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评《勘破狐狸窗》︱搭一扇狐狸窗,看穿近代东洋

杨早

2020-04-28 13: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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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吴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1月出版,243页,37元
2011年,吴真博士在东京高圆寺旧书集市上以一百日元(人民币六元)的白菜价,不,白送价,淘得沈从文《边城》1934年初版本。软精装带护封。消息传回中国,别人我不知道,本人是嫉妒得整宿睡不着觉,认真琢磨过有没有机会去她家时南蛮入侵顺手牵羊,主要还是觉得冤枉:你说你一个研究道教和日本文化的博士,跟我们现代文学的抢什么沈从文哪?
不过,看到《在东京的边城,偶遇〈边城〉》,才读出了“高圆寺淘《边城》”的另外一重含义:它不仅是旧书集市“捡漏”那么得瑟的拉仇恨,也不单是中文书的海外流传那么轻飘的感慨,这本《边城》,见证着东京城市文化史的变迁,与中日文化交流的偶然与注定。
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高圆寺是东京地价最便宜的荒野,吸引了大批失去住所的文人,从川端康成到井伏鳟二、寺山修司,昭和文学的开场,伴随着中央线沿线的开发。2018年我在东京访学,去过两次高圆寺,都是为了“古本书市”。那里至今仍谈不上繁华,却像塞纳河的左岸一样,印遍了文人墨客的足迹。吴真淘得《边城》的那种半年一度古本大祭的日子,从中央线南口拐入对面窄小的街道,时时会撞见提着大捆小捆旧书的眼镜男,这种景象与游客追寻的繁华东京格格不入,也很难让人相信是在旧书店不断倒闭的2018年。遥想数十年前,热爱中国文学的《边城》日译者松枝茂夫、风魔全球布尔乔亚的村上春树,都曾经这样在高圆寺的老街上走过吧。
而《边城》在日本的流播,与周作人的大力推荐分不开,也与冈崎俊夫、松枝茂夫的评骘译介息息相关。湘西小城的动人风韵,就这样慢慢融入日本文学青年的中国想象之中。
左为1938年改造社出版的松枝茂夫译本《边城》,中为吴真在东京高圆寺以一百日元所购1934年《边城》初版精装本,右为1938年的第三版平装本《边城》。
《在东京的边城,偶遇〈边城〉》篇幅很短,不过十一页,五千多字,但里面的信息量相当大,文学、历史、城市三者并置融合,如果读者能勘看实地,当更有所悟。这一评价,也可以移用于吴真博士《勘破狐狸窗》一书,全书不到十五万字,但涉及中日文化“互看”的层面之多、材料之富、用功之深,在遮天蔽日的“知日”读物中,仍能顽强地显出它的矫矫不群。
书分两辑,上辑“人事”六篇文章中,“中国看日本”三篇,“日本看中国”两篇,“风月同天”一篇,即《“甘党”夏目漱石与周作人的羊羮》,这篇属于小考证,出发点是中日“甘党”各出一位文学大家,文豪味觉与常人无殊,但追觅同物同味,是钦慕人物,还是爱屋及乌,就难说清楚了。1957年,夏目漱石墓木早拱,周作人于枯苦生涯中,犹自念想东京的羊羮,心中所思,与舌上所忆究否相同,不得而知。文章落脚于藤村羊羮的消亡与“职人文化的纯粹”,看似散漫,却分轻了历史沉重的感喟,像是羊羮最好是配苦茶,甘口苦口之间,才是世事本来的况味。
风靡江户人的老字号——藤村羊羹,2007年尚有零星出售羊羹,2011年之后彻底歇业。
我自己读来最亲切的,当然是《一个清朝官员在东京逛博览会》。文中主角杨芾,正是我的高祖,他逛博览会的记载,也见于我整理的《扶桑十旬记》。吴真博士也曾在阅读邻居《扶桑十旬记》读书会上讲过文章大义。正如上文所述,她敏锐地抓住了历史、社会与城市的交叉点,从上野博览会入手分析杨芾游记,显然是有备而来,“六经注我”。也是受吴真的启发,我2018年探访杨芾游迹,特别留意1907年博览会材料,自博览会而劝业场,明治末年东京生活历历如绘,而关注民生,于博览会用意“非徒炫华丽、广商业,且藉以开民智,俾之增见闻也”“颇会于心”,也正是杨芾考察日本,与或敷衍公差,或专精实业的晚清官绅考察大相径庭之处。这种差异,对于今日之初识异域,仍有提示作用:不可流于个人琐碎,亦不可遽言整体特征,而是入而能出,胸中有自家问题,才能借镜异邦。许多留学生白白留学经年,其实是不了解他者,也不解自身之故。
《一份申请失败的日本民俗调查计划》写钟敬文日本游学故事,最见出材料工夫,以钟敬文一人之留学生涯为线索,串连起“中国作家在日本”的大背景,又让人看见钟敬文在日时学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实是史家眼光。而《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当日在《读书》首发,即已惊艳四座,它为鲁迅研究界早已议论再四的“鲁迅与藤野”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新的材料。正如文化研究常提的法则: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可能更重要,所谓“缺席的在场”。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与被鲁迅书写并放大的藤野先生,背景之差异,为人之不同,一经并列比较,不仅“鲁迅的留日心态”,得到了更好的印证与阐发,于当年日本议会“为何留日者皆仇日”的天问,也提供了更切近的理解。
藤野先生故居客厅正中悬挂《孝经》挂轴,右边大衣即藤野先生出诊时所穿外套。
《日本最早的中国道观实地调查》《1928年常盘大定的广东佛寺调查》则是“日本看中国”的示例。相较之下,中国学者要去理解日人之眼光手段,比理解“中国看日本”更为艰难。好在此是吴真的“正业”宗教民俗研究。这方面学识,非我所能置喙,只好“她说什么我信什么”。
下辑“书事”七篇,统而言之,比上辑要更“紧”一点。我指的是作者的内在情绪。因此这一辑的主题,概括一下,无不关于中日两国的“文献争夺战”。三菱岩崎家、文求堂、皕宋楼、嘉业堂、文奎堂,这些名字,稍知近代旧书业的人,决不会没听说过。而中国古籍的东传与回流,更是种种相关学科近代的起点。从黎庶昌、杨守敬,到郑振铎、朱世明、王世襄,几代学人付出的努力,均可歌可泣,于故宫文物南迁之壮举,未遑多让。日本学者在这种往复争夺的过程中,与中国学人或合作,或疏离,或为敌,不一而足,种种惊险情节,拍成影视剧也一定好看。而国运与文运之升转离合,更令人感慨。长泽规矩也敢于面对中方代表说出“(这些古籍)如果不是保管在上野,放在香港的话,一定早就化为灰烬了,你们大概应该感谢我们吧!”这样的话,身为中国后辈学人读到,一定也会像吴真一样,为古籍的艰辛命途与前辈的坚卓努力“捏一把汗”,于眼花缭乱之中体味无比矛盾的心情。
1943年,北平旧书店文奎堂寄到东京的邮包。仁井田陞将这些邮包的包裹皮、购书明细都贴在所购书籍的封底。
吴真在《自序》中解题曰:“狐狸窗,是日本民间流传至今的一种手诀……狐狸窗,不仅是勘破妖怪‘正使’(原形)的透视镜,也是一部时光倒读机。搭上狐狸窗回望过去,据说可以看到历史场景、记忆场面的一幕幕重现。当然,我还希望借助这扇狐狸窗,看破那些被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影影绰绰的‘附魅’(enchanted)之物。”吴真搭的这扇狐狸窗,只有八根手指(十四篇小文),于沧海巨澜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当然只是管中窥豹,但一旦给了读者“去魅”的提示,有心人自可破除虚妄,求寻新知。这样,也就不负吴真博士十年异域求索之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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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日本,近代,中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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