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要看见 “社交距离”之外的社会不公

今年1月末开始，我所生活的西雅图逐渐进入一种未知与不安的局面。我所任职的华盛顿大学决定自3月9日起停止线下课程，成为全美最早停课的大学。3月23日，华盛顿州州长Jay Inslee发布了“留在家中，保持健康”的指令。截至三月底，野餐区、公共泳池、游乐场、社区中心和州立公园，通通无限期关闭。一些餐厅、面包店和咖啡馆仅提供外卖服务。

在街道上，行人们会刻意走在路的两侧以避免擦肩接触，“虔诚”地保持着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为避免商店空间过于拥挤，购物者需在外排队，为了保持六英尺（约1.8米）的距离，队伍往往延伸至几百英尺。

不安定的生活，不安稳的公共空间

新冠疫情颠覆了城市空间从古至今的功能和运行方式，包括如何在城市出行，一般商业及日常生活的运作，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城市基本服务，而公共生活的失落也许是最陌生也最令人不安的体验。

在西雅图，我们仍可以在当地超市消费，甚至可以在街区里散步。学童们因为学校关闭而在家中，这倒不是新鲜事，以往下雪天也是如此。随着一家家企业关闭或倒闭，许多家庭和个体遭受失业之困。然而，市场经济的周期总是起起落落，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与上述这些变动相比，最陌生、最需要大家努力适应的可能是公共空间中行为规范（norms）的改变。尽管很多人可能对公共空间里新的限制感到不安，但对于社会上一些群体而言，这种受限的经验其实并不新鲜。

平时，或许大多数的居民能享受到不错的公园和游乐场所，但不是所有社区都有这些设施，或得到同等的维护。在美国，对于一些被认为会制造纷乱的人来说，使用公共空间甚至带有被逮捕或骚扰的风险。

对大多数人来说，公共空间可能是从一个点抵达另一个点之间的场域；但对其他人而言，例如街头小贩，公共空间的流失或限制会使他们的生计受到影响。无法使用公共空间可能意味着损失收入，甚至生活难以维持。

不太公共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虽名为“公共”，但自古以来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在美国，早年的种族隔离意味着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享用所有的公共空间。例如，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美国黑人无法进入公共图书馆。这种结构性障碍至今仍以各种形式存在着。

在纽约，由于“拦阻搜身”（stop-and-frisk）的做法，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就有超过100万年轻人被警察拦下，行动受限，其中大部分是黑人和拉丁裔的青少年，其中近九成是无辜的。这种做法使一个世代的族群，被阻绝于城市公共空间外。

由著名建筑与城市规划学者迈克尔·索金（编者注：Michael Sorkin，于2020年3月26日因新冠病毒去世）编著的《主题公园变奏曲》（1992）一书，是最早批判公共空间因日益私有化和防卫需求而在形式上逐渐凋零的著作之一。

在此书中，Mike Davis将当时的洛杉矶市中心描绘成了对抗游民与无家者的军事化空间，Christine Boyer将纽约市时代广场的改造描述为“一个经过提纯的商业和文化综合体”，把那些“不协调、不寻常的脆弱残余”都摧毁了。

从1990年代至今，虽然美国城市在整体上有了相当程度的转变，但不少针对某些社会行为的偏见，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当地的法律制度与警务的执行中，甚至在城市发展的模式中。

例如，对游荡和流浪乞讨的执法措施，往往与种族歧视有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编者注：始于2013年的美国社会运动，抗议针对黑人的暴力和系统性歧视）提醒我们，要解决社会中的种族和空间正义问题还有待更多努力。

此外，许多美国社区正面临着士绅化和流离失所（displacement）等挑战。以这几年来数量激增的无家可归者为例，他们不仅丧失了自己的家园，在许多情况下，还被剥夺了公共空间的使用权。

危机时期的创意行动

尽管并非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平等使用公共空间，但庶民群体摸索出一套应对方法，他们通过种种丰富而有创造性的空间实践来规避阻碍。

比如，在东洛杉矶缺乏公共资源的情况下，居民们将门前的庭院和停车位改成供人社交、做礼拜，甚至做小生意的空间。在香港，数以万计的外籍劳工占领中环金融区，将企业空间变成了周末的聚会场所，不仅翻转了主客关系，亦挑战了所谓“城市由谁建造”的刻板认知。弱势者的互助也体现在台北的路边摊贩群体中，如果有人因非法设摊被抓，大家就凑钱交罚款；如果警察靠近，他们也会互相提醒、照应。在不允许摆摊情况下，这种互助降低了经营的风险。

在新冠危机中，我们同样看到了种种克服社会孤立、满足社区需求的创意行动。在西雅图，虚拟的公共论坛取代了线下会议，甚至有民意代表组织虚拟公民鸡尾酒会，线上讨论该地区面临的问题。

当然，由于资源不平等与文化障碍，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顺利参与这些线上活动。一位西雅图艺术家（也是华盛顿大学平面设计师）Yadesa Bojia，在社交媒体上用阿姆哈拉语（埃塞俄比亚官方语言）直播，为其他社区居民解读疾控中心（CDC）的建议。

针对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里，受种族主义恐惧的影响，不少小商业遭遇业务衰落，社区领袖Bill Tashima建了一个社交媒体群，鼓励大家一起支持当地小店。几天内，就有近5000人加入了这个社群，大家纷纷分享促进餐馆外卖生意的各种巧思。

在美国其他地方，志愿者和送货司机也积极助人，为有需要或无法走远的人派送食品和必需品。面临个人防护设备（PPE）的短缺，世界各地的创客和志愿者们也都加大马力，竭尽所能找到数控雕刻机（CNC Reuters）、激光切割机和其他工具以制造防护面罩等耗材。志愿者还为医院提供了缝制的口罩作为保底防护，有些甚至尝试制造DIY通风机来应急。

最近，在建筑史学界，有人创建了“患病教职员讲座交流”，以帮助教职员生病时，可以有人来代课；也有人发起了“虚拟评图”的线上表单，让有时间与意愿的专业者，协助有需要的老师进行线上设计评审；此外，我与一些专注社区设计的同行发起了“远距协作共同体”（disCO-commons），旨在促进从事社会变革型设计（design for social change）的教育工作者之间，进行更好的资源共享与协作。

COVID-19之后，公共领域如何发展?

不管是疫情之下世界各地的行动，还是长期以来社会边缘群体发展出的日常实践，都体现着社会个体之间可贵的团结与互助——这是我们克服社会孤立的途径，也是平缓疫情鏖战中迫切而关键的解决之道。

在美国建筑院校联合会（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Architecture）主办的网络研讨会上，与会者们讨论了社区设计/建造课程在线指导所面临的挑战。会上，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of Buffalo）建筑学院院长Bob Shibley指出，不能仅把公共空间当作一种实体或物品（artifact），在当前危机之下，更应将“公民”的概念纳入对公共空间的思考之中。

的确，如果我们把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看作是由人们慷慨无私的行为所构成，那么，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时日里，我们必能找到可以建立关系、打造共同体的创造性方法。尽管存在“就地隔离”（Shelter in place）和社交距离的限制，仍然可以利用可及的物质或人际资源发展出应对当前危机的多元方式。

最重要的是，这些创造性的行动提醒了我们——无论个体或团体——都具有能力去塑造公共领域，这些行动也有助于重新定义、甚至重新点燃作为社会一员的公民与社区之间的连结。

新冠疫情之下，无论是有产者或无产者、特权阶层或非特权阶层，都承受着公共空间受限所产生的困扰。尽管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实际经历可能迥异，依然存在社会鸿沟，但这份隔离、孤立和被剥夺感，已经成为一种共同的体验与经历。封闭的城市机能、不可及的公共空间……不再只是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独自经历。

终有一天我们将战胜这个流行病，当这一天来临时，让我们记住当前所经历的陌生与不安感。当生活再次恢复正常时，让我们向那些长期经历着孤立、隔离与被剥夺感的人们伸出援手。跨越这个超过六英尺“社交距离”的社会鸿沟，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作者Jeffrey Hou系华盛顿大学景观建筑系教授。本文翻译自作者的博客，译文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