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上的瘟疫（三）凡出痘者立逐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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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病毒

天花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流行性疾疫，古代又称痘疹。古人由于不明了传染病的病理，所以往往在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名中加上“天”字，由于痘疹患者发病时面部及身体其他部分会出现大量疱疹，病愈后在疱疹处会留下疤痕，所以该病又称天花。

自清世祖顺治元年入关，建都北京以后，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八旗官兵，对于北京地区凶猛的痘疹，显然比当地居民更加缺少抵抗力，曾一度达到谈痘色变的地步。顺治二年冬季，北京地区爆发了痘疹，顺治皇帝为了避免被传染上痘疹，分别在痘疹流行最凶猛的顺治三年、六年、九年正月，诏令暂停当年的朝贺大典，以免痘疹传入宫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北京地区痘疹流行的严重情况。史书记载：“王师入燕之初，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满人不出疹，自入长安多出疹而殆，始为汉人染之也，于是民间以疹闻，立逐出都城二十里。”满洲贵族不但害怕八旗官兵受到北京汉族居民传染，而且害怕痘疹在八旗军队中传播。摄政王多尔衮还在军队中设立查痘章京。

多铎

然而，尽管清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措施隔离，仍然不能杜绝痘疹的流行。顺治六年三月，清太祖第十五子豫亲王多铎在北京“以痘薨”，时年36岁，这是《清史稿》中明确记载的第一位因痘疹死于北京的满洲贵族亲王。以多铎地位至尊，年轻体壮，竟然也逃不过痘疹的致命传染。可见，北京地区痘疹盛行之猛。多铎的病逝，使满洲皇室受到极大震动，五月，摄政王多尔衮竟提出放弃旧城，在京东神木厂一带筑造新北京城。但清政府考虑到财政上难以承受而没有施行。

清顺治十一年，北京再次发生大规模痘疹。当年三月，顺治皇帝第三子玄烨出生，即后来的康熙皇帝。由于痘疹已从民间传入皇帝居住的宫内，顺治皇帝怕幼子染病，遂命保姆将玄烨带到宫外养育，以求保全性命。《清实录》记载，康熙皇帝老年时曾对臣属说：“钦惟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可见，康熙皇帝玄烨是在出生之后即被抱出宫外由保姆护养。当然，所谓躲避痘疹也不会远离京城，实际上是在西华门外以北街东的一处平房内，后改建为福佑寺。

少年玄烨

顺治皇帝之所以这样安排，一方面是为躲避已传入宫内的痘疹威胁，另一方面，也是如民间百姓大都给幼子起个贱名如“锁柱”、“栓子”一样的心理，将幼子从富贵的宫殿迁到相对贫贱的平房内，以期躲过疾疫鬼神的魔爪。尽管如此，玄烨还是患上了痘疹，但在保姆和医生的精心照料、医治下，以顽强的生命力度过了疾病，保住了生命，并获得了免疫力。法国传教士李明在康熙二十七年朝见后记述说：“康熙是中等以上的身材……面庞丰满，留有患过天花的疤痕。”今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皇帝御影，其面部确实也有极浅的疤痕。患痘疹而大难不死，这也成为玄烨日后得以承继帝位的优势条件。

但是，这年其他染上痘疹的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大多数病人因此丧命。此前，摄政王多尔衮在世时规定：凡京城内居民患痘疹者，一律强制全家迁出城外四十里。有些百姓只是患上一般发热疾病，仅仅被怀疑是痘疹就被全家驱赶出城。但京城四周百里之内都早已被占为旗庄，百姓被驱逐出城后根本无处安身，于是出现了大批被怀疑染上痘疹的京城百姓妻离子散的惨剧。当时巡视南城御史赵开心代民请命：疏请四郊各定一村，移居者与屋宇聚处。于是规定改为出城二十里，并且规定被怀疑染病者，只有见痘者即证实真正染上痘疹，才令其出城。而且在京城东西南北四郊各设一村专收患者。

康熙皇帝御影

顺治七年，多尔衮死后，该禁令逐渐松弛。凡有痘疹之家，报官后由兵马司派人用绳圈围住病者之家，其他人都不得进入，不再迁移。但是，顺治十二年，北京痘疹猖獗之后，清政府重新严行禁令。当年的痘疹自春至冬持续了一年之久。顺治皇帝因为皇后染上痘疹，怕被传染，从城内躲到了南苑行宫，又怕运送烧炭的惜薪司人员传播病菌，于是命该衙署周围五十丈之内不得居住没有免疫力的居民，其畏惧痘疹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尽管如此，顺治十八年正月，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还是死于痘疹。

顺治皇帝死后，北京地区痘疹仍然十分猖獗，康熙皇帝一生有35子，其中病死者15人，在15人中又有11人属于幼龄夭折，而痘疹是其中主要的致命原因。另外，进京朝见的蒙古王公也有因染痘而亡，所以康雍两朝对痘疹的预防颇为重视，康熙皇帝下令遍访天下名医，给皇子种痘，以求获得免疫力，又亲自设立“木兰围猎”制度，在长城外接见蒙古贵族的朝见，以避免他们到北京朝见时染上疾疫。康雍两朝还派医生到蒙古地区为蒙古王公子弟种痘。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洲对痘疹的抵抗能力也逐渐增强，加之官方和民间加强防范，痘疹蔓延之势渐有收敛，但至民国时期也还时有爆发，痘疹在北京地区真正绝迹，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

（参考文献：《清史稿》、《清实录》、《北京灾害史》）

原标题：《为您读书丨北京历史上的瘟疫（三）凡出痘者立逐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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