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都市三十年

以下文章来源于国匠城 ，作者李昊

国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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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昊

“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会被改良世界的欲望和享受世界的欲望搞得不知如何是好。”

——E·B·怀特

urban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尚未上幼儿园的我，和我妈住在豫南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天，有人到镇中学家属院，推销自制的饼干。我妈买了好几个那种大的饼干，是常见饼干的数倍大，能覆盖巴掌。我对于这件事的记忆很是模糊，不过记得带我的一个阿姨对我说，“农村的人吃煎饼，城里的人吃饼干。”处于城市和乡村过渡带上的我，可能就是在那一刻，体会到了一种都市的特性。它说不清道不明，但在日后多年里缭绕在我的人生之中。

许多年后，我学了城市规划专业。这专业在国外有许多种名称，最常见的名称是Urban Planning或City Planning。那么urban和city，哪个词更能代表城市？学术界有各种定义、概念和解读，我则在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标签中找到了答案。

在一篇介绍杰克逊的文章中，我首次看到对他音乐风格的定义——Urban（都市音乐）。Urban又被称之为Urban Contemporary，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从R&B与Soul衍生而来，并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发扬光大。听到这个名字，你能想象到那种当年Disco舞厅：镭射灯打出五颜六色的光，都市男女们随着迈克尔·杰克逊歌曲的节拍，跃跃欲试地跳动起来。

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说法，City特别突出一个空间单元的法定意义，这个单元是一个行政实体。与之相对应的，Urban更突出城市的社会属性。按照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融合社会经济诸多因素的城市空间，不再仅仅是我们进行生产的场所，而成为我们生产的对象，所谓空间的生产。

Urban意味着都市性（urbansim）与都市的生活方式（urban lifestyle），现代城市的特性、气质、品格与风尚蕴含其中。摇滚乐是六十年代的理想和激情的代表，而流行音乐和电子产品则在八十年代随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Urban的气质，是当年引领青年风潮的电影《霹雳舞》，是童年的变形金刚玩具、大大泡泡糖、印着哆啦A梦的铅笔盒和滚轴溜冰鞋。成大后，你会在网络上翻阅Urban Dictionary，那里面充斥着那个时代都市青年们才能理解的俚语。你会会心一笑，urban便是这样一种幽默。

大院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非都市的地方。大院文化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带有军事化的特征，而部队大院则是这种文化的终极呈现。在豫北小城里，我生活的那座部队大院，就像是一个乌托邦，独立于那座城市的肌理而存在。大院的墙内和墙外的城市，几乎是两个世界。在大院的环境里成长的我，对于外界的都市性，自然是缺少认知的。对我而言，大院是我童年的伊甸园，是塑造了我精神的理想城市。那些在大院生活的岁月里，大院就像是我童年的一片海，让我在其中自由地远航。

部队大院干净整洁，是一座园林式的兵营。在市场经济逐步兴起的年代里，依旧充满着革命情怀。高音喇叭的声音，覆盖整个大院，定时播放的音乐，形成了人们生活的稳定节奏。白天会播放各种革命歌曲，以及《军营男子汉》那样的军旅歌曲。晚上则会在固定时间，响起熄灯号，带人们入眠。

大院里的规划布局，如今看来颇得霍华德花园城市理论的真传。楼房整体密度不高，各种花园绿地穿插其间。家属院住宅区容积率超低，而绿化率极高。两栋三层公寓楼之间，有着超大面积的草坪——极少有商品房小区能有这样的设计。家属院之外，大操场广阔宽敞，平日里很少有人，漫步其间，仿佛置身于非洲的稀树草原。而在夏天，则会在上面放露天电影，在整齐划一的军人队列后面，是儿童们的乐园。

那可以说是田园牧歌的理想国。

和小伙伴们玩到深夜，散去时，总听到大喇叭里传来一段音乐，悠远又富有柔情，动人心弦。后来很多年这些旋律都留在心底深处，却无从考证它的由来。直到刚上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才知是谭咏麟的《水中花》。当时并没有过多感叹时光流逝，只是简单地欣喜，很平和，却又深入且持久。

那段音乐过后，便是熄灯号，然后整个世界一片宁静。小伙伴们纷纷回家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闲逛。夏夜里，草丛里虫鸣窸窸窣窣；昏黄的路灯将空无一人的道路映照出一片金黄，小虫子围绕着灯泡在飞，黑色的小点在炽热的灯罩上随机游走。墙上有壁虎在爬行，迅疾出现，又迅疾消失，不留下一丝影踪。许多童年时的情景如今回忆起来都已模糊一片，留在心里的尽是那种淳朴的、古典的、旧时光里的情绪。

多年后，当我在沈阳的铁西区，漫步在建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厂区的时候，又一次感受到了部队大院的气质。红砖砌成的苏式公寓楼，整齐划一的小区布局、连片的绿地，以及隐约出现在空气中的集体性、纪律性的味道，都让我似曾相识。从斯宾塞的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理论来看，大厂区和部队大院，都是一种封闭的、集体组织的军事社会，而大院之外的城市，则属于工商业文明塑造的现代工业社会。后来我走出了大院，外面的城市异彩纷呈，都市性已然繁盛。

Tang 果珍

具有流线型的玻璃圆罐、橘红色的盖子，以及淡红略带粉色的粉末，是Tang果珍经典的产品形象。它对我的人生并未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我认为它对于都市性的回溯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叙述线索。

我们或许是最后一代有着物质匮乏记忆的人。在我们童年时，小卖部里尽是一毛钱的冰块、两毛钱的唐僧肉、三毛钱的汽水，而一块一包的虾条已经是轻奢品了。当时中央电视台经常播出的一个饮品广告，让我们大开眼界。广告里，冬日的窗外，白雪皑皑。屋子里一个小男孩拿着航天飞机模型，张望着外面。这时候他的母亲冲调出几杯Tang果珍，端了上来。玻璃杯中的速溶冲剂化为华丽的果浆，冒出的热气让人隔着屏幕都感到温暖，似乎能闻到屋子里芳香的气息。刚回家的父亲也坐在桌边，一家三口共同举杯畅饮，在寒冷的冬日里，尽享温馨一刻。

图：Tang果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电视广告

这个广告有着那个时代不同凡响的质感，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后来Tang果珍还推出了一些其他版本的广告，尽管那时候中产阶级这个词语尚未被使用，但Tang果珍的广告，则提前十年，将这种代表着中产生活方式的产品，向人们进行了强力的宣传。

在人们对于冲调品的印象还停留在麦乳精、蜂王浆的年代，Tang果珍以一种卓尔不群的气质，开启了人们的味蕾对于都市性的想象。三十元一罐的果珍，伫立在大型百货大楼食品专柜上最显眼的位置，在众多国产饮品的包围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它是当时普通人一周工资的等价物，更代表着一种时髦、国际化的意向。购买果珍，并不仅仅是买了那个橘红的玻璃罐，而是攀上了广告中所展示的那种极具品质感的生活方式。

图：Tang果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电视广告

我始终觉得这个广告，在那个时代具有极强的超前性，尽管它并没有造成巨大的轰动，而果珍在当时也一直是小众产品。但看过那个广告的人，都会对“TANG 果珍，太空时代饮品”的广告语记忆深刻。广告里小男孩手上的航天飞船，似乎是一种隐喻：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将带着我们的想象冲破天际。

事实上，航天飞船并非空穴来风，Tang果珍曾经长期是NASA官方指定饮品，因此其包装上也带着宇航飞船的标志。与传统橙汁相比，Tang果珍的口味更好，但植物纤维极少，不会促进身处机舱内的宇航员的快速代谢，因而成为宇航员的最爱。

Tang果珍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性，是因为它并非由果汁做成粉末，而完完全全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在二战后，美国迎来了婴儿潮，妇女们也纷纷走上工作岗位。社会大环境对于能够在家庭中快速冲调食物有了大量需求。食品巨头们开始尝试用各种制剂进行人工食物合成，创造新的产品，创造新的需求。

果珍便是美国历史上首个完全使用添加剂制成的食品。它易于保存，能够及时冲调，口感良好，深受孩子们喜欢。但它的成分是白砂糖、维生素C、焦磷酸铁、食用盐、食用葡萄糖、柠檬酸、食用香精、蔗糖素、二氧化钛、柠檬黄……它包含一切，唯独不含橙汁。一切都是人造的，好似发达的人工智能一般，工业流水线为我们的味蕾制造出了高度仿真的幻像。

在那个时代的广告中，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金发主妇拥抱着畅饮果珍的孩子。广告词是“果珍有我们喜欢的（橘子）口味和我们需要的全部维生素C”，听上去是那么完美，正如六七十年代美国中产家庭闪闪发光的形象。果珍、中产阶级、宇宙飞船，串联起一个商业资本的梦幻故事，也成为美式文化的象征。即便在NASA已经不再使用果珍的多年之后，奥巴马在和太空中的美国宇航员连线时，还调侃道：“你们是否还喝果珍呢？”

图：Tang果珍早年在美国的广告

购物

TANG果珍成为席卷全球的商品大潮的缩影，能够被快速消费，具有良好的体验，以及精致的包装和诱人的宣传。在各国都以标准化的形式生产、运输和销售。最重要的是，它有着一套独特的叙事，代表着一种无从抗拒的都市性。它是不是真正含有橘子的成分，不再重要，从这个年代开始，产品的内容开始让渡于形式。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与大院生活关系密切的那些“经典国货”，开始将市场让渡于果珍这样的国际产品。跨国资本席卷全球。一种更为全球化和普适性的叙事，开始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主义怒涛汹涌，澎湃激荡，所有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其中。与充斥着反叛精神的霹雳舞和摇滚乐相比，商品经济更加老少咸宜，在它柔和诱人的外表下，具有更加强烈的控制性，让我们不知不觉地成为其拥趸。

百货商场开始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在九十年代，红极一时。当时经常能在省电视台上看到郑州亚细亚商场的广告。反复播放的广告，给人的意识中注入这样的概念：河南省的中心在郑州，而郑州的中心则在亚细亚。那些年，到郑州的游客不一定要去什么旅游景点，但一定要去亚细亚购物。在贾樟柯的电影中，百货楼和商业街，也是小城市集中展现都市性一面的场景。多年后我在石家庄看到北国商城，在太原见到解放大楼，这些老百货楼都散发着同样的气息。

图：当年亚细亚商场的礼仪小姐【2】

九十年代中期我爸转业去郑州，我从部队大院的海，一下子进入了城市的大洋，那是另一个更加纷杂错乱的世界。我对城市的认知也面临巨大的颠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完全不喜欢郑州，对我来说，它意味着都市的冷漠、集体的消解、个人的无所适从。大院文化的宏大叙事，开始转向商品房小区的经济法则。童年生活戛然而止，田园牧歌一去不返。市场和商场成为日常生活和休闲活动的展开空间。

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中认为，宏观的革命与阶级斗争，都转向了都市街头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毫无疑问，商品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商品成为市场经济舞台的主角，而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商品全生命周期的特点而展开。购物承担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城市的重任。商场也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地。

对于孩子们来说，各色商品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则是那个时候我们憧憬的终极乐园。我记得，直到香港回归前几年，超市还并不多见，商场依然是以柜台为主。小伙伴们一起玩的时候，有人说97年香港就要回归了，到时候就去香港逛超级市场，想买什么直接从货架上拿。那种对于商品渴求的眼神，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仅仅在香港回归后的两年，1999年，丹尼斯大型超市在郑州开张。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看到两层楼，上百个货架，琳琅满目的商品，简直惊呆了。在小伙伴们纷纷推着购物车肆意购买零食的时候，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当年苏联的商场中，有这么丰富的商品，那么苏联还会解体吗？

城市在商品消费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看上去，购物似乎在为城市塑造着一种终极形态。进入21世纪之后，高端商场、大型超市、综合体层出不穷。消费主义大行其道，购物成为城市最终的形态和归宿。库哈斯认为，全球化会将各地的城市变为“广普城市”（Generic City），城市的个性与历史均被磨平。

在库哈斯对于未来城市的展望中，购物中心成为公共空间的核心，购物将成为公共活动的唯一形式。前两年，当我再次造访深圳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带我去了欢乐海岸。那是一个像主题公园一样的大型购物中心，或者说是一批购物中心组成的一个主题公园。漫步其中，擦肩而过的人群平均年龄很可能只有二十五岁。消费成为了都市生活最重要的乐趣，所有人都沉醉其中。

库哈斯说：“购物可以证明是现存公共活动的唯一形式。通过一种日益加剧的掠夺的斗争，购物开始殖民甚至是取代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历史性的城市中心、郊区、街道以及当今的火车站、博物馆、医院、学校互联网甚至于军事越来越由购物场所和机构来控制。教堂是吸引信徒的购物中心。飞机场正广泛地从将旅客转化为顾客中获利。博物馆正在努力向购物转化以便获得生存。”在我看来，欢乐海岸是库哈斯论断的一个绝佳案例。在这里，一切体验皆可消费，一切消费皆可体验，购物即游园。我们所有的都市活动都在异化为消费的过程。

如果说库哈斯的展望在当时有着激进的一面，那么随之而来的网络时代，更是将这一场消费盛宴推上高潮。2017年11月11日，我到杭州开会，研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而此时，那个西子湖畔的东方山水城市，正在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在网络世界中的消费中心。

“双十一”那天，我和各国教授一起到西湖泛舟。有人说到“双十一”的销售额又创新高，相当于一个小国的GDP。那天下着小雨，西湖烟雨蒙蒙，颇有山水画的意境。后来雨水渐渐变大，天空乌云密布。远处的山与水模糊一片，好似《黑镜》中的的未来场景，一切都是黑白色的，物体的细节被虚化，实体只显示出轮廓。在消费和被消费的场景中，未来山雨欲来。

而平日里的城市街头，也随处可见各大电商创造的各个购物节广告。618、双十一、黑五、双十二....一个个新兴的节日，虽然非法定，但对于网民们来说却至关重要。我总以为狂欢节（Carnival）是拉美人的专属，他们外向、热情，惯于表达激烈的情绪。诸多网购狂欢节，能够看出商品对于网民和都市人格的塑造：哪怕平日里少言寡语的人，也能在互联网的世界里，进行着拜物教般的狂欢。资本能够创造节日，或许将来能创造文化。购物成为节庆，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流行，更是成为一种宗教般的信仰。对于都市白领们来说，网购和取快递成为他们在“996”面前的唯一精神寄托和生存动力。

图：北京公交车站的“双十一”广告【4】

深圳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每个人都跃跃欲试。红极一时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虽然主要展示的是体制内家庭的日常生活，但也有不少剧情展示了市场经济浪潮激发的文化碰撞。待业青年贾志新，早早就下海经商，甚至跑到了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岛。一直在国家机关的贾志国，后来也从政转商。而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老傅，也偶尔“发挥余热”，与志国、和平一起参股燕红的生意，并且表示：“这股份制就是好……还能在商品大潮中学游泳……”。

在下海成为风潮的九十年代初，在军队经商的时代背景下，我爸随部队一起南下深圳，搞工程建设。在小学三年级暑假，我和我妈一起去深圳看他。在那个夏天，我充分感受到了商品经济对世界观的冲击。

图：《我爱我家》中贾志新初试下海

在很长一段时期，深圳是我们能到达的都市性的最前沿，因为它最接近我们对于都市性的终极野望之地——香港。在回归之前，香港一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异托邦，存在我们的想象之中。来自沈阳的歌手艾敬，在《我的1997》中这样歌唱着自己对于来自香港的男友的单向遥望：“他可以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同样是来自大院的我，尽管年幼，但能感受到远方都市性的呼唤。

当时的深圳，好似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除了最繁华的市中心那一小片，大部分地区尚未展现出城市的形态，各种楼宇、道路、桥梁，都在建设之中，大卡车和烟尘弥漫的施工场所随处可见。对于我们内地大院的孩子来说，那里的物价极高，不少日用品是内地的十倍，让人瞠目结舌。但是据说那里人的工资收入，同样是我们那边的十倍以上。而各种物质的繁荣，从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市场，到灯红酒绿的饭店酒楼，更是让这里弥漫着一股野蛮生长的都市性。

这真是一个魔幻的城市，房地产、股份制等内地还颇感陌生的名词，在这里充斥着我们的耳朵。我们住在三九大酒店里，每天下楼，都能看到酒店附近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车。这令只在大院见过北京吉普的我大开眼界。酒店距离罗湖桥不远，站在高层的房间里，就能看到远处的香港——郁郁葱葱的山丘的那边，一些高层建筑星星点点地冒出来。有时候我会站在窗前，喝一瓶可口可乐，那味道对于只喝过健力宝的我来说，既奇怪，又新鲜，还带着一点小激动。远处的香港像是一种终极的幻想，而身边的深圳则像可乐一样充斥着难以言传的味道。我很难说这里是好还是坏，唯一能肯定的是这是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在这里我见到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事情。宾馆里的电视，能收看几十甚至上百个台的节目，包括香港和国外的电视台。许多娱乐节目充斥着商业化的聒噪，女嘉宾们短裙的亮片blingbling的闪个不停，看上去是那么的不真实。一同去深圳的几个阿姨，跑到口岸附近的市场，去买据说是以洋垃圾形式进口来的旧衣服。和我们一起去深圳的一个姐姐，第一次听郭富城的演唱会，激动得满场蹦跳，直到崴到脚。马路上的豪车队伍中，公路赛车摩托飞驰而过，飞男飞女们借助两轮工具在各大迪厅之间穿梭。

后来在中学的政治课上，我们学到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和资本对于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那时候我虽不了解这些理论，但也隐约体会到这里和内地的不同。有时候在街上向人问路，就被索要带路费。而在大酒楼吃饭时，看到我感冒不适，大堂经理干练地脱下自己的西装，披在我身上，告诉我顾客就是上帝，哪怕他只是个孩子。

你能感受到这样一个看起来像“资本主义”的城市，对一个从小在部队大院“根正苗红”氛围中长大的少年的冲击。这或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异域的孤独和迷惑。

在一个台风来临的下午，我来到楼下，任由狂风暴雨淋湿全身。对我来说，台风和暴风雨也是新鲜的事物。热带气旋带来了南中国海的水汽，狂暴的撒播在这个燥热的城市的每个角落。城市像一块烧红的铁板，让水汽蒸腾，而自身依旧无法冷却。暴雨非但没能洗去世间的喧嚣，反而成为喧嚣的一部分。豆大的雨点，奋力洗刷着这座资本雕琢的城市的每处毛孔。水滴与墙上的马赛克、玻璃窗激烈地碰撞，徒劳地试图与之融为一体。天空偶尔有闪电划过，街上的行人匆匆，不为所动。花园中的芭蕉被雨水打得七零八落，草坪上的积水漫出流到道路上，继而淌入并填满城市的每一条河流。幽蓝色的天空被大楼的玻璃幕墙传导、衍射、放大，天与地上下皆墨。全城昏暗无比，白昼如同夜晚。

那是1993年的夏天，是我与深圳的第一次接触。几个月后，顾城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举起斧头，将自己与诗歌一同葬送。一年之后，魔岩三杰在深圳河那边的红磡，余音绕梁，之后再无摇滚。又过一年，王家卫的《堕落天使》上映。金城武在影片中喃喃自语：“1995年8月29日，我遇见了我的初恋情人。可是她已经把我忘记。可能是我变得太英俊了吧。”

新世界

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崛起和城乡关系的巨变，整个九十年代的都市性是充满喧嚣的。到了世纪末，它突然变得陌生了起来，这个阶段的都市性，好似世纪之交兴起的电子乐一般，在电脑与合成器的作用下，带给都市人紧张又兴奋的阵阵节拍。

1997年香港回归，是我们拥抱都市性的重要一刻。刚来郑州不久的我，发现都市性扩展的速度正在加速。我们曾经以为，香港是我们遥望的终点，但其实只是全球化背景下都市性传播的一个驿站。香港、台北、东京......越来越多亚洲繁华都市，在我们的视野中，从远景变为近景。它们长期以来是我们步入都市时代的导师，但我们最终发现，它们很多时候扮演的是二传手的角色。所有人都在模仿美国，然后进行亚洲式的消化和再输出。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韩国的Kpop似乎更加卓尔不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文化产业被举国扶持政策托起。愈发成熟的商业运作，动力十足的产品线，为整个亚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都市性生产。在世纪之交，第一代韩流开始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这其中，H.O.T毫无疑问是领军人物。这些发型夸张的金发少年们，穿着宽大的嘻哈服装，用节奏强烈的唱跳韵律征服了全亚洲的年轻人。在他们第一次到中国开演唱会时，这个组合的队长文熙俊惊讶地发现，台下竟然有中国歌迷拥有和自己一样的前卫造型。都市性的潮流，如同新兴互联网上肆虐的“千年虫”一样，在世纪之交的世界中快速地传导、复制和无限蔓延。

图：韩流鼻祖H.O.T【8】

二十一世纪伊始，全球都在展望着新千年。没有人能够预言，未来能发生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世纪一定是都市的世纪。在世纪末的狂欢之中，很多歌手都推出了以千禧年为背景的作品。MV里展现的尽是繁复的都市：快速飞驰的地铁、高耸入云的楼宇、玻璃幕墙、充斥着科技感的电子设备，以及未来感十足的虚幻场景。涩谷和秋叶原，成为了世界的剧场。安室奈美惠与滨崎步和我们擦肩而过，techno旋律充斥着世界末的希望、焦虑与疏离，各地的人们都沉迷在cyber质感的都市之中。

在这种潮流中，韩国的李贞贤，或许是一个更值得铭记的符号。只见她轻摇着蕴藏着通灵术的小拇指，像萨满一样发出呢喃的声响，继而挥动着纸扇，整个亚洲便像着了魔一样，迸发出都市性高潮。

李贞贤最有代表性的歌曲《哇》的MV造型异常前卫，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游走在潮流前端。不同风格的场景相互交织，炫目、华丽的未来感和神秘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超越时代的风格。世纪末的新新人类们，从这里能看到难以置信的情景，仿佛猎户星座的太空船在幽暗的太空深处熊熊燃烧。

李贞贤的若干爆款歌曲，借助香港歌手郑秀文的翻唱，席卷中华大地。甚至在县城和乡镇的集市上，你都能听到国语版的《眉飞色舞》《独一无二》。音量开到最大的音箱，将集市变成了一个大型狂欢现场。小镇青年们潜意识中随着强烈节拍跳舞的冲动，幻化为对于来自东莞的二十元一条的牛仔裤的购物欲望。

图：李贞贤MV《哇》

朴树是大陆畅想新千年的代言人。他用《我去2000年》来回应这个时代。其中的曲子《New Boy》唱响了明亮的未来：“轻松一下WINDOWS98，……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一切都是那么的明亮。

尽管我和同学们，还在为2000年还是2001年才是21世纪第一年而争论，但我们没人不觉得这个世界是属于我们的。十几岁的我看着电视上各种庆祝千禧年的节目，心里激动地憧憬着未来。在的北京街头，女孩们穿露脐装，开始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男孩们穿着肥大的裤子，投入了滑板和街头篮球的运动。就连摇滚乐也出现了花儿乐队那样的风格。他们的专辑名称《草莓声明》，就像那时青少年们的都市宣言，那是粉红的、虚幻的、甜腻腻的，好像是风中的泡泡，晶莹透亮，一戳就破。

图：Windows98开机界面

世纪之交那些年充满了喧嚣，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崩盘，但技术和资本随后挟全球化之势更加汹涌而来。中国加入WTO，正式成为全球的工厂。GDP常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城镇化全面铺开，钢筋、水泥、建材的海量消耗，为全球资本提供了生产空间的支撑。我们的城市不断深入全球网络体系，外企、白领、写字楼开始成为都市意向。

在长时间被珠三角的光芒所掩盖之后，长三角此时重新走到舞台中央，重拾往日荣耀。2003年，我第一次去上海。长期以来，以北京为中心、以普通话为语言媒介的影视作品定义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大都市的印象。在上海繁华的街头，此起彼伏的上海话令我无所适从，感受到都市性上的一种迷茫。

当时我家一个做金融的亲戚，带我去当时的第一高楼金茂大厦参观。站在几百米的高楼上，透过玻璃窗，看到楼宇对面的平行空间依然是楼宇，立面的反光玻璃让人眩晕，似乎映射出我们与城市的冲突。而摩天大楼像是行走在丛林中的巨兽，它们横行在城市之中，吞噬一切，如哥斯拉一般。它们用庞大的身躯告诉我们，眼前的世界，或许并非我们自我的所在。

莱维敦

我们当今的造城运动，只是全球都市化的一部分。纽约郊区的莱维顿（Levittown），则是这个无比宏大故事的开端。和Tang果珍一样，莱维顿同样诞生于婴儿潮的一代，同样是人造物，甚至影响了当今整个世界的城市格局。

二战后，上千万美国士兵回国，加上婴儿潮一代诞生，城市居民对于住房的需求高涨。莱维特父子在纽约郊区的4000英亩土地，首次采用了大规模工业化的地产开发模式，快速建造了2000套标准化、廉价实用的商品住宅。

莱维顿的建设，象征着城市生产步入了工业化阶段，房屋配件和半成品出现，住房就像在标准流水线上被组装出来。商品房变得和其他商品无异，可贸易可复制可批量生产。当大量标准化住房出现后，社区中心和购物中心也随之而来，同质化的房屋形成了同质化的社区，在商业精神和市场意识的作用下，商品房社区成为这个时代的都市范本。它们随着资本向全球流动，导致各地的趋同

这种巨型的人工合成制品，象征着城市生成的方式，也是都市性的代表。独栋别墅、大排量汽车、郊区生活，不仅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符号，也逐渐成为全球中产阶级的梦想。

我曾在北美一个郊区的社区中度过一个秋天。下午三四点钟，当我穿过一条条弯曲的小径，经过一栋栋几乎完全一样的别墅，回到住处，一路上，除了几个家庭主妇推着婴儿车出现，整个街区寂静无声。枫树和槭树的落叶铺满地面，整个世界一片金黄，让人联想到电影《美国丽人》中典型的中产家庭的生活：看上去无限完美，实际乏味与绝望暗流。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好莱坞美式文化风靡全球，源自美国的城市建设模式也在各国大行其道。高速公路、封闭社区、郊区的大型购物中心、CBD综合体，来自北美大陆的都市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迅速推广。现代主义的新城，注定是千城一面。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世界目睹了神州大地上最大规模、最迅疾的城镇化。无数大盘在我们的城市郊外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像是加强版、高密度的莱维顿社区。在地产资本驱动的城镇化中，开发商在各地简单粗暴地进行着都市的生产。他们将容积率和高度设计到最高，甚至直接复制图纸，像“Ctrl+C”“Ctrl+V”一般打造着雷同的社区。商品房像细胞一样不断复制，地产操盘机构仿佛在进行着一场模拟城市游戏，在城市群落中按照丛林法则，为资本的增值寻找策略。

打着普罗旺斯、托斯卡纳牌子的别墅区，也在不同的城市纷纷涌现。规划设计的效果图高耸在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地产广告里奢华的生活方式、华丽的家居和必不可少的白人面孔，与现实世界互为镜像。

莱维顿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有了更大尺度的版本。从小区到新区，再到一座城市，地产巨头们将造城运动的空间尺度不断扩大。一整个城市，都可以成为可复制可贸易的商品。像贵阳花果园那样，一个楼盘便是一个城市规模的超级大盘更是屡见不鲜。由大盘组成的新城新区，则经历了从被诟病为“鬼城”到受到追捧的过程。

在郑州，早些年我和很多学车的人一样，都去郑东新区的马路上练习开车。那时候整个街区空无一人，马路杀手们在这里也制造不了任何杀机。但短短几年过去，东区已经成为全市乃至全省的新贵们竞相置业之地。前不久，一个朋友在卖掉了老城区六套房子后，用全部的资金在新区买了一套黄金地段的大平层。搬到那里后，他能随时透过落地窗看到新区的人工湖“龙湖”。根据他的判断，这个湖和南边的如意湖形成一个如意的形状，蕴含着无限财富的意味。而这个高档小区的车库里充电设施俱全，也为他的特斯拉提供了合适的安身之处。

除了居住空间的拓展，郊区商业的发展，也与发达国家曾经的故事如出一辙。如今北上广的白领家庭，也热衷于开上一两个小时的私家车，来到几十公里外的奥特莱斯采购。这情景与在伦敦远郊区的比斯特购物村别无二致。奥特莱斯仿佛是全球化时代的虫洞，假借商品的流通，进入任何一个奥莱，都能拥有同样的体验。物理空间不再是远隔千里的障碍，资本流动实现了都市性的瞬间位移。

回龙观

在北京的五环以北，回龙观是个独特的存在。尽管它也是新城，但是它和其他新世纪建造的更新的新城相比，已然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感。无数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聚居在这里。许多小镇青年发现，他们是从一个县城，来到了另一个县城。

地铁站的出口，众多黑车轮番拉客。路边小吃，尽是沙县小吃、兰州拉面，人行道上许多大排档烟火缭绕。有时候甚至能看到有人赶着马车在贩卖水果。而一到晚上九点钟以后，大马路上就空无一人。有时候夜里我会在回龙观大街附近跑步，道路两侧停满了私家车，但路上却寂静一片。昏黄的路灯将行道树的叶子渲染出迷人的金色，让我恍惚回到了部队大院，似乎进入了一种循环。

我曾经在回龙观居住过一年，这里的人间烟火，让我真正体会到都市性与多样性。回龙观真正的中心，不在行政中心、商业中心，也不在众多名字里带有“龙”字的超级大盘里，而是在霍营地铁站。两条带着大量通勤人口的地铁于此交汇，让这里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每天早上的地铁列车，就像一个巨大的蠕虫，把一批批的年轻人吞到肚子里，再把他们不断吐出到制造城市的机器中。在这个吞吐的程中，都市的蠕虫吸取了他们青春的精华，城市则得以不断的生长扩大。

这里的通勤人群中，有相当多数是计算机行业从业者。他们也被称为“码农”，这个名称颇有农业社会的意味。他们就像农民一样，辛苦地劳作，但他们的土地存在于虚拟世界。码农们云集于此，让人联想到赛博朋克对于未来城市的意向表达：“高技术、低生活”。

这些高素质人才，每天参与着全球最前沿的科技研发。据说他们工作的地方后厂村路一旦被淹没，全国的互联网都要瘫痪。但他们不少却居住在较低人居品质的环境中，有码农说，不管周遭的环境多杂乱，家里有根网线就是天。资本向虚拟都市扩张，但现实与虚拟世界的交互则呈现出更加复杂的一面。

图：《银翼杀手》剧照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让生活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伴随着网购狂潮的，实体商业空间的衰落。站在狂飙突进的科技狂潮前端，展望未来，或许从更长远的尺度上看，都市也只是人类与周遭环境纠葛历程的一个阶段。与沉重的肉身相比，服务器和存储介质更能为人的意识提供长期的安身立命的场所。当我们把情感上传到虚拟世界中后，服务器，或许就是天堂。

图：黑镜第三季——《圣朱尼佩罗》，人死之后意识上传的虚拟城市是一个极乐世界，而其在现实中的实体则是冰冷的机房

口红

作为网络时代的原住民，Z世代是具有完全的都市性的一代，他们身上几乎不存在任何乡村以及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印记。与之相比，我们八零后这一代人，或许是最后一代过渡者，有着走出传统城市、拥抱现代都市性的历史经验。

去年夏天，在每天上班经过的地铁站，我看到一个巨大的男士口红的广告出现在大屏上，据说这是首个男士口红广告。在地铁上，我在手机上看到各大论坛对于这则广告的热议，“小鲜肉”和“娘炮”的字眼不断出现，但也有相当多表示肯定的声音。这不意外，广告背后的商业资本，具有远超我们想象的对于大众文化心理的敏锐触感，抑或是影响力。这只口红，和许多商品一样，都是Z世代的棒棒糖。它甜甜的、腻腻的，但是又让人怎么也放不下。

“Different countries，the same story”，我脑海中冒出了这句话。这是当年我在葡萄牙旅行时，一个同行的英国大叔说的话。他说，当年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后来中国取而代之。当年日本各种商品畅销欧美，如今各种中国企业的广告在欧美各地随处可见。

去年看到的这则口红广告，让我想起二十年前木村拓哉在日本的口红广告。据说那支首次出现在大众传媒的男士口红广告，将东亚正式带入了“花美男”时代。“相同的故事，不同的国家”。从经济发展进程，到社会文化心理，尤其是都市性的演进，你会在中日之间发现许多共同点和相似性。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时期，日本当年的广场协议，在许多人看来成为新的谈资。但明天将会怎样？历史虽然不断重演，却无法预测。日新月异、愈发复杂的都市文明，注定永远都在突破我们固有的想象。

图：木村拓哉口红广告【12】

世界是平的吗？有人类学家预言，由于全球化不断深入，以及跨种族婚姻的不断增加，几百年后，地球上将不再有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的人种之分。全世界所有的人类，都混血为一个人种：未来人种。至于未来人种的肤色？大概率可能是古埃及人的巧克力肤色。

曾经有一次，在深夜开往首都机场的出租车上，我望着窗外发呆。夜色迷人，都市未眠。望京的写字楼灯火阑珊，让人想起“东风夜放花千树”，每当一个办公室熄灭灯光，便会有一颗星辰落入凡间。机场高速上飞驰而过的汽车，用车灯画出一条条流光溢彩的轨迹，像流星般消失在远方。

我在车上构思了一个剧本：一个清华大学建筑工地的农民工，结识了一个来自美国深南部的女留学生。他用小镇青年的手段赢取了她的心。他努力学习英语，热爱艾米莉·狄金森的情诗，但内心深处依然回响的是“春风十里扬州路”。他们两人周游世界，最后在中国东北的一个边境小城，安度平凡、乏味又温馨的余生。故事里还有一个小心谨慎的黑人、一个孱弱的白人，以及一个张狂的亚裔。故事的结尾，两个主人公在黑灯舞厅里，跳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迪斯科，相拥在一起。舞厅里的音乐，舞厅里的音乐，是郑钧版的《我只在乎你》。电音的节奏，炙热而浓烈，让人想跟着节奏一直跳下去。

只是，这样的情节注定无人欣赏了。

图片来源：

原标题：《李昊：都市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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