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两年，我意识到无知让种族偏见无处不在

近日来，由于对新冠病例从非洲输入的恐惧，原本生活在广州的非洲裔人受到歧视的消息时有出现。我跟南非朋友K描述我的担忧，她告诉我人们都是充满偏见的，这在南非也不能避免，说话间，K发来了南非政府发布的右侧是新冠数据、左侧是中国海鲜市场的照片。K是日本人，她说她很担心政府发布这个文件之后，她也连带着受到歧视。南非种族隔离期间，因为日本和南非政府的友好关系，日本人被授予了荣誉白人的称号。于是日本人可以去白人去的公园散步，坐白人坐的公交车和长椅。中国人也就连带着沾了光，因为很少有当地人能分清中国人和日本人。

在非洲，歧视很多时候是双向的

我于是回忆起在非洲学习工作时的经历。在尼日利亚阿布贾的菜市场总是会被喊China。认识的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他们见到她也会喊China，自然都是看脸喊，阿布贾中国人多，没有人想到会喊Japanese。经过当地朋友的指点，每次被喊China，我就Africa喊回去。每次被喊ọcha（White），我就Ojii（Black）地喊回去，然后喊的人和他的同伴就会开始哈哈大笑，我们也一起笑。在北美，亚裔人是一个整体，国别往往没有族别重要，就像最近的事件中非洲裔美国人也受到牵连，作为一个在异域的外国人，脸是那么的重要。

在非洲两年，遇到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无论官员学者还是打工者，甚至帮助我给当地难民捐款的中国人，完全不带偏见的屈指可数。初次到尼日利亚，认识了一个当地朋友，他当时在自学中文。我本想趁着中国人在尼举办春节晚会的机会让他近距离了解一下中国文化，谁想到邀请我参加晚会的中国朋友为此跟我大谈“千万不要交黑人男朋友”，絮絮叨叨到半夜两点。但不止中国人对非洲人存在偏见，新冠肺炎爆发之后，我在尼日利亚办公室认识的一个博士奶奶给我发了几条中国人吃虫子、乌龟之类的视频。她出身贵族，一生传奇，参与过地方政府的竞选，作为穆斯林女性破天荒地第一个骑着马参与传统节庆，此后许多女贵族也效仿她挺起腰板像男性一样骑马参与重要场合。我十分敬慕她，这些视频让我反感，但也只能一笑而过。由此可见，歧视和偏见，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国别、阶层、背景的人身上。

我的第一次受到种族方面的启蒙，是我第一个南非男朋友L。在他之前，我仅仅有一段和非洲裔人接触的经历，而且极为糟糕。那是我在澳洲第一次去酒吧，面对着眼前的光怪陆离很尴尬，这时一个非洲裔小哥过来和我搭讪，拉我去跳舞，并一直在我耳边说让我晃动臀部，我放下酒杯匆匆逃离。和L在一起之后，有一晚我们在月光下把手臂贴在一起，月光在我的手臂上反光，他的手臂上也有一点点光亮。他说：“你看，我们也没什么不同。”还有一次，我们走在路上，我无意间说到“You are black”，他指着路边的黑色垃圾袋说，我跟它的颜色一样么？我看了看，当然不一样。

也是在南非时，有一次我的中国室友和来自莱索托的室友打架，两个女生真的厮打起来。后来我向当地一个有色人阿姨描述当时的情境，我说中国女孩打不过，他们非洲裔人那么强壮。阿姨听了哈哈大笑不止，我才意识这句话的可笑之处。哪里的人都是多种多样，怎么能一概而论呢？

种族主义的谬误

人类走出非洲大陆的时候，都是深肤色的。在人类六七百万年的演化史中，肤色的差异是在近六七万年间才出现的。肤色的演化是自然选择的最好案例。迁徙到寒冷缺乏日光的高纬度的人类得到的阳光变少，存在浅肤色变异的人相比于深肤色的人在吸收同等日光后能够生成更多维生素D，获得了自然选择的优势，在高纬地区逐渐取代了深肤色的人。位于热带地区的人，受到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强紫外线的照射不仅会伤害皮肤还可能造成细胞癌变。深肤色对紫外线有屏障保护功能，深肤色的人获得自然选择的偏爱，于是“白”皮肤在热带地区被逐渐取代。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热带雨林里生活的人虽然地处低纬度但肤色较浅。这是因为在茂密的雨林中没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所以未产生和其他热带地区类似的自然选择。直到今天，浅色皮肤的人患皮肤癌的概率依然最高，而非洲裔人几乎没有患上皮肤癌的可能性。

种族主义者认为先天的遗传特征决定了人的性格和行为。虽然反犹主义有其历史脉络，但在认为不同族群是竞争性的，并因为“血统”或者肤色将另一个族群看作下等的，甚至危险的这点上，种族主义者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逻辑如出一辙。事实上无论是生活在哪里，长成什么样的人，其基因组中32亿个氮基的排序都有99.9%的相似性。我们和任何人的差异度都不到0.1%。像一个作家说的，纳粹身上都有犹太人的基因，种族歧视者的祖先也都是非洲人。人类进化至今，生理特征的多样性根本无法用几种种族简单定义，肤色更不是黑白黄就能分清楚的，肤色的谱系是个渐变的色盘，种族的分类是一种文化上的建构。

有一个科学实验，在实验参与者面前以1/10秒每张的速度频闪图片，并在同时扫描实验者的大脑。这样的速度下，人们只能模糊的辨别出图片的基本内容。实验发现，如果闪过一张种族不同的人脸，被试者的杏仁体会被激活。而杏仁体正是大脑中负责愤怒和冲动的部分。这仿佛是说人天生就是种族歧视的。

但这种因果推断是有问题的。如果被试者是一名球迷，当眼前闪过的是一张穿着他讨厌的球队的球服的人，被试者的杏仁体就会立刻被激活，闪过不同种族的人时则不会引起反应。简单地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分类体系，当一种分类体系对我们来说比另一种更重要的时候，人们就会基于这种更重要的分类体系做喜好判断。种族的存在是因为人们愿意把它当做一个区分自己与他者的标准。这不难理解，因为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不可避免地会注意到对方和自己的不同，至于之后产生的偏见，则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所塑造的。

针对非洲裔人的污名不胜枚举，几种典型的标签包括，“懒”，“罪犯”，“强奸犯”。其中强奸犯的指控尤其突出。英文中 Black Peril一词的来源，就是非洲殖民者担心非洲男性喜欢白人女性，跟她们发生性关系，夺走所有白人女性。非洲的多妻传统经常被作为支撑这种观点的例证。尼日利亚穆斯林男性最多可以娶4个妻子，这种特权是男权社会的产物。但我的穆斯林朋友告诉我，许多穆斯林会娶一些寡妇或者生活困难的妇人，以这种方式接济她们。尼日利亚的许多穆斯林女性的确没有工作，经济来源完全依靠男性。无论合理与否，这种传统是历史社会现实的产物，不能片面地从性的角度理解。

种族问题令我困惑的一点是，同样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为什么有的人就会像桃花源里的村民一样，对对方格外热情。有的人却会从一开始就充满偏见、污蔑甚至怨恨。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James Baldwin曾写过一个故事，叫“村子里的陌生人”，关于他在瑞士一个小村落的经历：这个村落里的人都是白皮肤，没有见过黑人，完全被他的黑所震惊到，孩子们会指着他喊“黑鬼”（Neger!），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在Baldwin脑中映射的是Nigger这个他在美国每天都能听到的，含有强烈歧视意味的词。Baldwin把村民的行为称为天真的种族主义（naive racism）。但他还写到，从他一去，村子里就有人在他背后说他的坏话，说他是肮脏的黑人，说他偷窃了他们的木头。如果说前者是无意的天真的种族主义，后者就是更邪恶的种族主义了。

缺乏了解，是偏见的最重要来源

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小学生手册上有一条是不许围观外国人。中国人对非洲和非洲裔人缺乏了解和接触，导致了不少“天真的种族主义”。很多时候中国人的话语中或许没有恶意，却由于对西方殖民和奴隶制历史的缺乏了解，很可能无意中就揭起了别人历史的伤疤。我相信我在尼日利亚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些叫我Chinko的市场的小贩并不知道这个词所包含的歧视意味。Iron Chink是20世纪初美国的一种宰鱼机器，因为其可以替代总是靠给人打工宰鱼为生的中国移民劳工得名。“Chink”在美国20世纪初排华浪潮下被广泛使用，成为对华裔的歧视称呼。

按照百度指数查找黑人关键词，可以看到百度用户搜索的“黑人”真人几乎只有娄婧、陈建州和篮球明星。在中国的语境中，非洲裔人是个无名无脸的群体，大家很难真切地产生关于某个非洲裔人的联想。百度用户搜索记录中和非洲人相关的最多搜索包括非洲人图片、非洲女人、非洲人吃什么、辛巴族、非洲土著等。这些搜索体现出中国民众对非洲的不了解，也暗暗透出着窥探“原始”的好奇心。非洲裔在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只出现在黑人抬棺、黑人问号这样的搞笑视频和表情包里面。中国媒体提及非洲时讲的大多是援建的故事。知乎上点赞上万的几个关于非洲的问题包括“非洲为什么这么穷”,“ 非洲某些国家不断收到各国救援和物资，为什么一直富不起来？”。

这些描述和想象或许有一定真实性，但当然不是非洲的全貌，非洲的故事有着远为生动丰富的细节。马云2019年创建的“非洲创业基金”在非洲火了一把，他投资1000万美元用于资助100个非洲年轻人创业，尤其注重鼓励草根阶层、女性和青年。2019年获得马云创业基金的是34岁的尼日利亚女性创业者Temie Giwa。在尼日利亚十分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便是病人大出血急需输血时，医院没法及时获得和病人匹配的血，当地产妇死于大出血的几率远高于其他地区便是由此导致。Temie Giwa搭建了一个叫做“生命银行”的线上预约送血的平台，就像我们点外卖一样，人们在手机上向血库下单，两小时之内，血库的血会由专门的运输工具由生命银行送到病人所在的医院。这个平台从2016年成立至今已经拯救了至少5000条生命。非洲有许多非常优秀活跃的青年企业家，非洲科技创业公司在近年也收获了大量的风投。这么精彩的故事，国内却鲜有关注。

也是在尼日利亚的难民营，我遇到了最激励我的人。难民营的E老师生活在恐怖组织造成的创伤之中，却在难民营建立起了小学校。他说，政府不会管他们的孩子，如果他们自己也不管，那他们的下一代就要遭受类似他们遭受的苦难，所以他想要给他们教育和更好的生活。E曾经生活在Borno省的一个基督徒为主的村落。他爸爸曾是赤脚医生，在博科圣地袭击他们村庄时，被砍断胳膊后杀死。逃难到首都阿布贾的难民营之后，E一直用爸爸教给他的知识，免费帮难民营的人接生和看病。在那次小学一周年的庆祝活动中，E匆匆忙忙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他在最近一次接生的过程中染上了乙肝，问我有没有认识的医生可以帮助他。E没有钱看病，也非常担心自己的病会传染给自己的妻子和5岁的儿子。患上乙肝后，他也没法像从前一样诊断和治疗难民营里的病人。像E一样，许多难民营中的人都有太多理由怨恨世界的不公，放弃自己，但他们选择了乐观坚持。只有在谈话中提及博科圣地时，突然的沉默才会让我意识到他们同创伤的挣扎一直在继续，可能永远都不会结束。

在尼日利亚的一年，我学到的最重要的道理就是，世界上有无数比我更坚毅勇敢勤奋有才华的人，却陷入命运的桎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走出艰难的处境，成为被埋没的金子。然而由于缺乏了解和共情，很多人总是给这些看起来“失败”或者“边缘”的人贴上“自找的”的标签。

偏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消除的。但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媒体可以报道更多非洲国家人民为改善自己社区所做的努力，在非的华人可以带着同理心讲述更多当地有血有肉的故事，媒体频道上有朝一日可以播放Nollywood的电影，种族歧视的阴影就会越来越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