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培评《龙榆生师友书札》|龙榆生在不同时空中的朋友圈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楼培

2020-04-17 11:0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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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榆生师友书札》,张瑞田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182页,60.00元
2017年3月,“字响调圆: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其后又陆续在浙江美术馆、上海图书馆、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艺术馆巡展。在杭州展出时,笔者前往观瞻,虽是匆匆一瞥,却印象深刻,当天发朋友圈称:“总体数量甚夥,琳琅满目,未见朱彊村、张尔田手泽,殊觉可惜,夏承焘先生仅一札,亦美中不足,叶圣陶诸函颇耐玩味,其余周作人、俞平伯、陈寅恪、钱锺书等各有可观。”(2017年5月26日)当时就琢磨着这些书札若能早日整理出版,就更餍惬于人心了,相信这也是诸多读者和学者不约而同、不言而喻的想法。果然天遂人愿,策展人兼主事者所编《龙榆生师友书札》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作为“蠹鱼文丛”之一种,于去年8月隆重推出。穷日之力,拜读一过,诚所谓“书当快意读易尽”也。
该书共收二十六位近现代人物致龙榆生(1902-1966)的八十二通书札(包括诗札、词札)。作者中有清末民初诗坛耆宿陈三立(1853-1937),也有马一浮(1883-1967)、谢无量(1884-1964)等学界前辈,还有叶恭绰(1881-1968)、吕碧城(1883-1943)、夏承焘(1900-1986)等词学同道,又有陈寅恪(1890-1969)、钱锺书(1910-1998)等学术大家,更有黄宾虹(1865-1955)、沈尹默(1883-1971)、吴湖帆(1894-1986)、徐悲鸿(1895-1953)、刘海粟(1896-1994)、丰子恺(1898-1975)、沙孟海(1900-1992)、钱君匋(1907-1998)、赵朴初(1907-2000)等书画篆刻艺术巨匠,同时也不乏郭沫若(1892-1978)、叶圣陶(1894-1988)等新中国成立后位居政要的文人学者。尺素风雅,可见一斑。而编者先列书札释文,附以影印原件,既存原貌,又便对读,加上装帧素朴大方,更令人赏心悦目。惟各次“字响调远”展览中的书札并未尽数收入(如上海展报道有陈毅手札),朱祖谋、章太炎、张尔田、梅兰芳赠龙榆生照片及龙氏手稿(杭州展所见)亦未附录书后,此又“客有可人期不来”也。
回顾当代龙榆生研究的学术史,不能绕过张晖(1977-2013)的筚路蓝缕之作《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龙谱》),其主编的《忍寒庐学记:龙榆生的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龙榆生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也是相关研究的基本文献。龙氏功臣,洵非虚誉。就龙榆生师友往来书札整理与研究而言,张晖在《龙谱》中披露、提示者不下一百六十通,限于体例等原因,大多书札出现于脚注中,且仅有录文,未见图版。此外,他还有《陈寅恪与龙榆生的诗函往来》《张东荪论词手札》《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一:陈寅恪的佚诗与佚函》《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二:陈三立的佚函》《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三:俞平伯佚函(残稿)》等专文论述,后收入《朝歌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及《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又张寿平辑释、林玫仪校读的《近代词人手札墨迹》《近代词人手札墨迹别编:树新义室(按:黄永年先生斋名)所藏忍寒庐词人手札》由台北“中研院”文哲所先后于2005年、2018年编印问世,两书共收龙榆生师友七十九人约三百通书札,涉及广泛,内容丰富,堪称近现代词学史与学术史文献宝库。惟体例上重在系年考证、本事疏解,而未有释文。
龙榆生生前极为重视文献保存,对书札也情有独钟。他主编的《词学季刊》从1933年4月创刊号起就设有“通讯”专栏,有意识地揭载论词书札,成为该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后来的《同声月刊》也延续了这一优良传统,从而辑录了大量的词学文献资料。1937年,龙氏选注《曾国藩家书选》《古今名人书牍选》由商务印书馆印行,1939年,选注《苏黄尺牍选》又在同社出版。虽是普及读本性质,但书前皆有其精心结撰长篇导言,对书信的名称、源流、功能、价值及编选缘起、旨趣和目的等均作了分疏说明(此三书近年有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刊简体横排本,读者自可参看)。
1945年,龙榆生函招门生张寿平、黄永年安排措置箧中藏书事宜。张寿平陪同龙氏长女顺宜至沪上对旧藏书籍重行分类装箱,并与书商来清阁接洽交易,竣事后又将词人手札与词刊资料携回南京。黄永年则在南京协助业师整理图书及稿件、信札等。1946年起张寿平赴台湾任教。1956年,执教上海交通大学的黄永年随校内迁西安,龙榆生有检赠书札之举。至1964年,龙榆生立遗嘱《预告诸儿女》,希望“朋好书札”“他日由厦材(按:龙氏长子)运京,暂交留京诸女保存,俟至相当时期,或商请吾门人黄永年(现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张珍怀(现任上海市二女中语文教研组主任)及青壮年知友富寿荪(现任中华书局编辑)、黄任轲(现任安徽六安中学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张瀛(现任太原市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诸同志试为整理”,又说“凡此诸物,皆卖不值钱,而有文史参考价值,亦吾苦心所托,勿予轻弃”。因心脏病加剧,龙氏董理家藏词籍,撰写题跋,分赠上海音乐学院、浙江图书馆、杭州大学文学研究会等文教机构,俾能保存久远。其中亦有部分书札,如1966年作《钱塘张孟劬(尔田)遗稿跋尾》《书彊村遗札后》二跋(收在《龙榆生全集》第九卷),可知将朱祖谋、张尔田书札捐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革”开始不久,龙榆生尚在华东医院休养,家中文物、书籍、手札悉被造反小将抄走,他听闻此噩耗即旧病复发,回天乏术,不到半月就与世长辞(参《龙谱》当年诸条)。拨乱反正后,原物归还,大略完整。1985年,张寿平至上海访晤龙厦材,受后者之托整理忍寒庐所藏词人手札。在《近代词人手札墨迹》编校过程中,张寿平告知林玫仪同门黄永年亦有不少龙氏旧藏手札,林氏于2005年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拜访黄先生,承黄先生慨允相付,遂有《树新义室所藏忍寒庐词人手札》之编印流布。而张晖多年来持续研究龙榆生,与龙氏后人交谊深厚,得窥其家藏书札,著文探讨。他在拟订《龙榆生全集》总目时,已虑及龙氏书札的影印收录,并有意参考三联书店版《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的体例(参龙雅宜《走进龙家十五年》,收在张霖编《末法时代的声与光:学者张晖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惜乎未竟全功,赍志以殁,实堪叹惋。
前此龙榆生师友往来书札整理出版的大致情况已见上述,另外如杨传庆编著《词学书札萃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收有龙榆生致张尔田、夏敬观、廖恩涛、吴则虞四人信札五通,夏孙桐、欧阳渐、易孺等二十六人致龙氏函七十四通,凡七十九通。其中录自《近代词人手札墨迹》三十通、《词学季刊》二十九通、《同声月刊》十二通,剩余八通出处为《天风阁学词日记》《戏曲》《龙谱》《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等书刊。《树新义室所藏忍寒庐词人手札》则出版在后,未及引用。
对当事双方来说,这些手札具有通问致候、切磋唱和、学术交流等实际作用,“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两纸八行,欢喜无量”。从历史云烟深处留存至今,则更多体现为文献、文物、艺术等多维价值。整理成书出版后,对读者、学者而言,似当以文献意义最为显豁。《龙谱》中谱主师友书札有录文者,与《近代词人手札墨迹》及其《别编》重叠极少,今次《龙榆生师友书札》所收,又与以上诸本未见重出,只不过与前揭张晖写忍寒庐中陈三立、陈寅恪、俞平伯佚诗佚函四篇专文有交涉互见。质言之,本书的出版,与先前浮出水面的龙氏师友书札形成互补呼应关系,进一步展现了龙榆生在不同时空中的朋友圈,为我们深入了解龙榆生和他的朋友们的交往日常、多元考察近现代词坛学林的精神风貌,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
不仅如此,该书还可补不少文人学者著作集文献之阙。以《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为例,它在《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及其增订本(同社1997年版)的基础上,收书信三卷近四千五百件,用力甚劬,蒐辑甚备,但致龙榆生者却不见踪影。与之类似的有《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存录陈三立尺牍多通,然本书所收则为漏网之鱼。其他如《俞平伯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沙孟海全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丰子恺全集》(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均列有书信专册或专卷,但无一例外未收作者致龙榆生手札。还有一类是《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马一浮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叶恭绰全集》(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等,有作者致龙榆生书札,数量不等,但步调一致地没有本书所收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龙榆生师友书札》结集面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再比勘相关文献,《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有1959年陈氏七律《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一首,颈联句“是非谁定千秋史”,本书陈寅恪致龙氏第四札作“是非难定千秋史”,观图版应是唐筼夫人代笔。钱锺书《槐聚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1958年有《叔子五十览揆,寄诗遥祝,并送入皖》一律,自注引陆游《过灵石三峰》“劳渠蟠屈小诗中”,本书钱氏致龙榆生第一札附录此诗,题中“览揆”作“生日”,注中“劳渠”作“烦渠”,参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十,亦是“劳渠”,可见槐聚诗人订正之迹。又张晖《陈三立的佚函》《俞平伯佚函》两文中对原函的释读略有误字,并留空缺,而根据本书陈、俞手札,恰好修订补全,俾成完璧。
本书手札若与其他文献史料结合,可拈出不少议题加以阐发,相信自有慧眼烛照,此处不必赘言。接着想稍稍谈论一下该书整理中的问题与不足,期望重印或再版时修订改进。首先在体例上,前序后跋,然无凡例,序跋中对书札来源、数量、排列原则(实则按写信人姓氏笔画)等不作说明,原函没有标点,提行、空格等书信行款格式,信中衍脱倒讹等谬误,少量的异体字、俗字,涉及的这些问题如何处理也都付之阙如。其次在简介上,每位作者在书札释文前均有简短文字介绍,但体例驳杂不纯,如介绍陈寅恪时特别标出其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而轮到张元济时则只字不提,更突出的问题是,介绍周作人时原名、字号、笔名等皆有列出,但叶恭绰、吴湖帆、谢无量、郭沫若、钱锺书、夏承焘等十七人惟有姓名,不见字号,而叶恭绰第五札自署“遐”,吴湖帆五通中有四通落款“弟倩”,容易使读者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若简介中写明叶氏号遐庵,吴氏又名倩,则疑窦冰释,一望便知。复次在格式上,马一浮第四函为诗札,诗题《榆生教授见示哀女弟子龚家珠词,并述其遗事,叹为难能,出之巾帼,尤足以劝薄俗,为题词后以嘉之》(《马一浮全集》第三册下诗集卷亦收,诗题略异),然而本书“化腐朽为神奇”,将诗题斩为两截,以“榆生教授”为称呼,以下为信函正文,令人绝倒。又书末附录龙氏《苜蓿生涯过廿年》一文,编者说明放在题目与正文之间,既未加“编按”字样,也未改变字体字号加以区别,实在让人气结。
更值得辞费的问题在系年与释文上。作者简介末尾均提示书札撰作时间,但大多使用“写于1948年左右”“约写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样的笼统叙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事实上很多信函都可以考证出确切的年份,更何况这样的模糊语言也未免出错。此处稍举数例,以概其余。
如陈三立一通,提及为朱祖谋写墓志铭事(朱卒于1931年底),“战祸”“和议”即关于“一·二八”事变,可知该信作于1932年(参前揭张晖《陈三立的佚函》文)。郭沫若第三札所称“诗三首”,即《寄郭鼎堂先生三绝句》,见《龙榆生全集》第四卷《诗词集》,则该函作于1954年。
陈寅恪四通,简介中云“约写于1954年至1955年”,其第一札落款“一月十八日”,又附有《乙未中秋夕赠内》诗,乙未为1955年,则该函起码作于1956年(前揭张晖《陈寅恪的佚诗与佚函》文亦误系于1955年);第三、四通诗札亦收在《陈寅恪集·诗集》,当分别系于1953、1959年。
徐悲鸿一札简介称“约写于20世纪40年代”,主旨乃请托龙氏为其外舅蒋梅生(即蒋碧薇之父)谋事,《树新义室所藏忍寒庐词人书札》有徐氏1935年7月7日一信,醉翁之意相同,前函亦当作于此年。
关于释文的问题,当时参观展览时已有所发现,书札定名文字颇有讹误,如本书钱锺书第四通,原名《奉教甚慰札》,“甚慰”当作“喜慰”;谢无量第四通,原作《汤山暑札》,脱一字,当为“逭暑”;徐悲鸿一通,原作《惊恐无地札》,实为“惶愧无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幸成书时上述错谬已一扫而光。
徐悲鸿《惊恐无地札》
但在书札录文时仍留下不少遗憾,所谓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此亦在所难免也。谨列举如次——
马一浮第三札:“绚”当作“徇”。
叶恭绰第一札:“四日”当作“廿四”。
吴湖帆第三札:“心腹三患”当为“心腹之患”。
同人第四札:“第九字”当为“第四字”。
同人第五札:缺落款日期“廿四”。
张元济第一札:“自若”当作“自喜”。
周作人第二札:“鄙意”当作“鄙言”。
郭沫若第一札:“八月七日”当为“八、七”。
赵朴初第五札:“之从”当作“台从”。
同人第七札:“五八年”当作“六五年”。
钱君匋第一札:“候”当为“俟”。
谢无量第三札:“目上月”当为“自上月”。
同人第四札:“喜”当作“善”,“十四”当为“一四”。
傅抱石一通:“皆无经验”当为“以无经验”,“雅局”当为“雅属”。
潘伯鹰第二札:“辱荷往存”当为“辱荷注存”。
释文有误而导致句读问题的,如第一例马一浮函:“见告女生龚家珠事,急难相为,笃于风义,至堪称美已绚。来命率缀一绝句奉题尊词之后”,实当作“……至堪称美。已徇来命,率缀一绝句,奉题尊词之后”。其他标点问题亦复不少,此处从略。
细枝末节,无伤大雅。不贤识小,殊未敢必,甚望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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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龙榆生,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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