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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李扬：做好应对新型长期衰退的准备

2020-04-15 17:0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李扬：做好应对新型长期衰退的准备

财经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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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论的题目是“做好应对新型长期衰退的准备”。在这个总题目下，我主要同大家分享对四个问题的看法，因时间有限，我主要谈观点，不展开论述。

在阐述这些看法之前，首先简要说明一下我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我总的感觉是不乐观，而且是非常不乐观。我用新型长期衰退来概况当前的全球经济，一是说我们面临长期衰退，二是说这种衰退非常特别，我们过去没有遇到过。在这次疫情大爆发之前，2019年的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已呈下行趋势。结果，屋漏偏逢连阴雨，冠状病毒汹汹而来，整个经济的运行被推出了正常轨道，下滑到了更低一级的轨道上。

应当清楚地看到，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全面且巨大。大致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7个方面的冲击，即：需求冲击、供应冲击、金融冲击、生命损失的冲击、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中小企业破产的冲击以及全球产业链冲击。这些冲击中任何一个都不容易对付；七个冲击叠加，当然压力更大。这些冲击将在中长期内影响和冲击全球的经济增长动能和发展潜力，把全球经济推向一个水平更低的增长轨道。4月9日，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为IMF与世界银行远程春季会议发表揭幕演讲时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将急剧跌入负增长，全球预计将出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我基本上同意她的看法。

基于以上背景，我想同大家分享四个看法。

一、研究当前形势的方法

大家知道，从事研究，第一重要的是方法。各种各样的结论，背后都有某种方法在支撑着。那么，面对疫情冲击这一新局面，怎样的分析框架是最适合的呢？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也做了一点思考，我认为，疫情经济学可能是最适合的分析方法，更准确地说，在各种分析方法中，疫情经济学可能最具针对性。我概括一下，分析疫情蔓延下的经济运行，有三个要点。

第一，当前，一切政策产生作用的前提，是疫情能得到控制。如果不能优先应对好控制疫情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不能有效对付病毒及其传染，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所有政策都将归于无效。

第二，由第一点可以自然地得到这样的推论：经济衰退成为目前应对新冠疫情的一项公共卫生措施。这是因为，我们所采取的所有措施，或者阻碍了人们工作，从而加剧了供应端的衰退，或者阻碍了消费，从而加剧了需求端的衰退。这意味着，在目前的情形下，经济衰退是正常的，是有意为之且不可避免的。这就将危机的医疗因素、人口因素与经济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第三，疫情中形成的一些产业链的断裂，可能永远不能恢复。如果疫情持续较久，则疫情结束后的经济，将被全面推向比疫情前更低的增长轨道。

基于以上三点，主要结论是：面对疫情，防疫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在这里，不像其他领域和正常时期，根本不存在诸目标之间的权衡，亦不存在与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的“替代”问题。在保证实现控制疫情这一目标的基础上，经济政策只能聚焦于防止经济过度衰退上。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各国采取的“刺激计划”，本质上都是“保护计划”。这些计划需要为各类员工、企业、银行以及生产网络提供保护。此外，它也需要激发人们对于经济终将恢复正常的信心，同时为经济上需要帮助的公民提供保护。

我最近同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近来，国内很多地方开始复工，用电量也上去了，但是复产的情况非常不乐观。有人说这种复工不如不复，而我要说的是，复工哪怕不复产也好，灯亮着说明单位还在，人还在，大家希望还在。我们必须明确：在疫情蔓延期间，政策的指向恐怕不是刺激经济，而是要维持企业生存和人口就业。活下来才有希望，活下来就有希望。因此，尽可能维持企业运转，致力于恢复信心，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我以为，这是我们研究当前形势的分析方法。

看一看4月9日美联储公布的政策声明，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分析方法和由此产生的政策立场。美联储的声明称：当前最优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共卫生危机，货币政策的职责是在此经济受限时期，行使全部权力以提供救援和稳定，所采取措施要“强有力、积极主动甚至有攻击性”，确保经济在疫情结束后能够强有力复苏。不难看到，这里的重点在于保持稳定和恢复信心。我们看到，从3月初展开规模空前的一体化救市措施以来，美国的财政金融政策的救助触角已经伸到了经济的每一个角落，救助对象也广泛包括了住户、企业、州和地方政府等一切主体。仔细分析这些举措的导向就很清楚，维持生存是第一要务。放眼世界各国，莫不如此。这种政策逻辑，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借鉴。

二、对策要点：就业优先、生存为要、民生为本

根据前面的分析方法，抗疫时期整体的政策要点就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即：就业优先、生存为要、民生为本。这几个要点，是前面讨论的合乎逻辑的推演。环绕上述目标的对策，堪称汗牛充栋，诸如财政方面的减免降税和各种补贴，社会政策的免租金、发救济，货币金融政策的加贷款、降利率等等。这些都十分重要。

其一，要切实支持中小微企业。大家都知道，中小微企业关乎就业，间接地关乎社会稳定，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我们也看到，从疫情开始之时，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每天都有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措施推出。但是，广大中小微企业仍然未获得真正的实惠。其实，这种“好政策不落实”的情况，近年来广泛存在。个中原因，需要认真分析。在我看来，主要问题是两类。一是制度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凡是做过小企业调查的都知道，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它们在中国得不到有力的支持，是因为针对中小微企业的高门槛、玻璃门等体制机制障碍，是因为陈旧的意识形态在作祟。二是技术问题。中小微企业在发展进程中，信息、技术、信用、管理、人才等，都十分缺乏。从这些层面上给中小微企业以支持，可能比资金更重要。再就资金来说，这些企业对形成权益的投资可能需求更大。目前，广大企业的生存都遇到问题，你却硬要把贷款塞给它们，尽管财务成本很低，但是，企业能否存活都是问题，再承接额外的债务负担，岂非荒唐？我以为，我国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到了认真改革的时候了，疫情的蔓延，使得问题更紧迫。

其二，积极推行以“赈灾”为基本导向的公共工程。近来，大家对老基建、新基建的讨论甚多。这说到了问题的点子上。因为，在可见的未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口负贡献、国内消费负贡献，都将成为长期现象；增加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强调投资，与创新驱动并不矛盾，这是因为，任何创新，其第一个经济过程都是投资。继续依赖投资拉动，必须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投什么，二是钱如何筹？

投资领域的选择，核心是要确定增长优先还是就业（民生）优先。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增长优先，所以，投资的主要领域是“铁公基”。2008~2009年应对全球危机，走的仍然是这个路子。很长时间以来，主管当局的主导看法是，有增长就有就业，就业目标可以被增长目标覆盖。应当说，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这样处置两者的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也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工业化基本完成，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之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就不能相互覆盖了。主要的趋势是：有就业就一定有增长，而有增长，但不一定就有就业。鉴于此，“就业优先”终于写进了中央文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主导目标。

我以为，抗疫期间，更要不折不扣贯彻就业优先原则，重点解决多数企业的生存问题和大多数人的吃饭问题。此次疫情以冷静的事实告诉我们：原来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人是挣一文吃一文的，原来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财产收入的，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就业就可能饿肚子，这当然也包括广大的城市“月光族”和工薪阶层。所以，施行广义的以赈灾为内容的公共工程，应当成为我们投资拉动的政策取向。

在具体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愿意同大家一起学习几年前习近平主席关于产能过剩、国土整治和城市基础设施问题的重要讲话。习主席讲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致力于像欧洲那样将国土整治一番，如果我们致力于向欧洲那样，全面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地下基础设施，中国的投资将还要延续几十年，因而根本就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当然，这里的关键是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解决好这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筹资机制问题，解决好实体经济领域中的供应和需求都客观存在，但苦于不能配对问题，从而将严重过剩的钢铁水泥等变成发达的基础设施。今天，是我们认真落实这一战略的时候了。

在这个总方向下，我大致列了四个领域。一是基建，特别是大家热议的“新基建”，应当成为投资重点，这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关乎中国发展的科技含量。二是环绕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大力进行国土整治。这里的核心，是改变传统的城市化理念，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为核心，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三是在城市里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型城市里，以公共卫生和防疫为突破口，全面提升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这次疫情中我们知道了一组数字，令人震惊。新加坡人口不足600万，共有889间发热门诊，这使得它面对疫情，能够“佛性”地应付裕如。相比而言，上海城市2千多万人，疫情前只有117间发热门诊，抗疫期间紧急增设了182间社区哨点诊室，加起来仅及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北京人口也超2千万，发热门诊比上海还少。须知，人口超千万，密度又高，可能产生各种我们不了解的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问题，新冠肺炎只是这些风险中的一例。为应对这些问题，全面提升城市的基础设施质量和数量，已经刻不容缓。四是全面提升城乡教育水平。2019年世界银行有一个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集中阐述了科技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企业形态和就业格局，使得“打零工”成为社会的常态。为了跟上这个变化，各国应集中经济资源，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建立终身学习机制，发展中国家更应以强烈的紧迫感投资于自己的人民，特别是投资于健康和教育这两类人力资本的基石。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说刚刚起步。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