可开交，着实是场闹剧。我在“文革”中写大字报很少，这是主要的两张，都是所谓理论思考，虽然没有伤害具体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煸风点火的坏作用。现在我提及这一点倒不是要忏悔，而是想说明当时的总体氛围，我不属于极少数能够超越这种氛围的先知先觉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