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陈静瑜：新冠患者肺移植国家队完成医疗救治最后一棒

5月8日，又一支支援湖北武汉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的国家队低调踏上了离汉的高铁。随着他们救治工作的结束，这支颇为神秘的国家队将揭开面纱。

这支队伍就是国务院联防联控医疗救治肺移植专家组。专家组形成于4月18日，那时（截至4月18日24时）湖北确诊病例109例（武汉109例），其中重症病例22例。也就是说，在武汉宣布重症病例清零的6天前，这样一支队伍才宣告诞生。

为了尽最大努力挽救患者生命，4月18日国务院新冠肺炎联防联控医疗救治组正式下发文件，决定成立国务院联防联控医疗救治肺移植专家组，同时确定的还有专家组名单：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主任陈静瑜为组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主任医师陈忠华和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主任医师、党委副书记邱海波为副组长。

此前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冠肺炎患者肺移植手术，体现了尽一切可能挽救患者生命、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的理念，但肺移植不可能成为一种常规治疗手段。

这种非常规的治疗手段，也是由这支队伍救治对象决定的，救治队伍直接面对的都是前期专家精心救治幸运存活的濒危病人，在这最后一棒中综合了国内顶尖的重症医学、呼吸内科、肺移植、康复护理等专家团队的努力，给这些病人以生的希望。

5月8日，在返回无锡的高铁上，国务院联防联控医疗救治肺移植专家组组长陈静瑜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介绍了专家组在武汉对危重患者的救治经历，他称这也是其职业生涯中一次终身难忘的经历。

陈静瑜参加专家组研讨会。 受访者 供图  

肺移植不是常规治疗手段，但给濒危患者希望

澎湃新闻：您在江苏无锡成功完成全球首例新冠肺炎后期肺纤维化患者肺移植手术后就曾透露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会建议国家卫健委组建一个针对新冠肺炎患者的肺移植攻关团队，对武汉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进行肺移植救治。从您提出建议到国家正式成立国务院联防联控医疗救治肺移植专家组，中间发生过哪些事情？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陈静瑜：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疫情期间我分别提了两个建议《关于在武汉成立新冠肺炎ECMO 特别救治部队的紧急建议》《关于组建国家级肺移植团队进行新冠病毒肺炎肺移植的建议》，均得到了采纳。

2月29日，我们在无锡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新冠肺炎晚期肺纤维化病人的双肺移植，在3月2号我提出国家级肺移植团队建议后，3月10日又成功完成了全球最高龄的新冠肺炎晚期肺纤维化病人的双肺移植，江苏在新冠肺炎患者肺移植手术中形成了一整套流程，包括如何来确定适应症、如何确保手术医护人员零感染、患者术后康复保障等等规范，江苏都已经出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武汉许多新冠肺炎晚期的病人，他们依靠呼吸机、ECMO（人工心肺机）苦苦支撑，如何减少他们的死亡率，增加病人生存机会，这也体现我们国家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所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提了这样一个建议。

我是4月16日得到国家卫健委通知，让我们准备前往武汉支援肺移植救治工作，对于这个通知我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在我提的建议中就写了，自愿报名加入国家肺移植团队的筹建并奔赴武汉参与救治。

澎湃新闻：您作为国家肺移植救治医疗组长在4月18日奔赴武汉开展新冠肺炎患者肺移植救治工作，当时武汉新冠肺炎患者接近清零，国务院联防联控医疗救治肺移植专家组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前往武汉开展救治工作？

陈静瑜：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在疫情早期武汉的医疗资源被挤兑，没有人力物力来做肺移植救治，一台肺移植手术需要动用很多的医疗资源。假如在武汉疫情爆发严重的时候来开展肺移植手术，是没有这样的医疗资源来保障手术进行的。

在江苏做的两例肺移植手术，可以说是举全江苏省医疗资源之力开展救治，所以对武汉患者的救治需要国家层面来推动这个事情。

在武汉进行对新冠肺炎患者的肺移植手术光靠一个医院来做，那肯定是无法完成，我们刚到武汉的时候，感觉到武汉正在快速从疫情的影响中恢复。如果要在他们恢复正常医疗工作的同时，只靠武汉单个医院来做肺移植手术还是挺困难的，所以国家队的支持、经费的保证，再加上武汉医院领导的密切配合，才能够保证手术顺利开展。

另外一个原因与新冠病毒进展有关的，必须要在受者病毒核酸检测多次转阴以后才能做肺移植，如果感染没有治愈，即使换了新肺也会马上感染。

4月24日，武汉协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董念国（前右）和江苏省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前左）在为患者实施肺移植手术。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澎湃新闻：此前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提到，肺移植不可能成为一种常规治疗手段，您如何评价肺移植这种救治手段在新冠肺炎救治当中的作用？

陈静瑜：肺移植不可能成为新冠肺炎常规治疗手段，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手术有一个高选择性，也就是说新冠肺炎的病人不像普通的肺纤维化病人，他的限制条件比较多。新冠病毒导致的肺部纤维化需要进行肺移植的手术是一个带有急诊抢救性的手术。

三大肺移植团队支援，最终确定两名受者

澎湃新闻：一个国家级的医疗救治肺移植专家组，都有哪些专家团队组成？您带领的团队都有哪些人员参与其中？

陈静瑜：专家组由我担任组长，陈忠华教授和邱海波教授担任副组长。

同时还召集了我在无锡市人民医院的肺移植团队、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黄曼主任团队，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韩威力主任团队赴武汉指导并参与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

2015年我国的器官捐献在党中央、国家卫健委的直接领导下已经完全和国际接轨，符合伦理原则的器官捐献及移植体系建设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认可，肺移植也得到快速发展。这次国家能够迅速组织成立肺移植专家组，并且来自各地的三支肺移植团队能够迅速集结驰援武汉，这与我国肺移植学科这么多年的发展分不开。

此次无锡派至武汉有六位核心成员除了我以外，还有吴波、胡春晓、刘峰、刘东、周淑芳。另外还有在后方负责评估、维护、获取供肺的黄健医生，大家分工明确，为手术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

澎湃新闻：您抵达武汉后首先开展哪些工作？当时武汉重症患者的情况如何？

陈静瑜：专家组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所有新冠肺炎晚期病人进行评估，他们都是在前期武汉同道及全国支援的国家队专家精心治疗下用呼吸机+ECMO支撑下幸运留下的濒危病人，我们国家肺移植团队将参与扫尾工作，接好最后一棒，给这些病人以生的希望。

尽管困难重重，尤其病人经过前期三个多月的折磨，能够支撑下来，全身状况都很差，肌力都是零级，移植后病人的恢复将很漫长，肺移植的难度难以想象，但专家组有信心尽力救治，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永不放弃每个病人。

澎湃新闻：新冠肺炎患者肺移植适应症如何确定？这些标准是如何制定出来的？

陈静瑜：此次肺移植救治工作是在国家卫健委直接领导下，全国相关专家会同武汉当地医院危重症专家讨论评估COVID-19晩期肺纤维化危重症病人，严格筛选出合适受者，受者至少要意识清醒，核酸检测阴性、其他脏器功能良好，在严格伦理讨论通过，患者本人及家属有强烈愿望下开展，供体分配在国家网络分配下严格进行。

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肺移植在全世界范围来说都是一个创新性手术，在病人的选择上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我们成立了以内科医生为主的一个专家组来选择受者，移植前期由包括重症医学、呼吸内科医生在内的专家做主，他们首先去评估、筛查合适的受者，确定之后再与外科团队交流、合作，这样的设置也比较科学合理。

澎湃新闻：医疗救治肺移植专家组开展了多少例肺移植手术？组织评估了多少例新冠肺炎患者？开展这项救治工作的难点在哪里？

陈静瑜：我们总共对8例已经用了呼吸机同时加上ECMO（人工心肺机）的病人进行评估，最终只有两位患者做了肺移植。

因为这个手术的高选择性，假如病人无法清醒，做了肺移植也无济于事。如果病人能够清醒，我们要和他们详细交流，告知有手术移植这样一条路，询问患者意见，这是伦理上的知情同意必须通过的一关。在8个病人中，其中就有一个老人明确拒绝了肺移植的手段。

还有一个就是要评估病人整体的状况，比如病毒已经进入病人血液了，这也是肺移植的禁忌症，就无法开展肺移植了。

到最后只有两位病人做了双肺移植手术，这也是专家组通过非常严谨、科学的态度来选择合适的受者，因为我们目的是不但要做成肺移植，让病人度过围手术期，还要让病人能够长期存活下来。

啃下“硬骨头”，两例肺移植患者恢复良好

澎湃新闻：请您介绍一下武汉开展两例新冠肺炎患者肺移植的情况？

陈静瑜：经过审慎评估、专家讨论和详细准备，4月20晚上专家组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肺移植团队周密计划，携同作战成功进行了武汉市第一台双肺移植手术。这是一例65岁的男性受者，1月23日发病，病程三个月，呼吸机+ECMO 维持了62天，供肺经过国家网络分配后由无锡肺移植团队黄健医生和昆明第一人民医院肺移植团队龚丽明主任维护后获取，经南航飞机转运到武汉，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顺利完成双肺移植，手术耗时6个多小时。

4月24日，专家组与武汉协和医院董念国主任团队合作成功完成了第二例新冠病人双肺移植。这例病人是一位54岁男性，病程也是三个多月。呼吸机+ECMO 术前73天，难度挑战更大。供肺来自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一位脑外伤脑死亡的爱心捐献者，23日肺移植评估组决定24日10:55分由国航CA8238的飞机从青岛飞武汉，但是疫情期间航班取消，面临着供肺无法转运的困难。我立即和国航取得联系告知这一情况，国航紧急启动了绿色通道，重新开通了航班，顺利转运器官。手术在专家的共同努力下5个半小时顺利完成。

澎湃新闻:两例手术患者最大的特点都是ECMO支持时间非常长的患者，这好像是前所未有的，专家组在做肺移植前有过思想准备吗？打开之后的情况可能比预想的糟糕？

陈静瑜:手术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之前做过的病人中ECMO支持时间最长的45天，现在这两例患者ECMO支持时长分别为62天、73天，国际上也没有先例，这两例手术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个“硬骨头”。

这两例肺移植手术是真心不容易，在我个人肺移植手术生涯中都是难以忘记的案例，尤其是第二例患者让我们最揪心，他术后情况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感到绝望，但是又绝处逢生，病人最终恢复过来。

4月24日，陈静瑜团队与武汉协和医院董念国团队合作开展第二例新冠肺炎晚期患者肺移植后，部分专家合影。 受访者 供图

澎湃新闻：目前的两例肺移植手术受者的恢复情况如何？医疗救治肺移植专家组为患者的后续康复制定了哪些计划？

陈静瑜：首例患者术后在无锡市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吴波、浙江大学附属二院黄曼教授肺移植木后管理指导，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组织的术后管理组一起努力下，4月22晚上也就是术后44小时成功撤离ECMO。后交由浙江大学第一院肺移植团队李彤、朱曼华等4人医护团队协同术后管理。在浙一、武大人民医院共同努力下，患者恢复良好，病情稳定，胸片清晰，移植肺氧合良好，其家人已进入病房探视，正进行康复锻炼中，术后肌力已由0级恢复到3级。

第二例受者术前状态差、ECMO支持时间长（为目前全国最长支持者，达73天）、病情重，术后在无锡团队、浙二黄曼团队、武汉协和董念国团队的协同作战下，克服了术后渗血、感染、休克、心功能不全等重重困难。尤其是董念国团队的史嘉玮、李平等医护人员几乎24小时守在病人身旁。术后在进行了2次血块清除，反复尝试了2次才顺利撤离ECMO辅助。目前受者完全清醒，生命体征平稳，移植肺功能良好，能和医护人员主动交流，逐步康复中。

对于患者的康复保障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第二例肺移植手术是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做的肺移植手术，术后病人反复渗血，我们要给病人做CT检查，但是西院的CT室离患者病房有近1公里的距离，而且是并不平坦的羊肠小道，病人身上插着呼吸机和ECMO，运送这一段距离并不容易。医院领导了解情况后协调后勤人员连夜将患者通往CT室的小路铺成了水泥路，让病人带着身上的机器顺利到达CT室完成了检查。

澎湃新闻：武汉这两名患者肺移植的费用是如何筹措的？专家组工作随着撤离武汉就结束了吗?

陈静瑜:部分费用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筹集，部分费用是走医保。全国也许还会有其他病例，尽管我们撤离武汉，但是全国疫情没结束，我们肺移植专家组还没有解散，全国其他地方如果有需要我们还是会第一时间前往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