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述欲何为：叙事文学背后的城市身世

明清时期的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颇为注目的一个领域。新近出版的胡晓真教授所著《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城市与生活》（以下简称《明清叙事文学》）一书注重于明清叙事文学背后的“个人意识与个人形象”，深入探讨其“如何透过一种对空间尺度的想象而表现出来”，并进而与“社会和历史的情境发生互动”。也就是说，该书强调叙事文学的能动性，希望更多从文学本身出发，去观察“文学与城市生活的交织”，或许可以给明清城市与日常生活的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历史城市图景的虚化及其象征意义

《明清叙事文学》首篇《夜行长安》从明初笔记小说《剪灯余话》中的一则鬼故事《长安夜行录》开始讲起，故事主要涉及的是唐开元间宁王强抢鬻饼师之妇入邸，后又将其释放返家之事。不过在交代释返原因时，《剪灯余话》却与唐代最初记载这一故事的《本事诗》的说法产生了差异，《本事诗》中说是由于宁王对卖饼妻因爱生怜，故而将其放返，而《长安夜行录》则借已为鬼魂的鬻饼师夫妇之口强调是因为鬻饼妇宁死不从，宁王悯而释之。也就是说，一则关注“情感”，一则强调“坚贞”。胡晓真认为，《长安夜行录》对故事内容的改编是明初社会风气崇尚简素的反映，历史上的长安城尽管曾经“华丽万方，炫人耳目”，但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个必须被镇压的“精魅记忆”。

而通过对明清白话小说的进一步的分析，她更加发现，其实在当时大部分小说中，长安城早已隐为背景，历史上的长安城市文化很少被“赋予具有深度的文学表现”。其原因有二，一是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心加速南移，与此同时，叙事文学尤其是白话小说也有了进一步的蓬勃发展，但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程度相适应，这些白话小说无论是其作者、读者还是出版者往往都来自南方，而小说所涉及的城市当然也以一些作为经济重镇的长江以南的城市为主，尤其是已经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苏州等地；二是因为唐代长安虽则繁华，但其呈棋盘结构的街区和街道布局，实际上只是便利于贵族的享用，所以其城市性格与宋元，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城市是截然不同的，在庶民文化高涨的时代，它的被忽视存在某种必然。

不过，隐为背景不等于完全消失，作者发现，长安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政治和交通的显要位置，还是为它在另外一些小说中争得了一个象征性的位置。特别是在《榴花梦》《忠孝勇烈奇怪女》等以女性为主角的白话小说中，长安作为政治中心的象征，往往与地方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而这种关系又经常是通过作为边缘群体的女性而彰显出来的，“为原本未免空洞的象征增添了新的转折”。

与长安类似，同样曾经沧海的城市还有开封，开封繁华的顶点自然是在北宋，到明清时期已然步步衰落为一个北方的中等城市，但是在当地士人的心目中，汴京风华却仍然是挥之不去的记忆，出于乡土认同，他们始终在融合各方资料，不断塑造全盛时期的汴梁城市图景。而根据胡晓真的观察，清代小说《歧路灯》中所呈现的开封城市景观与民情风俗，便是综合了历史文本中的汴京与李绿园耳闻目见的开封，因此不能被看作完全的写实，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一种虚化的图景。

所以她认为以往纯然从社会史的角度去解读这部小说是有失偏颇的，而应该透过书中相关情节的描摹，发掘其背后的象征意蕴。比如《歧路灯》中描写开封庙会和丧礼等民俗活动的内容较为丰富，特别是第三回中对开封三月三吹台大会的描写最为典型，但是胡晓真以为李绿园通过“形式化且趋向意象泛滥的描写”其实是暗暗赋予了“城市空间一个隐喻的诠释”，试图揭发“神圣乃是假扮，世俗无非污染”的现实，正所谓“鬼域权当仙界观”，这才是《岐路灯》所要展现的城市本质。

城市劫余心理的映照

如果说长安、开封等城市的衰落对明清时人而言已经是相对遥远的记忆，因此只能化为象征，那么发生在明清时期的战乱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则无疑使他们有着更加真切的感受。而这种感受一旦行诸笔端，也便在在体现为了作者所言的“劫余心理”。

1860年初，身在福建旅途的杭州文人范祖述得知太平军攻陷杭州城，家人阖门遇难，而自己侥幸逃过一劫。他遥想杭城战事之惨烈，以为西湖繁华将永成灰烬，于是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此巨细靡遗地将自己记忆中的杭州城市日常生活逐条记录了下来，以求流诸后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杭俗记闻》。通观全书，它承载着范祖述对战乱前杭州城市“四时行乐”的个人关怀，可以被视为一种个人声音的表达。

胡晓真以为它应该置于从《东京梦华录》到《武林旧事》《梦粱录》这一城市文学的脉络中加以理解，即重视对城市日常生活的描述。不过后几种文献其实都还有一种“故都情节”，总体叙述还是以“皇家、政教、仪典”为中心，而《杭俗遗风》则有了根本的转变，“代表了由‘帝京的历史回忆’转向以‘当代经验’中的俗世与日常为中心的城市志”，成为了展示“俗情”的舞台。

与范祖述不同，丁丙的《武林坊巷志》作于杭城收复以后，因此心态截然相异，他忠实地考察、记录城市中的每一处坊巷、每一条街弄，深入地触摸到了城市的肌理，全书的编纂有着十分严谨的结构，“若街、若坊、若巷、若弄，都八百余条，稽之图志，证之史传，下至稗官小说，古今文集，靡不罗载”，其目的是为兵灾后杭州城市的恢复与重建进行准备，呈现出了一个大难之后，汲汲于拯救家乡的地方文人的形象。这是另一种脉络下的城市志书写方式，与《杭俗遗风》兴之所至的写法相比，无疑是面对劫难时的一种更为理性的表达。

那么，兵燹后人口的损失、城市的满目疮痍又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在南宋以降江南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纵欲奢靡似乎已经成为城市生而有之的一种原罪，与关于城市的历史记忆如影随形。所以天谴论也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心理。晚清慈善家余治便以为太平天国战乱之起皆因江南人平日“纵欲忘反”而导致的天谴。而范祖述也说杭城死难者本为天上神仙，思凡下世，享尽人间清福后，注定有杀身之祸。

受到不同的知识背景、立场和情感的影响，“劫余心理”的表达其实是多元的，丁丙在太平天国战后另外纂辑有《庚辛泣杭录》十六卷，其中收录了与庚辛之役相关的官方及私人记录多种，便志在尽可能多元地保存此类历史记忆，使其成为胡晓真所言的“文本性的公议空间”，是另一种直面劫余创痛的方式。

而在这些文本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那些描述个体在战事中亲身经历的文献，突出的例子如许奉恩的《转徙余生录》，正如胡晓真所观察到的，类似于许奉恩这样的作者本身有着很强的讲故事的能力，可以对战争和个人经历展开生动的描摹，所以在她看来那些突出个体经验的文本并非完全客观，往往具有自叙本质，并兼有虚构的可能性，因此其性质实际上是介于纯粹的史料和小说之间，这是必须加以留意的。

拯救衰微的城市文化

与战乱导致的城市历史的遽然断裂不同，晚清时期的传统城市文化总体又处于一个逐渐衰微的过程中，对于这一过程如何作出回应，也在很多的叙事文学作品中有所表见，《明清叙事文学》中论及的《儿女英雄传》为一典型。

在晚清小说的阅读史上，《儿女英雄传》曾经受到从胡适、鲁迅到钱玄同、陈寅恪等诸多名家的关注，总体而言，都认为这部小说的本质在于“忠孝节义”四字。但胡晓真却以为在这四个字的后面，“《儿女英雄传》的终极价值，却不见得表现在什么特异的忠烈事迹上，反而体现于作者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上”，而以日用伦常为外在表现的礼则是其中的核心。

文康在《儿女英雄传》中对礼的呈现特别引人注目。在小说中，关于古礼的理论常常是通过主人公之一的安老爷的言行表现出来的，比如第二十七、二十八回中，安老爷为了一遂其实践礼学理想的愿望，将何玉凤（十三妹）和安公子的婚礼按照古礼精心安排，特别是费尽苦心为何玉凤准备事奉翁姑的必须物件，其中包括手巾、锥子、火石、磨刀石、线板等等，读者初读不明所以，但安老爷对照《礼记》引经据典，却原来样样有其来历。个中情节固然令人发噱，然而胡晓真认为类似的描摹应该与清代后期经世之学的兴起联系起来看，因为在清儒看来，只有礼才是社会秩序重整的利器，而古礼不为当时的社会所容，以致于“鹅存礼废”，是社会失范、渐至衰微的内在原因，安老爷的作为虽然在他人看来近乎迂腐，却正是在重拾对礼的实践。

《儿女英雄传》对礼的理解还有另一个维度可供讨论。胡晓真借鉴晚近“新清史”的相关研究，认为“汉化”这一概念无法完全牢笼入关后满清旗人社会文化的变迁，事实上后者始终注意保持自身的民族特殊性。到了文康的时代，八旗弟子已然不复昔日勇武，在民间，满语满文的地位更是衰微，因此小说中的很多地方都投射出了作者对满文化日渐失落的焦虑。

在《儿女英雄传》中处处可见对旗人习俗的描写，而且在一些情节中又往往是满汉礼俗对举。但胡晓真认为这绝不应该简单解读为单纯的文化冲突，细绎文本，她发现原来在文康的笔下还暗藏了一个“以男女性别为象征性的疆界”， 男性的世界以汉文化为主导，习于儒家礼仪，而女性则是满文化的代表，安老爷则“扮演了嫁接甚至融合两种价值观的超越性人物”，在他的身上实际上正寄托了文康“兼容满汉”“恢复古礼”，为旗人创造新文化的理想。

这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不唯体现在处理满汉文化时，同样也体现在对城乡文化的调和上。作为旗人的文康有着比较浓厚的北京情节，因此小说中一方面多处流露出对乡村、“外路”的鄙薄，是一种中心对边缘的下意识的排斥，但另一方面当时的北京城市文化同样有着虚矫苍白的一面，亦不为作者所喜。因此，为了融合城乡，文康在小说中创造了双凤村这样一个理想的所在，那里兼具城与乡的优势，可耕可读，才是他理想中的安身立命之地。

感官经验与城市观念的塑造

城乡的分殊是明清叙事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之一，也是当时社会真实状况的反映。那么，在当时，城市的观念究竟如何得以塑造，又是怎样表现到文学作品中的呢？胡晓真以杭州为例指出感官的体验其实在此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首先，城市繁华的外在表征便是“市声”喧嚣以及在此背后所隐含的视觉、嗅觉、味觉等一系列的感官刺激，这些刺激无时不刻在挑动着人们的欲望。所以在明清时期才有一些文人将城市视为罪恶之渊薮，拒不入城。或者也要等到喧嚣落尽，游屐稀疏之际，才会悠游于虎丘、西湖这样的城市边缘地带，享受所谓山色清音，并以此标示出雅俗的区分。

不过，这样的文人其实也只是少数，一些意象更是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经历过刻意的营造。其实，在大多数人眼中，城市应该仍然是一个令人向往之地，否则便很难解释明代中后期江南“城居”现象的盛行。胡晓真引用张爱玲的文字，说她自己是“非得听见电车声响才睡得着觉的……长年住在闹市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这样的感觉恐怕也并非一定要到了二十世纪才会有。

有趣的是，在苏州、杭州这样的江南城市中，女性其实是城市声色的重要制造者与参与者。比如明清时期的杭州每年都会有香市活动，每当其时，无论是来自外地的“下路妇人”，还是杭州城内的大家闺秀，都会抛头露面，约伴烧香，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胡晓真更进一步指出，女性参与杭州城市节庆活动，其实自南宋以来便是如此。《武林旧事》描写当时杭州元宵灯市举行之时，妇女们头戴各色首饰出门游观，“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坠珥，往往得之”。可见，在杭州，从南宋到清代，女性通过各类活动，“娱乐自己，展示自己，凝聚妇女群体”，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也成为杭州城市性格的基调”。

“说话”传统是宋元以来城市中另一种特有的感官体验，后来又刺激了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起，不过在胡晓真看来，“无论是白话小说或韵文小说，都深深铭刻着声音的痕迹”，读者可以在其中听见市声与乡音。而杭州在话本小说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很多的话本小说中都表现出了杭人的语言特色和习惯，比较有趣的如《西湖游览志余》《西湖二集》等作品对钱鏐受封吴越王后回乡省墓故事的讲述，其中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是当钱鏐与父老相聚时，“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其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番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相信当时的杭州人在读到这首吴歌时，必然是心有戚戚，而一种城市群体的凝聚感亦当从此而生。

钱鏐王的吴越国和南宋是晚明话本小说特别关注的两个时代，其背后的原因正是要解释为什么曾经成为中国南方政治中心的杭州最终没有能够更进一步的遗憾，比如《西湖二集》中《吴越王再世索江山》的故事讲历史上向宋朝纳土称臣的钱鏐再世投胎为宋高宗，继承了赵宋江山，并且不思进取，便应该从这一角度来解读。而通过话本小说的演绎反复呈现的历史背景，其实也是在参与塑造着杭州的城市自觉。

就笔者所从事的史学研究领域而言，从小说的视角切入，观察明清城市社会之日常，早已有学者为之，不过多取其描述之形象，以为颇能反映某种城市社会变迁的动向，并补他类史料之不足，而且总体来说，在史学论述中，叙事文学经常扮演着边缘性的角色。

但是在本书中，以明清文学研究为当行本色的胡晓真教授从叙事文学文本的细读出发，其实展示了非常多元的视野，诸如性别、种族、感觉、城乡关系、口头文化，以及本文未曾论及的《林兰香》中所隐含的物质文化史的角度等均信手拈来，用以探讨文学作品的生产与接受，解剖文本，并以此深入城市日常生活的细部，融通文史，娓娓道来，不疾不徐，尽管她多次强调自己所从事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城市社会史研究，但又确实为我们呈现了明清城市文化研究的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