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连线②丨过去20年，中国研究一直重学习轻创新

4月19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铭心而论”微信公众号联合举办的“中国研究，怎么做？”圆桌讨论在线直播。

围绕“当前的中国研究是要追求普遍性和一般性吗？”“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运用在中国研究中有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教授吴晓刚、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三位学者展开讨论。

问题一：当前的中国研究是要追求普遍性和一般性吗？

姚洋：今天社会科学研究仍没有摆脱西方学术殖民

中国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是在现代化之后出现的。现代化之前国内研究更多偏向考据。社会科学研究萌芽于民国时期。这时的大师是学问大师而不是理论大师。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社会科学研究受苏联的影响，在方法论上陷入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直到今天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形而上学研究的影响。这种研究弊端在于无法了解真实的情况。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经历引进、吸收和消化等三个阶段。到了新时期研究还是很陈旧。虽然主要研究型高校都建立起来了，开始进行实证研究，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但仍存在很大问题：没有能力设定自己的议题，依然处于模仿和跟随西方的阶段，把西方学术界讨论的问题移植到国内来，用国内的数据进行检验，忽略了中国的特征。直到今天，也一直没有摆脱学术上的殖民状态。

怎么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以摆脱学术殖民？第一，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想要被世界接受，就要掌握世界的通用语言。青年学者要把基本功学好，掌握研究需要的经验和技能，特别是自己独有的数据，有充足的工具才能去做真正的科研。第二，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目前中国基本上没有引起大家共同关注，大家公认有意义的话题，就是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衡量话题是不是有意义我认为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对中国有意义，第二个标准对学术有贡献。

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构建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在国外，一般以一本杂志为中心，把作者、读者以及审稿人聚合在一起，以此形成学术共同体。但目前中国缺少这样的研究氛围，我们需要专业的优质杂志和学术团体契合起来，鼓励学者去探索研究重要的研究话题。以文章作为载体，营造良好持久的学术对话环境，促进中国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吴晓刚：“中国研究”和“研究中国”不同

我要强调，“中国研究”和“研究中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中国研究”是一个特定的领域，英文叫China study，它其实是冷战的产物，在西方China study主要是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涉及到多种议题，但每个特定议题的研究都不深入，隔岸观火，雾里看花，更像是情况汇汇报，在西方学界也是比较边缘的学科，现在更是夕阳产业，因为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扩大，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信息来源也更多了。

“研究中国”本来是中国学者的本分，对每一个专题都应该有很多学者在研究，比如社会学的不平等与分层流动、家庭，政治经济学中的官员晋升、地方治理等。因为研究的人多了，不同的学者才能相互对话，研究才能深入。今天研究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一些专门领域正在兴起，当然，学术圈子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政治学，国外学者把中国本身作为一个case（事例），就是中国提供了不一样的制度环境，西方可以用来重新检验他们原来的那些假设。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就是在不断扩展领域的过程中，越来越普遍化、一般化。我们也可以基于中国的研究，发展一种理论，但这种理论， 不能只可以解释中国发生的事， 一定要有一般性，普遍性。

所以，关于中国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要国际化，不是与国外某个中国研究的专家做的东西对话，而是应该跟研究美国的、研究欧洲国家相关学科研究和领域的人来对话， 从比较中提升。

问题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运用在中国研究中是否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吴晓刚：这其实是关于研究传统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

首先，谈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者之争一直存在。国际化就一定要定量研究吗？定性也是实证，有一定内在逻辑、推理和分析的话也可以做得很好。但也不能说定量不好，有人说定量已经多了，我觉得定量压根没入门。现在有一些不太好的倾向，因为个案访谈的东西可能很难发表，于是很多年轻学者做一些数据，然后一篇文章就出来了，但这会让大家觉得是在隔靴搔痒。要真正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脚踏实地用好定性和定量。

第二，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历史感。社会科学本是舶来品，中国过去主流话语并不是西方这种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我们从西方引进理论和方法，一直没有嵌入中国的学术脉络。以致于社会学目前的实证研究方法缺乏一种历史感。所以，要考虑怎么去连接中国的学术传统和脉络。钱穆和梁启超都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么到现在快100年了还没有太多的人去做这样的工作。要思考这个问题。

第三，社会科学研究没有现实感。很多学者研究的问题并不真实。但是很多文章能发出来，为什么？因为接上了西方人喜欢的东西，但不接地气。怎么去连接现实？ 第一，要基于常识，不能够反常识。第二，不仅要基于常识，还得超越常识。基于常识大家看不起，因为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社会科学研究除了基于常识之外，还告诉大家常识不能告诉的东西，即超越常识。这是一代学人的使命，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

针对这些，学者在研究时要注意三点：一，要找到具有前瞻性的真问题。真正从中国社会生活中观察思考，脱离对西方热点的盲目追逐，以未来视角来提出问题。目标瞄准，脚踏实地去做。二，注重设计的精致性。三，注重方法的引领性。可以借鉴西方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设计理念，但不能忽略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的情况，与国际前沿对话的同时还要考虑本土特征。

过去20年，我们一直在引进、消化和吸收西方的研究

陆铭：西方学界认为中国的问题是转型的问题，所以中国研究是关于过程的研究，是特定转型期的记录。并指出从中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具有一般性，也不一定能够推广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姚洋：这是很大的问题，西方有很多这样的声音。我们不必去在意这样的质疑，暂时的或是永久的并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挖掘出一些理论的东西。只要我们研究出一些东西，就或多或少具有普适性。

我现在给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教中国政治经济学。尽管国情不一样，但他们仍然认为这些知识有用。我们自己要有信心，相信中国的很多东西具有普世意义，并不是暂时的。比如我们在儒家基础上建立的治理模式和文化，这些文化可以反映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财富。

陆铭：传统的儒家文明能够提炼出一些普世的东西，并且能够跟西方既有的价值观和制度形成对话，最终走向文明的互补。这一点姚老师认同么？

姚洋：我非常认同。我们今天去谈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时应该秉持一个态度：就是未来某一天会出现世界文明。这个世界文明不只是西方文明，而是全球各种文明的集合体。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绝，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文明有所贡献。我们要以这样的态度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不认为自己的文化独一无二，也摒弃所谓西方中心论。

吴晓刚：社会学学科创立之初就是提倡比较研究的。不同的文明间的差异性以及在这种差异性下的行为、表现等一系列问题，在社会学科里是有共识的。以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好，一直跟在西方后面。现在中国人有基础能够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自己的故事了。我们这一代人要向内把最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再向外分享。

陆铭：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国的问题不只是简单的转型问题。

中国有很多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东西，中国研究有一定的独特性。比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和现代经济过渡遇到的问题，可能再过10年、20年就没有了。

每个国家发展都有路径依赖。一国的历史和制度对之影响非常深刻。比如二战后美国帮日本制定宪法，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和制度在今天依然鲜明保留。我们的历史、制度，还有大国特征会影响到中国当代很多东西，然而这些又可以总结出一般性，具有借鉴意义。比如，未来区域一体化将成为趋势，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可以从中国国内的一体化中借鉴一些智慧。

既要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也要对学术有意义，两者是否矛盾？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主要是文章发表，而主导规范的话语权在西方，这和我们所说的丢掉西方桎梏有矛盾，您怎么看？

姚洋：一流学者的文章未必发表在很好的杂志上，他们主要是首先挑起话题。大家觉得大牛们提的问题可能更为重要，于是纷纷去做更加细致的研究。中国的确需要这样的氛围，需要有学者带领大家进行更为重要的研究。

评价体系的问题一直以来让大家头疼。过去20年，我们一直在引进、消化和吸收西方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国外的期刊更权威的思维定式，于是大家纷纷效仿追随。但那些文章讨论的东西未必是中国最需要去关注的，这的确让年轻学者感到迷茫，到底要不要跟随，不跟随的话，如何评职称，评成果？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如何去推动形成一种研究潮流，做我们自己的杂志和文章，摆脱效仿西方的困境。对此，目前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只能说我们先在心里种下这样一个种子，然后慢慢去推动。

吴晓刚：虽然目前学术规范和主流话语权依然由西方世界主导，中国的学术圈要和国际对话，就要用国际共通的方法论、逻辑和技术。但不代表这些国际规范对中国完全适用，在将理论和方法移植过来研究中国的时候，不能生搬硬套，要充分地考虑理论的背景，将中国特征纳入到考虑的范畴。以中国作为一个研究事例，在这个基础上力求超越从西方习得的理论，对一般理论作出贡献。中国研究不能局限于只能解释中国的问题，而是要在形成和发展中国学系统的基础上不断向前，最终实现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