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中国人：刘再复《五史自传》连载之一

原创 刘再复 壹嘉出版

著名文藝理論家劉再復先生近年開始撰寫自傳，按照主題內容，分為《我的拼搏史》、《我的寫作史》、《我的思想史》、《我的心靈史》、《我的錯誤史》五卷，正由香港三聯書店陸續出版，其中寫作、心靈、思想三卷已經上市。獲刘再复先生授權，我們將陸續選發劉再復先生《五史自傳》的部分內容。本期内容摘自《我的写作史》第五章。

《我的写作史》目录

第五章 为了现实对话的传统批判

《性格组合论》出版之后和《论文学主体性》发表之后，我的心态是：“文学理论的变革，我已尽了责任了，接下去，我得从理论热转向文化热了。”于是，从八六年到八七年，我便开始关注文化。那时我对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充满热情和期待，觉得文学理论的变革，还不足以表现我满心的热望。只有通过文化批评，才能使自己的人民摆脱因袭的重担。当时我想到，实现“人的现代化”才是当务之急。

光有“心愿”是不行的，重要是落实。于是，我注意到研究所里的年轻才俊林岗。林岗那时还不到三十岁。我担任所长的时候就把他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不到三十岁的副研究员，在社会科学院里可能是唯一的）。《光明日报》为此事还特别作了报道。当天，钱钟书先生读了这一则新闻，还特地打了电话给我，说你破格提拔林岗是对的。我所以看中林岗，并不是因为他的出身（他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林若的儿子），而是因为他很有思想。每次和他交谈，无论是谈论中国近代史还是中国古代史，他都有真知灼见。而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我们更是有许多共同的想法。他是一个“高干子弟”，但质朴得像一个“农家子”，和我很合得来。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竟然和我一样，也认为“人的现代化”、“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其关键是构建“独立人格”。我们谈鲁迅，谈现代人文书籍，觉得鲁迅所以写作《阿Q正传》正是痛感中国人太多病态人格，太多奴隶性。有一回我们一起散步，我说：美国任何一个总统，包括里根，绝对发动不了WG。我们的国家所以能发动起来，就因为我们的“人民群众”缺乏“独立人格”。我记得他回应说，鲁迅批判中国人很喜欢围观，他在一篇杂文中说，如果你吐一口痰，然后自己先站着看，接着一定会有人随之围着看。如果有一个人大叫一声“走了”，其他人也会跟着走散。这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性格，归根结底是缺乏独立人格。

由于心灵相通，我们就商定共同写作一本“批判传统”的书。他说他已写出《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的一篇论文，我读了之后，觉得“好极了”。文中对“主奴根性”的剖析写得特别精彩。我觉得中国人的病根正是在“主人”与“奴隶”这两个角色里不断互换。当主人时是“兽”，当奴隶时是“羊”。记得当时我对林岗说：WG中人总是在两个角色中互换，要么是“看守”，吆喝别人：要么是“囚徒”，任人吆喝。不管充当哪个角色，其实都是他人操纵的“傀儡”和“器具”。换句话说，不管是主人、看守的兽性，还是奴隶、囚犯的羊性，都不是理性，也没有尊严的人性。由于思想的合拍与相通，我们决定共同合著《传统与中国人》。一九八七年我实在太忙，顾此失彼，所以要求林岗多执笔，而我尽可能出些思想，最后，我只执笔总论和附论。商定了之后，两个人就拼命读，拼命写。到了一九八七年底，初稿就完成了。

拿着沉甸甸的稿子，我们一起去找三联的社长范用先生。他很快就读完书稿，并选定董秀玉为责任编辑（她很快就被提拔为三联总编）。秀玉因工作太重而病倒住院，我到医院里去看她时，她的病床上还放着《传统与中国人》的稿子。她双手颤颤巍巍地拿着书稿说：我脑子一清楚就看，陆陆续续已读完了，出院后就发稿。看到她满脸病容还在说我们的书稿，真让我感动不已。那个瞬间，我想到：唉，所谓文化事业，不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来，然后又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刷出来的事业吗？秀玉真了不起，发烧了，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来。

三联1988年版《传统与中国人》

半年之后，即一九八八年五月，三联终于正式出版了《传统与中国人》。范用先生亲自作封面设计，封面的左角边是一个阿Q像，它意味着在此书乃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继续批判”，承继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传统。出书时，我第二次见了范用先生。本来是想说几句感谢的话，还来不及开口，范老反而一见面就道谢，他说：谢谢你和林岗给我们新书。这些年我们靠“炒冷饭”过日子，你们的书可以让我们吃新饭了。那个瞬间，几句诚挚的话，一直刻在我的心里。从那一刻开始，我们也成了忘年之交。在海外的日子里，他是最关心我的老人，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有时直接寄，有时通过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刘文良转送。我在《常常想念您，范用先生》和《三联三代皆好友》两篇散文中，略有记述。能和范用这位纯朴、正直、和蔼可亲、有勇有识的人交往，我的人生真增添了许多温暖。现在范老已经逝世，但我心中总是常有他的微笑和勉励。范老，范老，您多么可敬，又多么可爱呵，您的人生才是一本最美丽的书籍！一本让我永远品尝不尽、体会不完的书籍！

漂泊到海外之后，特别是思索的重心“返回古典”之后，大约是因为在海外安静的环境中重新认真阅读故国古代的经典，因此，我从一个故国的“土地崇拜者”变成了一个故国文化的崇拜者。所以对《传统与中国人》的写作基本点（即以“批判”为基本点），有所“反省”，而且从“批判”的基本点转向“开掘”的基本点。当然，我也不放弃“批判”，甚至写了《双典批判》一书，然而，批判对象变了。我批判的是崇尚暴力的《水浒传》和崇尚心机权术的《三国演义》，而对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儒、道、释的深层内涵，则认真开掘了。尤其是对于集三大文化精萃的《红楼梦》，我更是爱入心胸，爱入血脉，爱入骨髓。尽管我和林岗没有写出重新认识传统的文章，但在二〇〇二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传统与中国人》时，我们在前言中作了一点解释。含蓄地说明在八十年代末写作此书时偏重于人文学术“主观性的那一方面”，即偏重于在当时的“社会情景之下与现实的对话。”说得明白一些，便是借批判传统以批判现实。即现实社会中种种丑陋的国民性格，依然是我们写作的出发点总之，《传统与中国人》的写作，还是沿袭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审父”思路，对父辈文化与祖辈文化的弱点还是进行尖锐的鞭挞。

原标题：《传统与中国人：刘再复《五史自传》连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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