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纸媒发行——报纸还有没有必要再出了？

文/王文睿 谢吕容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一、鲍德里亚预言的镜像式困惑

鲍德里亚是一个懒散的疯子，有着惊人的感知力和想象力，在他描述的消费社会中，个体已经濒临消亡，侵吞巨物的机器在不停运转，个体的生产变得专业化，需要依赖新的技术秩序生存下去，现代的狂欢是网络、媒体、虚拟，一种任何人都能感受到的霸权体系。

一切事物逃不过达尔文法则，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网络霸权与狂欢的背后是纸媒的落寞与逐渐消亡。

纸质出版物由于纸介质载体的限制，信息容量相对有限，并且文字加图片的传播变现形式较为单一，而且一旦发行，内容便不可更改，对信息的扩展十分困难。

纸媒的危机表现为停刊，直接原因就是发行量的下降，特别是广告收入的下降，而这个趋势已经发生了较长时间，只不过是量变引发了质变，最终以显著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二、后疫情时代，纸媒更落寞了？

（一） 消毒的报纸，奢侈的阅读

本就严寒的冬天，又迎来了狂风暴雪。新冠肺炎疫情是纸媒的敌人，即使在疫情过后，报纸的发行量依旧不容乐观。

洗手，防护，消毒，戴口罩是疫情期间每个人的日常。人们潜移默化地形成新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为了安全期间，本来一家人吃饭现在倡导分餐制，本来可以在饭店开开心心吃饭现在最好能打包回家一个人吃；进门消毒，出门防护，如今看个报纸杂志同样也需要消毒，甚至消几遍毒，才能放心阅读。

奢侈的报纸阅读，让人们变得更加不便，既然如此麻烦，不如将之抛弃。看报的情怀不再，而移动媒介也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二）后半夜的凄凉，艰难送报背后

报纸发行业是后半夜上班的工作。从编辑部把稿传给印刷厂，经过排版、排胶、制作、调试到印刷，已经接近凌晨4点，到5点，印刷完司机开始运送，递到送报员手里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凌晨5点半，送报员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冬天甚至要更早，4点半就要起。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无休。“地球不爆炸，记者不放假。”不放假的何止是记者，一整条线的工作人员都不得休息。

倘若说记者的存在仍有价值，那么送报人们这样辛苦的运送工作，只为了把一张张薄薄的报纸及时送到早在手机上了解了前一天新闻的用户手上。这样的工作，还有存在价值吗？

诚然，不通网络的偏僻山区或许仍然需要借助报纸这样原始的媒介获取信息，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信号覆盖率的提高，加上今年底便要完成的全面小康计划，这样的地方也迟早被信号覆盖。到那时，报纸或许就将寿终正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博物馆的下一样展物。

（三）报刊亭和油墨纸张的孤独：终究是我不配

二十年前，报刊亭还是每个人几乎每天都要去的地方，买两本杂志，看看最近的报纸，扑面而来的油墨味令人心安。昔日的报刊亭曾是人们获得信息的窗口。

据统计，2008年至2011年底，全国邮政报刊亭共被拆除9508个，截止 2014 年底，中国邮政报刊亭数量为 30506 座，比 2008 年减少了 2 万座，北京从高峰期的两千多座报刊亭，近几年来减少了差不多一半。而直到2018年年底，全北京仅剩519个报刊亭。

就算是在媒体行业发达，文化水平较高的首都北京，报刊亭的风生水起到如今命运潦倒，期间也不过十几年的光景。

它们曾经是城市的眼睛，八十年代有一篇文章叫《窗口》，充满深情地写着：“敲开售报亭的窗口……售报亭——时代的相机”。

现在看到这里的你，不妨想想看自己已经多久没有光顾过报刊亭了？

落寞的报刊亭，和“油墨”和“纸张”成了纸媒衰落的陪葬品。

纸媒不是自古就有的，和万事万物一样，能产生，就能灭亡。纸媒的特殊质感决定了它作为一种媒介的特殊性，也有其文化历史意义，但它终究只是一种信息的载体，读者需要的是信息而不是载体。随着新事物的发展，旧事物不去从自身找突破、搞创新，把握发展机遇，只靠所谓的“优雅”摆姿态，买椟还珠，恐怕只是自取灭亡。

（四）遭嫌弃，无人喝彩——纸媒面临数字转型

纸媒最大的危机表现为停刊，直接原因就是发行量的下降，特别是广告收入的下降。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量变引发了质变，最终以疫情为契机显著表现出来罢了。

比起线上各大电子报刊恰到好处的广告植入以及自媒体的高流量曝光，报纸杂志的广告已经几乎无人问津。广告商宁愿花钱投主播也不愿考虑风雨飘摇的报社，没有流量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钱维持经营。如果说对于大报社而言是“割块肉”的话，那么对于没有国家兜底的小报馆而言，几乎是遭受“灭顶之灾”。倒闭成为难以逃脱的结局。

纸媒正在变成奢侈品，纸媒的优势并不代表纸媒的未来。面对无情打击，前途未卜，难道纸媒真成了夕阳产业、落后产能了吗？

三、疫情困境下新媒体冲击下，纸媒，值吗？

（一）

疫情期间，新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安抚民众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凭借其快速的传播能力、广博的覆盖面、超强的交互性等特点，成为疫情期间报道的主力军，影响力逐渐超越传统媒体。

1.先网后报，新媒体争夺发言权

后真相时代，人人都手握话筒，普通民众在缺乏媒体人专业素养的情况下被赋予了信息发布权。

比如，疫情发生初期，早期的知情人士正是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率先公布了疫情最初的信息，也成了大众眼中的“吹哨人”。

武汉封城以来，方方两个多月里在网络上发表封城日记，记录自己在武汉的所见所闻，在网络上对方方的日记开始了一波又一波“围观”热潮。 两个月中，方方以平视的文学视角，记录了“围城”重的人生百态。同样向人们揭开我们看不到的封城面纱背后。

疫情全面爆发后，新媒体及时、全面的信息满足了公众对信息的迫切需求，起到了很好的传递作用，而传统媒体拘于其“官方”属性，在舆论引导方面略显僵化，此处便由新媒体进行了辅助，同时因为其极强的交互性，也起到了缓解舆论压力的作用。

而很多传统媒体，也利用网络媒体的迅速快捷，首先在微信微博发布信息，随后在报纸进行深度解析。传统与新之争，终究是新打败了旧，成为各家争夺的舆论阵地。

2.舆论监督，疫情背后的视察兵

疫情爆发后，口罩、药物、食物等一度遭到民众的疯抢，部分商家趁此大发“国难财”，哄抬物价。部分民众将其发现的此类现象发布在新媒体上，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政府立刻出台政策，抑制了此轮涨价风波。

用户已从最开始的单纯的接受者成为信息的中心，整个信息网是以每个用户自己为中心铺开的，对他们而言，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而无论是当事人、目击者还是纸媒，只是不同的信息源罢了，可信与否终究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判断。这也就是为什么事件的反转逐渐成为常态，群众态度反复无常，左右摇摆。

（二）新媒体平台成为媒体行业的香饽饽，而对比之下，旧有的报纸、电视机已经成为最后的选择。

纸媒从新闻纸变成宣传纸——写谁谁看，谁写谁看

历史地看，特定纸质媒体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正统性，是各类新媒体短时间内无法轻易替代的。这也是传统媒体的历史合理性所在。

近几年，《人民日报》、《求是》 等主流报刊逐渐形成了重要会议章程、政策决定、理论成果等党的意识形态信息的正统性载体。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统一的官方报刊成为安德森所说的民族国家意识的结构性存在，对这类报纸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转喻为对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无意识认同。

当下传统媒体最大的竞争力在于，主流意识形态信息要求唯一化与精确化，而新媒体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信息的个性化和巨量化，这一特点恰恰与意识形态信息特点相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主流媒体提供的原本就是“官方”。

正如疫情期间，众声喧哗的时刻，新闻联播带给所有人的是无与伦比的“安心”和“踏实”，有人讽刺其为粉饰太平，然而换个思路来说，如果连新闻联播都不能再为人民提供安心和踏实，那也是挺可怕的。

难道纸媒将从新闻纸变成宣传纸？写谁谁看，谁写谁看。既然如此，只保留党报便是了。那对于除党报外的媒体，继续保留“油墨”和“纸张”还有必要吗？纸媒人的饭碗真要砸了吗？纸媒路在何方？

四、纸媒路在何方？尽快探索全新盈利模式

灯塔或许会被卫星雷达取代，但是航行永远都需要方向。时刻保持警惕，确保内容高质量输出的同时配合改进表现形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争取在新时代让纸媒重焕生机。

提高产能：陈旧的管理体制积弊已久，淘汰落后产能，削减冗官冗员，增加重点、要点的人财物力投入，改组重组在所难免。只有大破大立，勇于抛弃落后制度，面对压力迎难而上，大力优化效能，适应新时代，才有可能适者生存。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冲击着全行业，那些不够智能化、不够精简化的企业，注定无法适应这个时代。

创造收入：广告收入“跳崖式”下跌，收视率惨不忍睹，传统媒体入不敷出，缺乏应对策略、办报理念陈旧、传播方式落后、不注重“纸”外传播、经营没有鲜招、结构单一、没有活力，都是纸媒在转型过程中走过的甚至现在仍然在走的弯路、歧途。改革、融合、转型，说起来轻松，实际上真正能够做到的寥寥无几，或者说更多的仍然在路上，当然，也有的干脆就地坐下，混吃等死。如何适应当前激烈竞争市场，创造收入自力更生，是悬在每个传统媒体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提高创新能力：传统媒体改革仍然受传统报纸的引力影响，半新半旧的现状画猫类虎，反而更加互相掣肘。顶层设计跟不上实际发展，管理层对于需要长期人财物力投入、存在一定风险、收益周期长的融合发展项目宁愿回避也不敢轻举妄动。要么是盲目跟风老调重弹，要么是拼了半天劲做出来的东西勉勉强强与新媒体打个平手，吃力不讨好。这年头连开会都能做成互动小游戏，传统媒体

全媒体转型：2015年，腾讯作为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率先启用机器人写稿，并发布了一篇出自写作机器人“Dreamwriter”之手的文章。官方称Dreamwriter是腾讯财经开发的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能够根据算法在第一时间自动生成稿件，瞬时输出分析和研判，一分钟内将重要资讯和解读送达用户。

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赛一周，AI 机器人“张小明”通过对接奥组委的数据库信息，实时撰写新闻稿件，以跟电视直播几乎同时的速度发布稿件。据了解，张小明主要报道乒乓球、网球、羽毛球和女足的比赛，6天生成200篇以上简讯和资讯。

2018年11月7日，“AI合成主播” 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AI合成主播” 是新华社联合搜狗发布的合成新闻主播，运用最新人工智能技术，“克隆”出与真人主播拥有同样播报能力的“分身”。 

目前，AI在新闻业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工智能的运作深入到了新闻生产的全过程，包括新闻的素材收集、制作和推送。例如“PGC+UGC+MGC”的模式的出现，AI+编辑的代表有新华社的小新，以及通过人工智能完成内容个性化推动的今日头条、网易新闻、一点资讯等。

虽然，智能机器人还无法完全取代记者、主播，但是剔除竞争力弱的记者、主播还是绰绰有余。吸收电视媒体的专业人才，全媒体团队，采取全新的体制、机制，原有的组织资源重新排列组合，以期达到最优配置。

只有明晰了自己的定位，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才能不被时代的浪潮拍死在沙滩上。骄矜于自身地位而不愿进步者，还是早做打算，不要拖行业后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