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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亚萨明：爱与孤独

2020-05-14 11:5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蔡劲松中拉智讯

智讯君按：

2020年是中国同厄瓜多尔建交40周年。值此，我们荣幸获得蔡劲松先生独家授权，刊登他新近出版的《厄瓜多尔十二夜谈：赤道之国血脉中的历史与文化》（2020年4月，世界知识出版社）之《第四夜：瓜亚萨明——一代画坛巨匠的生前身后》，以此谨记曾开辟中厄友谊之旅和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厄瓜多尔画家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

瓜亚萨明作品2014年在国内展出前，内地互联网上关于画家的信息少得可怜。除去一篇称他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前外交官回忆短文，就是中央电视台《极地跨越——前方报道》的一期专辑。

那期不远万里拍摄制作的前方报道，以“爱是血肉，正义感是骨骼”为标题，当中出现了一幅注明“瓜亚萨明向徐悲鸿学国画”的黑白照片。

瓜亚萨明访问中国是在1960年，徐悲鸿早在1953年就已作古，二者怎能同台切磋画艺？

正是这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把我带入了画家的生前身后，那是2012年的4月20日。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从首次接触一代画坛巨匠的家人到明窗开笔，中间整整跨越了6年。

出道贫寒的艺术天才

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1919年7月生于基多一个穷苦人家，在10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父亲何塞·米盖尔·瓜亚萨明是土著人，做过木匠，当过出租车和卡车司机。母亲多洛雷斯·卡雷罗身上也有一半土著人的血液。

▲年轻时的瓜亚萨明，图片来源：瓜亚萨明基金会

瓜亚萨明很小即展露了艺术天赋。7岁起，他就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画漫画像，每周还为母亲打理的杂品店更换自己绘制的广告牌。偶尔，瓜亚萨明也到总统府前的独立广场，向过往游客出售他创作的风光及明星肖像。

这些绘画，皆以母亲杂品店里装大米、面粉或者白糖的麻袋和废旧纸板当画布，颜料也由不同颜色的沙石、土壤磨成粉末，掺上亚麻籽油调制而成。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家境的窘迫。

1932年，13岁的瓜亚萨明考入基多美术学校，开始接受系统规范的训练。此前，鉴于“缺少慧根”，他曾先后被6所学校拒之门外。

面对挫折，瓜亚萨明并不气馁。进入基多美术学校后，凭借出众的才华，他如鱼得水，很快崭露头角。按照惯例，当时学校每年举行一次年终美展，只允许老师参加，而瓜亚萨明却是全校惟一获准展示作品的学生，水平可见一斑。

不过，尽管瓜亚萨明禀赋卓然，但父亲还是坚决反对儿子在艺术的道路上发展，老人希望子女都能成为军人、律师或牧师，捧上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稳定饭碗。为此，父亲还动手打过屡教不改的倔强儿子。

说来奇怪，就是这样一个父母没有文化又人口众多的底层家庭，寒门子弟长大后却全都成了有用之才。他们当中涌现出了建筑师、工程师和音乐人，虽然名气无法与瓜亚萨明相比，但是也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有才之人多有个性。

瓜亚萨明桀骜不驯，天生后背长出反骨，从不循规蹈矩。在校期间，正值土著人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国家经历剧烈变革的年代，瓜亚萨明小小年纪就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大潮。由于参与抗议政府的示威游行，还公开发表反对学校高层的言论，他曾被校方勒令退学，只因一才难求，后得以重返校园继续就读。

这段经历，经常引起瓜亚萨明沉思，也深刻影响了画家日后的人生及创作轨迹。尤其是他最好的朋友曼哈雷斯在“四日战争”中被流弹击中身亡，更促使画家将视线转向下层民众与社会不公。

瓜亚萨明1941年完成学业，获得了绘画和雕塑两项证书，还进修了与建筑学有关的课程。他的毕业作品为3幅油画，分别是《死去的孩子们》、《采石场》和《罢工》。其中，《死去的孩子们》就是为纪念“四日战争”中惨遭屠杀的儿时伙伴而饱含激愤，挥泪创作。

从这3幅毕业作品中人们不难发现，此时的瓜亚萨明对穷苦百姓充满同情，已经开始用画笔作武器，踏上了声讨独裁暴政和与黑暗专制做斗争的征程。

从扬帆起航到分道扬镳

一个人的成功除了天分和努力，机遇也至关重要。

上世纪40年代的厄瓜多尔，一介布衣土著，若想在艺术领域获得主流社会认同，比登天还难。1942年，步出校门才一年的瓜亚萨明在基多举办了个人画展。这一年，画家刚满23岁。

出人意料，展览引起了巨大反响，只不过不是缘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和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表达方式，而是题材和内容涉及到了敏感的时政，揭露了不可见光的社会阴暗面。

就在众说纷纭之际，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悄然走入展厅，他的涉足如雪中送炭，帮助画家开辟了广阔天地。此公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

其时，洛克菲勒担任美国国务院美洲事务协调员，刚结束在厄瓜多尔的旅行，因为返回美国的航班延误，被迫滞留机场。惜时如金的洛克菲勒不甘在候机室白白浪费宝贵的光阴，于是吩咐手下，就近找个画廊或随便看个展览。如此，歪打正着，进入了瓜亚萨明的个人世界。

对洛克菲勒而言，彼时的瓜亚萨明纯属无名之辈，他对画展之外的各种争议也一无所知，是作品本身让极具艺术修养的洛克菲勒眼前一亮。他急忙差人打探，期望能赶在飞机起飞前一睹作者真容。

当瓜亚萨明现身展厅的那一刻，面对乳臭未干的后起之秀，洛克菲勒简直惊为天人，大加赞赏之余，毫不犹豫购买了7幅展品。

这里面有个插曲。上世纪40年代初，信用卡还没有发明使用。根据西班牙文互联网信息的描述，一行摸遍全身口袋也未能凑足买画的钱款，无奈之下，洛克菲勒只好靠个人信誉背书，先预付订金赊购，回到美国后再汇去余款结清账目。

对网络传闻缺乏信任的我特意向画家的长子巴勃罗·瓜亚萨明求证。电话的另一端，巴勃罗先是表示闻所未闻，而后马上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他说，当时父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洛克菲勒讲，假如能一次买下展厅里的7幅画，那么，还可以任意挑选1幅带走，权作是赠品。已然对作品爱不释手的洛克菲勒听罢没有半点迟疑，当场选中了墙上悬挂的7幅展品。见此，瓜亚萨明也爽快兑现了承诺。

无论如何，这只是拉开了故事的序幕。

不久，瓜亚萨明如数收到汇款，他以为事情到此一了百了。可没有想到，洛克菲勒回国以后，日理万机中，一直把远在南美的艺术家挂在心上。很快，瓜亚萨明又收到了美国国务院发出的邀请信，以官方的名义，诚邀他携作品到美国办展，一切开销由美国政府负担，具体事宜亦无需画家劳神操办。

至此，瓜亚萨明这只诞生于安第斯山区的雏鹰，终于得以展翅高飞，迈出了驰骋画坛的重要一步。

1942年到1943年间，大半个世界烽火连天，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战争机器开足马力，在北非、欧洲和远东太平洋战场狠狠对撞，每时每刻都有人命丧疆场。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美洲大陆远离硝烟，成为无数人趋之若鹜的避风港。此时，得到资助的瓜亚萨明，正徜徉于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等美国大城市最著名的艺术殿堂。

瓜亚萨明在美国一共逗留了6个月。办展之余，他利用难得的机会，抓紧点滴时间，像海绵吸水一样如饥似渴地获取知识，悉心钻研体会画廊、美术馆中的各种艺术流派。格列柯、戈雅、维拉斯克斯、莫奈、里维拉……年轻的画家博采众长，开拓了视野，积累了心得，为一飞冲天汲取了充足的营养。

半年的时光似白驹过隙，一晃而过。离开美国后，瓜亚萨明紧接着起身飞往墨西哥，拜他仰慕已久的绘画大师何塞·克莱门特·奥罗兹柯为师。

艺术家本特立独行，加上奥罗兹柯年事已高，更为孤僻不易接近。但大师还是收下瓜亚萨明当助手，师徒合力完成了墨西哥城纳萨雷诺耶稣教堂壁画的创作和修复工作。

瓜亚萨明在墨西哥停留一年。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奥罗兹柯口传心授，使瓜亚萨明获益匪浅。这在画家早年的作品中表露无遗，包括瓜亚萨明后来偏爱创作大型壁画，也是深得大师真传。对此，瓜亚萨明从不避讳，他并不忌惮别人说其作品受到外来元素的影响，只要风格和技法能够表达内心的所思所想，他就加以借鉴和利用。瓜亚萨明曾形象地比喻，当艺术家最初拿起画笔的时候，一如只会爬行的婴儿，惟有站立起来萌生想要行走的意识，才会抓住所能够到的一切，进而小心翼翼跨出第一步，踉跄前行，直到撒腿奔跑……

实际上，画家年轻时模仿过的大师不止奥罗兹柯一位，还有毕加索，还有其他艺术泰斗。

在墨西哥期间，瓜亚萨明的收获当然不局限于艺术领域，更有不期而至的友谊。正是在那里，他邂逅了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诗人聂鲁达。聂鲁达当时在智利驻墨西哥使馆当领事，二人从此结为莫逆之交。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瓜亚萨明曾两度远赴智利面见聂鲁达，还为诗人画过肖像。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向恩师的学艺过程转瞬即逝。与奥罗兹柯依依惜别后，瓜亚萨明靠着在美国办展省吃俭用结余的经费一路南下，开启了漫长的南美诸国之旅。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秘鲁、巴西、智利、乌拉圭、阿根廷，都留下了画家跋涉的足迹。

这趟旅行持续了一年又半。所到之处，瓜亚萨明耳闻目睹了土著人、黑人和混血人遭到剥削、被边缘化的悲惨境况，真切体验了广大民众谋生的艰辛。他在用画笔一一记录的同时逐渐发现，人民的困苦和不幸，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及其一手扶植起来的统治势力有关。

真正的艺术家，不止技法非比寻常，还有成熟的个人思想，否则即与匠人无异。

假如说少年时期热衷政治是瓜亚萨明思想的启蒙，那么，漫长的南美之旅则是这一启蒙过程的深入和延续。当褪去旅途的征尘回到始发地，画家的思想已经完成了巨大转变，形成了一生都无法撼动的牢固体系。

这种转变根植于内心深处，体现在后继作品的创作与表达方式中。

瓜亚萨明有言道：我曾为赤足洒泪，直看到一个没有双脚的儿童出现，才止住哭嚎！

南美之行还是画家与美国分道扬镳的坐标点。之前对美国人知遇之恩心怀感激的瓜亚萨明，自此以后不恋旧情。他将画室当作战场，把一支支画笔化为利箭，毫不留情地射向他认为给人类带来战火、仇恨、灾祸与苦难的华盛顿大本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代理人。

辛勤耕耘的多产画家

瓜亚萨明一生作品无数，有人说达到5,000幅，还有人称超过7,000幅。我被彻底弄糊涂，直接找到画家的爱女维雷尼塞和长子巴勃罗，他俩分别担任瓜亚萨明基金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听完我的提问，两人面面相觑，谁也无法给出准确统计。

反正即便按照最少的数字，5,000幅作品之于任何一个知名画家都不是个小数，这是画家有生之年呕心沥血的结晶。然而瓜亚萨明却不满足，72岁接受采访时他亲口对记者表述，至少再需要200年，方能完成头脑中成形的作品。

天道酬勤。瓜亚萨明的勤奋有目共睹。为将脑海中的创意付诸实施，成为职业画家以后，他每天埋头画室12到14个小时。通常，瓜亚萨明早晨9点进入画室，根据将要进行的创作，先选择合适的背景音乐营造气氛，之后便闭门不出。午餐后小憩一会儿，继续潜心工作。用完晚餐，他第三次回到画室，直呆到深夜一两点才收笔。面对画板，瓜亚萨明常物我两忘，长时间驻足，完全沉浸于作品意境当中，鲜有人能在其工作状态被允许凑近。

周末是画家的休息时间，瓜亚萨明喜欢泡温泉，通过享受桑拿和按摩放松身心。他极少出席应酬。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36岁，此前，瓜亚萨明已将厄瓜多尔国内的各项绘画大奖悉数收入囊中。

改变一成不变作息规律的节点出现在1955年。那一年，瓜亚萨明的油画作品《白色灵柩》从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3万名画家创作中脱颖而出，于巴塞罗那一举捧得“第三届西班牙语美洲艺术双年大奖”。之后的几年里，画家有意放慢上紧发条的节奏，小酌，会友，不时抛头露面，参加社交活动。只是没过多久，他又恢复了往昔的规律。

瓜亚萨明的绘画以系列作品见长。早在周游南美列国途中，他就边走边画，一路创作了“土地”。可是，真正一炮打响让其扬名天下的，还是回归故土沉淀下来后创作的“泪途”。

“泪途”始创于1946年，完成于1952年，整个系列由103幅作品组成，是瓜亚萨明头一次在绘画中尝试运用表现主义手法。用画家的切身感受描述，泪珠夺眶而出，泪眼一片模糊；浑身被泪水洗刷，悲伤至无法痛哭……

倘若把绘画比作凝固的音符，那么，瓜亚萨明的“泪途”就好比是泪如泉涌的悲怆奏鸣曲。每一次落笔，都犹如演奏家的指尖在跳动，明暗色彩的对比，恰似黑白琴键的起伏，诉说着画家对社会底层土著人、黑人和混血人的爱抚。同时，是对带给人民痛楚的统治阶级的无情控诉。

“泪途”系列第一次与公众见面是1952年在基多殖民艺术博物馆。此后，作品走出国门，先后参加了圣保罗、巴塞罗那和墨西哥城画展，均得到很高评价。除了上面提到的《白色灵柩》荣获“第三届西班牙语美洲艺术双年大奖”外，该系列作品还于1957年在圣保罗获得“南美最佳画家奖”，1961年在墨西哥城收获“第二届美洲绘画和雕塑双年奖”。

一系列殊荣接踵而至，标志着瓜亚萨明这位曾经只会在地上爬行的婴儿，已经完成了直立行走，开始张开双臂，迈出双腿，享受自由自在的飞奔。

瓜亚萨明的第二个绘画系列“愤怒时光”于上世纪60年代动笔，主题是20世纪的战争与暴力，已知共有260幅作品。

在此系列中，人们已看不到前辈留下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破碎、散乱的立体主义融入了之前表现主义的画风。枯干的双手，夸张的头颅，扭曲的面孔，呆滞的目光，映衬出独裁者的狰狞，霸权主义的残暴，集中营的酷刑和母亲的哀嚎。

鞭挞黑暗，捍卫人权，同情弱者，呼唤和平，是贯穿瓜亚萨明作品的主线。有人将“愤怒时光”视为20世纪最后的批判现实主义政治主题系列绘画，瓜亚萨明因而赢得了艺术家中的“反战英雄”和“人权卫士”称号。

1968年，“愤怒时光”于墨西哥城美术馆首次与国外公众见面。70年代，该系列作品在欧洲多地展出，每一次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为此，法国政府1974年授予瓜亚萨明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这是法国政府第一次向拉丁美洲艺术家颁发此类勋章。

需要补充的是，“愤怒时光”系列没有确切的截止年代，画家灵光闪现的神来之笔与接下来的第三个系列交叉并行。260幅也非终极数字，因为有些作品早年已经出售或者赠予他人，那些不知流落何方的画品如今几无可能逐一统计。这也是瓜亚萨明作品缘何在数量上出入较大的一个原因。

从1988年起，瓜亚萨明着手第三个绘画系列“温柔”的创作。此时，画家已年近古稀，倍加思念46岁就离他而去的母亲。所以，提笔上色少了犀利与棱角，平添了之前系列中罕见的温情与滑顺。画面明快的色彩，生动的表情，无不抒发着画家“只要我活着，就永远怀念你”的心声。

“温柔”系列随着瓜亚萨明1999年撒手人寰画上了休止符。已完成的100余幅作品，不仅诠释了画家对自己母亲的追忆，而且也是唱给全世界所有母亲的赞歌，堪称是一首荡气回肠的母爱交响曲。

没人知道画家心中积蓄了多少温柔想对母亲表达，这道不尽的思绪，只能由瓜亚萨明到另一个世界去追诉。

上述3个系列作品之外，瓜亚萨明一生当中还绘制了大量人物肖像——学生时代的老师同学，成年以后的朋友顾客，家中的父母妻子，家外的情人知己，电视上的寡头政客……对画家来说信手拈来。有时，画家也不免自鸣得意。一次，瓜亚萨明和友人开玩笑，戏称在给人画像的过程中，他已悄悄把人物的灵魂摘走，想象不出，那些画中人怎么还能在家中自己的肖像前从容走过。

作为少年得志的天才画家，瓜亚萨明的作品题材广泛，风景花卉亦有涉及。他的风景画存世大约250幅，以基多为主，不是写生，而是靠着儿时的记忆，复原脑海中城市的过去。不论构图、线条，还是光线、对比，皆飘散着浓重的主观气息。那大片的暗绿，挥洒着画家对生养他的土地深沉的眷恋。瓜亚萨明笔下的花卉多为干花或是凋败的花朵，色泽异常饱满，从中可一窥印象派的影子。

▲《绿色的基多》，油画，1942年创作，134厘米X89.5厘米，图片来源：瓜亚萨明基金会

瓜亚萨明还酷爱壁画艺术。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壁画家之一，对大型作品创作尤其擅长，单件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巨作就有20幅。他的第一幅壁画习作1938年在基多美术学校创作，取名《厄瓜多尔的历史》，处女作明显受到墨西哥绘画大师奥罗兹柯风格的影响。

瓜亚萨明认为，壁画应当具有画面之外的元素。他正式创作的首幅壁画《印加与征服》1948年问世，陈列于首都基多的文化之家。画面清淡、中性，不见血腥。主体由3部分构成，左边是收获玉米的土著人，右边是3匹马和马背上的3名西班牙骑士，中间是印加帝国第13位也是最后一个国王阿塔瓦尔帕。

▲《印加与征服》，壁画，1948年创作，855厘米X520厘米，图片来源：瓜亚萨明基金会

其实，瓜亚萨明的“泪途”系列就包括一幅壁画，题目叫《厄瓜多尔》，该画可看作是“泪途”全部作品的浓缩和提炼，风格也与绘画所蕴含的批判性思维一脉相承。在这幅壁画的创作过程中，画家开创性地用5幅单个成图的画板拼接一起，构成一幅完整画面。单独的画板隐喻厄瓜多尔社会阶层分化形成的条块。画板彼此之间没有固定位置，次序可任意调整，既相对独立，又紧密关联，通过排列组合，使整幅画具有极大的可塑性，赋予了难以言喻的悲愤无限的伸展空间，给人以强烈震撼。

瓜亚萨明另有一幅壁画名作《发现亚马逊河》，于1958年使用水晶马赛克为基多总统府创作。

画家的壁画作品不但遍及本国政府机构、议会、大学、博物馆，而且在世界其他角落也时有所见。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西蒙·玻利瓦尔中心《向美洲人致敬》的壁画由瓜亚萨明1954年创作。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母亲与儿童》同样出自画家之手。

1982年，西班牙举行世界杯足球赛。为筹备这一重大体坛赛事，首都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进行翻修改建。西班牙方面找到瓜亚萨明，委托其创作一幅壁画，借以表达东道主对来自美洲各参赛球队和球迷的欢迎。

2012年7月14日，厄瓜多尔《商报》文化版以“瓜亚萨明壁画承接西班牙和美洲30载”为标题，刊登了画家女儿维雷尼塞接受西班牙埃菲社记者专访的节选。维雷尼塞对记者说，父亲是1982年应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之邀为世界杯足球赛创作壁画。

读罢这条消息，我心中顿时起疑，因为冈萨雷斯于1982年底走马上任担任首相，而足坛盛事之前已然落幕，与之相关的各项准备工作理应更早铺开才是，所谓冈萨雷斯首相邀请画家作画一说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我把想法告知巴勃罗和维雷尼塞。几日后，巴勃罗打来电话，再三感谢我指出疏漏，表示已在父亲的大事记年表中做了更正，从今往后不再提这一说法。

无论如何，对于西班牙方面的邀请，瓜亚萨明欣然接受。审慎思考后，他用丙烯掺入大理石粉末作原料，创作了一幅长达120米的巨型壁画。

作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反映西班牙，由代表地中海的舞蹈、前蹄离地的骏马和吉他等元素组成。另一部分描绘拉丁美洲，突出了前殖民时期吹奏乐器的土著人和神秘的图腾面具。每一部分各有两只醒目的手，象征着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真诚团结与融合。

这幅壁画当年被置于机场1号航站大厅，选址也是经过精心考虑。表现拉丁美洲的画面朝向飞往厄瓜多尔的离港航班区域，反映西班牙的部分则正对从厄瓜多尔飞抵航班的停靠区域。因此，壁画也被视作是连接包括厄瓜多尔在内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一座桥梁。

2006年，时隔20余载，巴拉哈斯机场再度扩建改造，工程完工后，进出港航班停机位调整。如今，每年大约有1,500万名各国旅客从壁画前穿梭往来，不知当中是否能有人停下匆匆的步履，欣赏品味那曾经的奇思妙想。

瓜亚萨明也不乏雕塑作品。小到人体躯干、头像，大到纪念性主题作品，都在涉猎范围。且取材广泛，石膏，木料，岩石，铜材，玻璃钢……因材施艺，因题选料，不拘一格，游刃有余。

作为紧张专注后的舒解和缓释，瓜亚萨明还有雕琢珠宝首饰的闲情雅趣。这些蕴含土著文化元素的饰物巧夺天工，无不显示了艺术家的精湛技艺。

有必要指出，不论表现主义或立体主义手法，还是印象派的影子，都不过是瓜亚萨明围绕脑海中翻腾的主题，借鉴西方画派在形式上的拿来主义。真正承载妙笔生花的土壤，还是质朴厚重的前殖民时期土著文明。这可追溯到画家的童年，是父亲无心插柳，随手捡来两个出土陶俑送给他玩，使瓜亚萨明幼小的心灵萌发了对土著文化不变的痴情。画家生前收藏的土著文化艺术品多达3,000件，便是其矢志不渝的明证。

瓜亚萨明终生为身上流淌的土著人血液自豪，即使成为知名画家，跻身上流社会后，他也随时随地表明自己土著人身份。

另外，画家虽然一手绘制出了祝愿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水乳交融的巴拉哈斯机场壁画，但是内心里，仍十分憎恨西班牙殖民主义给拉美土著文明造成的灭顶之灾。1992年是哥伦布航行到达美洲大陆500周年，许多国家纷纷举行纪念活动。瓜亚萨明对此嗤之以鼻。他说，西班牙人庆祝“发现”美洲自有其道理，可美洲是业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与被谁“发现”无关。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犯下了滔天罪行，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至今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因此，拉美人不该随着西班牙人的步点起舞。

与卡斯特罗的友谊

瓜亚萨明嫉恶如仇，少不了得罪人，同时也不乏朋友。他与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哥伦比亚文豪加西亚·马尔克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夫人达尼埃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里科贝尔塔·门楚都有私交。不过，若论往来的密切程度，恐怕无一能与画家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互动相提并论。

瓜亚萨明第一次到古巴是在1959年。次年故地重游，见到切·格瓦拉，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私人会谈。这次交谈，使画家从此变成了古巴革命的坚定捍卫者。

瓜亚萨明与卡斯特罗的交往稍晚，始于1961年“猪湾事件”之后。自那时起到画家离开人世，两人见过10余面。瓜亚萨明面对面为卡斯特罗画过4幅肖像，是为卡斯特罗画像最多的外国画家。

瓜亚萨明鄙视倚强凌弱，钦佩古巴人民不惧外来压力的坚强意志。他在30年后一次访谈中表示，纵使是发达国家，被全面封锁一个月也未必能撑得住，而古巴一个加勒比海岛国，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被持续打压超过30年，却依然顽强地生存，当属人间奇迹。

卡斯特罗生前一共4次踏上厄瓜多尔土地，其中3次属于正式访问。1988年，卡斯特罗第二次正式访问厄瓜多尔，应邀出席当选总统罗德里戈·博尔哈·塞瓦略斯的就职仪式。8月12日，瓜亚萨明在家中为卡斯特罗提前一天举行了62岁生日庆祝。由于次日才是诞辰日，卡斯特罗遂又在基多北城一秘密场所另外搞了一场派对庆生。对此，厄瓜多尔媒体以“菲德尔在基多的两场生日庆典”为题进行了长篇报道。这也是卡斯特罗一生当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在国外度过自己生日。

卡斯特罗3次正式访问之外的那一次非正式访问颇耐人寻味。他是为兑现对画家的生前许诺特意飞往厄瓜多尔，出席瓜亚萨明基金会“人类殿堂”在基多的落成揭幕仪式。

2002年11月29日，北半球已寒风凛冽，地处赤道线的基多却阳光明媚。卡斯特罗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时任厄瓜多尔总统古斯塔沃·诺沃亚·贝哈拉诺的陪同下，一同点燃了“人类殿堂”大厅中央象征人权与和平的不灭火炬。此刻，距瓜亚萨明辞世已过去了3年半。

关于古巴最高领导人这场短暂而隆重的外事活动，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的报道简明扼要，内涵却令人遐想。报道说，此乃卡斯特罗截至当时惟一的一次非正式专程出访。

尽管古巴官方从未给瓜亚萨明贴上过“老朋友”之类的标签，但是，画家在卡斯特罗心目中的分量不言自明。

卡斯特罗对画家的情谊不只表现在公开场面上，也体现在私下行动中。瓜亚萨明晚年眼底黄斑渗出，视力大受影响。卡斯特罗获悉后二话不说，当即指派古巴岛内最好的眼科医生米盖尔·莫凯博士前往治疗。在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莫凯多次往返哈瓦那和基多之间，为画家眼睛的康复竭尽全力。

中国之行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

瓜亚萨明于上世纪60年代访问过中国，巴勃罗和维雷尼塞明确告我是在1961年，对此我有文字记录留存。中央电视台《极地跨越——前方报道》引用上述来源，网络版配图也是这般注释。2014年6月，《拉丁美洲的颜色——瓜亚萨明生前作品中国巡回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揭幕式，厄瓜多尔驻华大使在致辞当中提到同样时间。可是，后来经向厄方知情人士查证核实，画家确切的中国之行当早至1960年。

1960年底，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开启了中国之旅。一行以蒂奥赫内斯·帕雷德斯为团长，团员由瓜亚萨明、豪尔赫·伊卡萨、内尔松·埃斯图皮南和佩德罗·豪尔赫·维拉4人组成。抵达北京前，代表团途经巴黎、布拉格和莫斯科。在莫斯科，他们受到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接见。

从名单中，今天的人们不难发现，当年代表团规模虽然不大，可是汇聚了厄瓜多尔文化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且团员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左翼阵营的成员。

的确，该团得以成行，幕后推手即是当时厄共总书记佩德罗·萨德，是他以总书记的身份，向中国方面发出了投石问路的第一封信函。

60年代初，新中国正努力打开外交局面，对厄方积极主动的姿态自然十分重视。中方于是决定以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名义发出邀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参与接待。

1960年11月下旬，中国北方地区已天寒地冻。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一行5人于23日抵达北京，当月28日离京南下，赴杭州、广州等地考察，12月23日重回北京，4天后结束访问离境。

出乎代表团意料的是，在京期间，他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2014年6月在中国举办的画家生前作品展展册上，扉页背面照片即为毛主席与瓜亚萨明和团长帕雷德斯3人合影。但其实这张照片经过了剪辑处理，原图应是毛主席与代表团全体成员留念，左右两边还各有一名陪同会见的中方人员。

半个世纪过去了，画家子女对我提及这场会见时没有过多涉及谈话内容，只是用“代表团礼貌中略显拘谨”来形容当年的场面。

不过，正式会见之外与中国文化界人士交流、座谈，游览名胜古迹则是另外一种氛围。“每顿饭都有好多道菜，还有此起彼伏的干杯”，成了年少的画家子女从父亲口中得到对中餐的第一印象。

1960年底，中国尚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北京的情况虽不及外地严重，但代表团成员参观中接触到的机关干部和普通市民，与宣传栏上工农兵黑红的脸庞、宽厚的胸膛和粗壮的胳膊还是形成了鲜明对比。

瓜亚萨明是艺术家，这种反差逃不过他善于观察的敏锐眼睛，其直来直去的性格又使他在私下交流或者公开发言时难免不有感而发。可画家并不知晓，陪同的中方工作人员每场活动之后都会写简报，他的某些表态被提炼出来，一字不差地呈送到国家领导人的文案上。

果不其然，上边有了反应。一天中午，代表团用完午餐行将离开住地，继续接下来的行程，一名中方工作人员这时突然急匆匆赶来。他把团长和瓜亚萨明叫到一边，压低嗓门道，毛主席要单独会见瓜亚萨明，就在此刻，请画家随他速去中南海！

团长帕雷德斯闻毕先是一怔，稍后缓过神来，顿感大事不妙。帕雷德斯早年在基多美术学校任教，当过瓜亚萨明的老师，对于自己的学生，他比代表团任何人都更了解。何况，到中国访问的几天里，瓜亚萨明的言语帕雷德斯听得一清二楚。

帕雷德斯把情况周知代表团，大家闻后也忧心忡忡。众人猜测，一定是瓜亚萨明口无遮拦，话传到毛主席耳朵里。见面后，毛主席弄不好会训斥他，而以瓜亚萨明的脾气必定不会沉默，那样，谈话没准儿不欢而散，代表团有可能就地打道回府。

就这样，瓜亚萨明跟随中方人员去了中南海，代表团其他成员则在忐忑不安中按日程接着参观。

在巴勃罗办公室，我的提问把画家长子拉回到几十年前，他凭着记忆，努力复原父亲当年对全家描述毛主席第二次会见的情景。

据巴勃罗讲，见到毛主席后，宾主稍事寒暄，随即各自落座。毛主席开门见山，主动提到了掌握的情况，希望能与瓜亚萨明进行一场开诚布公的会谈。毛主席说，他很愿意倾听外国友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表观感和意见。言毕，一边笑眯眯地看着画家，一边点燃一支香烟。

听完毛主席的开场白，瓜亚萨明平复一下一路上紧张的心情。他理清思路，直言不讳，说此系第一次访问苏联和中国两个伟大国家。在苏联期间，他看到街道两旁有很多镰刀斧头壁画，画面生硬，题材雷同，缺乏美感，就马上意识到，那里的艺术家是受到了某种外来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针对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瓜亚萨明直截了当表示，就其所知，多数艺术家不爱卷入政治，可是要创作，要反映真实的生活，又脱离不开政治。他认为，艺术家只有听从内心召唤，从专业角度出发反映现实环境，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反之，如果颠倒过来，一切围绕政治需要，那就是苏俄式的宣传。

具体到中国，瓜亚萨明表示，中国有几千年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家的智慧和创造力令人钦佩。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技法和意境让他深受启发，他很高兴有机会与中国艺术家交流借鉴，真诚地盼望他们能像先贤圣祖一样创作出了不起的作品，也由衷地祝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取得更大进步。

画家像是打开了话匣子，话题一转又引到自己，称虽有左翼思想，但不会加入任何政党，原因在于顾忌受到党章约束，失去艺术上的创作自由。

瓜亚萨明滔滔不绝一口气讲完，之后就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等候发落。

岂料，毛主席静静听罢，非但没有发火，反而温和地表示理解并基本同意画家的观点。毛主席还鼓励瓜亚萨明和厄方代表团能在余下的参观访问中畅所欲言，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多提宝贵意见。

原本以为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实则波澜不惊，这让厄方代表团成员全都放松了紧绷的神经。

此次单独会面后，在剩下的参观考察中，每当遇有正式座谈，参照之前作法，中方主人讲完话，团长帕雷德斯照例礼节性地有所回应。不同的是，厄方团长表完态，中方还要请画家再发表看法。瓜亚萨明认为，这显然与他和毛主席的会谈不无关系。

世事难料，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圆满结束了对苏联和中国的成功访问后，却在回国途中遇到了麻烦。抵达美国中转时，移民局官员看到代表团成员都有苏联和中国的入境记录，立刻不由分说，在每个人的护照页上盖了不准入境章。

冷战时期，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思维定式及所导致的行为举止，如今已匪夷所思。瓜亚萨明这位曾经由华府诚邀赴美举办画展的天才画家，时隔不到20年，又被美国人冰冷地拒之门外。而在瓜亚萨明指天发誓今生今世都永不踏上美利坚国土的36年之后，美国人又再一次主动给画家发放了入境签证。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作法，为一代画坛巨匠的生前身后平添了戏剧性的一笔。

诚然，那个年代被美国阻止入境的不仅是瓜亚萨明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还有智利诗人聂鲁达，还有一大批“通共”的拉丁美洲左翼人士，还有世界各地更多与美国政府持不同政见者。

创建基金会

瓜亚萨明的作品不计其数，可是多数散落境外，留存在国内的反倒是少数。这令画家每每想起来不禁痛心疾首，深感愧对养育他的祖国和人民。为使本国公众也能欣赏到他的作品，经与家人商量，瓜亚萨明于1976年7月21日创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基金会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促进艺术交流，推动人文思想的传播。

为此，瓜亚萨明陆续捐出了身边所有的艺术品和个人收藏，其中包括大约150幅“愤怒时光”系列作品，部分“温柔”系列作品，500多件殖民时期的绘画、雕塑和家具，2,000余件殖民时代之前的陶器、泥塑和土著人日用品，在国外购买或被赠予的艺术品，以及不等完成创作便驾鹤西去遗留下来的半成品。

设立之初，基金会位于基多北城BOSMEDIANO与JOSÉ CARBO两条街之间的半山腰处。1985年，相距不到两分钟车程的“人类圣殿”奠基，2002年，主体工程落成。大约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叶，所有展品完成搬迁。

与原址相比，“人类殿堂”展厅面积更大，内部设施更完善。可是，由于瓜亚萨明生前作品和藏品数量巨大，即便搬进“人类殿堂”也无可能全部同时陈列，所以，为满足公众需求，基金会工作人员只得轮流更换展品。

2012年，画家生前最后居住过的地方也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故居紧临“人类殿堂”，院落墙角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松树，瓜亚萨明便长眠树下。这棵被画家后代取名为“生命之树”的青松傲然挺立，象征着瓜亚萨明奋斗不息的铮铮铁骨。

细心的观众参观完“人类殿堂”可能会发现，画家3个系列作品中，“愤怒时光”占比最大。的确事出有因。实际上，在严肃的艺术批评领域，对瓜亚萨明的绘画风格褒贬不一，负面评价和质疑之声始终存在，且至今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从单纯的艺术角度出发，“愤怒时光”突出暴力，缺乏美感，作品悬挂书房、客厅或者卧室墙上令人心生恐惧，销售不佳乃情理之中，不足为奇。这也是该系列作品得以保存较多的原因之一。还有人指责画家把底层民众的不堪当噱头，达到追名逐利的目的，直接对其展开人身攻击。

应该看到，古往今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对艺术的欣赏和评判并无一定之规，已得出的结论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变化，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毫不罕见。人类发展到21世纪，社会越进步，越应包容不同声音。瓜亚萨明作品所引发的不同反响，本身即是厄瓜多尔社会多元文明兼容并蓄的一个缩影，这也正是本文从不同角度聚焦画家的初衷。

另外，基金会创立伊始，为保持独立性，瓜亚萨明曾将不接受外界捐助作为原则。但如今，画家的子女已改弦更张。2014年，《拉丁美洲的颜色——瓜亚萨明生前作品中国巡回展》展册前几页上醒目的赞助商寄语便是注脚。对此，有上了年纪的当地人士不无感叹，称瓜亚萨明的后代全是精明的商人，较之他们的父辈更会经营。

三段婚姻、四处留情与多重个性

瓜亚萨明曾云，任何一段婚姻都没有理由超过15年。画家是这么讲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的一生经历过3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玛鲁哈·蒙特维尔德，1918年生人，与画家同在基多美术学校就读，两人自幼青梅竹马，以常人的眼光十分般配。1939年还未毕业，这对年轻人就怀揣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迫不及待步入婚姻殿堂。

此段姻缘持续至1954年，孕育了萨斯奇亚、巴勃罗、克里斯托瓦尔和维雷尼塞两双儿女。蒙特维尔德至今健在，已是百岁老寿星。

画家的第二任妻子吕斯·德庇隆，1928年在巴黎出生，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是斯摩棱斯克人，家庭背景与瓜亚萨明截然不同。

1945年二战结束，德庇隆的父亲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谋到高级外交官职位，收入丰厚，全家于是搬到纽约，德庇隆进入纽约大学学习。

德庇隆的母亲是雕塑家。小姑娘自幼受到艺术熏陶，生性浪漫，多才多艺，又掌握几门外语，很是招人喜欢。1949年，德庇隆在美国与一位学医的犹太小伙子成婚，不到3年缘尽分手。很快，她又与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攻读文学的青年才俊结合。孰料，第二段婚姻还未满月即告搁浅。

之后，德庇隆的父亲被派往厄瓜多尔工作，她也进入基多美术学校。此时，瓜亚萨明和蒙特维尔德早已毕业，不过，当年教过瓜亚萨明夫妇的老师仍然在校，他们成了瓜亚萨明和德庇隆相识的媒介。

是瓜亚萨明首先闯入了德庇隆的生活。

一个偶然机会，画家得知后者的父亲是联合国高官，母亲是艺术家，小姑娘是自己的师妹，就主动邀请德庇隆参观自己的工作室。

彼时，瓜亚萨明虽声誉鹊起，可是画品卖得并不理想，经济上也不宽裕。衣食无忧的德庇隆对此毫不介意，完全沉浸在不接地气的艺术天地，甚至对画家的妻子蒙特维尔德亦视而不见。她与画家一同外出写生，时常切磋画艺，没过多久就擦出火花，迅速发展成形影不离的情侣关系。

瓜亚萨明1954年与蒙特维尔德离婚。此前两年，他就和德庇隆出双入对，公开同居。

新生活伊始，瓜亚萨明与德庇隆琴瑟相鸣，日子尽管清苦，可过得还算如意。为帮助丈夫作品打开销路，德庇隆用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外交场合应酬技巧，频频出入常驻基多的外国大使官邸，效果立竿见影。与此同时，她又放下千金小姐的身段，以丈夫的名义开了一家珠宝店，一个人忙前忙后，经营得好不辛苦。德庇隆还多次陪同画家到国外办展，巴塞罗那，圣保罗，加拉加斯，都留下了夫妻俩的身影。

上世纪60年代初，基多旅游业开始小有起色，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拔地而起，外国游客纷沓而至。这让画家如久旱逢甘雨，遇到了难得的商机。此时，瓜亚萨明展现了连他自己之前都没发现的营商潜力，他的画廊几乎成了基多上流社会有钱人和外国游客的必去之地。

手头稍显宽裕，夫妻俩立刻买房置地，那便是1976年瓜亚萨明初创基金会时原址的所在地。只是当时，那个区位还没通水电，条件远不如今。

德庇隆不但在事业上助画家一臂之力，而且危急时刻还挺身而出，英勇救夫。1963年，厄瓜多尔军人政府上台，瓜亚萨明因一贯的政治立场，第一时间就被投入牢狱。德庇隆马上动用她与各国大使的私交，仅几个小时就让丈夫重见天日。

有人说，婚姻像是一双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外人眼中和美的一对夫妻，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一面。

其实，早在度过了头几年的甜蜜后，夫妻俩在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就逐渐显现。瓜亚萨明和德庇隆生有3个女儿，1964年,两人走到尽头，各奔东西。

离婚后的德庇隆又与一位考古学家组成家庭，可是婚姻依旧以破裂告终。2013年2月19日，德庇隆过世，享年84岁。

2001年，德庇隆自传《一束无影之光》出版发行。她在书中语出惊人，披露瓜亚萨明自私，狭隘，大男子主义严重，并且下流，猥琐，酗酒，经常对她施以变态的肉体和精神折磨。

针对画家人权卫士的光环，德庇隆不无讥讽地挖苦，称瓜亚萨明只捍卫人权，从不尊重女权。

关于酗酒这一点，古巴医生米盖尔·莫凯不止一次对画家进行过劝诫。我在基多80多岁的当地朋友也予以证实，说曾有一次与画家对饮，两人一晚上喝光了一箱6瓶白葡萄酒，其中绝大多数由瓜亚萨明一人包办。

至于德庇隆提到画家的其他方面，关起门来夫妻俩的私生活，外人无从得知。但有评论指出，德庇隆在画家过世后择机出版自传，旨在盖棺定论，因为死无对证，所以权当一家之言。

总之，《一束无影之光》的问世，让瓜亚萨明在朋友和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也令画家与第一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们无法接受。姐弟几个曾打算与德庇隆对簿公堂，终因缺乏证据不了了之。维雷尼塞只得以“一生中仅有的成就即是4次失败的婚姻”来宣泄她对德庇隆一口难咽的恶气。

2012年5月，已是德庇隆生命的倒计时阶段，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见到画家的第二任妻子。当时在场的还有德庇隆与画家所生的第二个女儿希尔玛。

是日，乌云压城。德庇隆背靠公寓客厅临窗的沙发而坐，无影之光全然照不到她脸上，我只闻其声，根本看不清促膝交谈对象的面孔。

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是整个下午，我的耳旁却充斥着无尽的哀怨。想象不出，画家生前施与这位集作家、诗人、艺术家于一身的优雅女人何等伤害，以至于她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所有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倾倒积蓄心中的难言之隐。

返回途中，暴雨如注。车内，我如释重负。瞥一眼副座上有德庇隆签名的那本《一束无影之光》，心想再也不会回到这几乎令人窒息的压抑氛围中。

画家与两任妻子一共哺育了7个子女，其中最小的年龄也比我大。在和他们分别接触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深刻感受，即瓜亚萨明与前任所生的后代对父亲崇爱有加，而与后任所生的孩子，则对父亲充满了憎恨。以我局外人的身份和相对简单的人生经历，对此实在搞不明白。

瓜亚萨明的第三任妻子海伦娜·赫耶丝是出生在法国的美国人，两人于1983年离婚。基多70多岁的德国朋友得知我正在搜集与画家有关的素材，主动提出帮我联系赫耶丝。老太太的好意被我一口谢绝，因为我不愿重温采访德庇隆的一幕。

从最后一次婚姻解体到生命的尽头，瓜亚萨明的身边并不缺少女人。一次，维雷尼塞领我进到画家故居不对公众开放的空间，指着满墙画家生前所绘的素描春宫画，笑盈盈地对我说:“父亲离不开女人，这些女人可能都曾与之有染。”

我马上颔首笑答：“看来，迈入令尊的卧室比进入他的画室要容易。”

与世长辞

从1995年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画家克服眼底黄斑渗出带来的不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人类殿堂”的建造和装修工作中。

尽管米盖尔·莫凯医术高超，为完成卡斯特罗托付也尽心尽力，但是，由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处于被孤立封锁状态，古巴俨然已跟不上世界医学领域最前沿的发展。知情者透露说，面对基多芬兰医院里价值300万美元精密复杂的欧洲专业眼科设备，作为主治医生，莫凯一筹莫展，这多少影响到画家眼疾的康复治疗。

意识到陷入僵局的画家子女打算改换门庭。就在他们举棋未定之时，一顿意外的晚餐，让画家时隔36年之后，再度踏上了那片当初令其一举成名、之后又被他恨之入骨的美利坚合众国国土。

那是1996年2月9日，智利驻厄瓜多尔大使罗勃托·皮萨罗为新任命的智利在厄瓜多尔名誉领事何塞·库埃瓦颁发委任状。仪式结束后，皮萨罗大使在官邸设晚宴款待受邀嘉宾。厄瓜多尔前总统罗德里戈·博尔哈·塞瓦略斯、美国驻厄瓜多尔大使皮特·罗梅罗、新任命的智利名誉领事何塞·库埃瓦和瓜亚萨明同主人围坐一桌。

席间，瓜亚萨明率性而为，突然发难，将外交礼仪彻底抛在一边。他当众猛烈抨击美国的外交政策和霸权行径，令晚宴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在那样一种场合，紧挨画家而坐的罗梅罗大使没有反唇相讥。他转移话题，主动过问起画家眼睛的治疗情况，并且保证，假如画家愿前往美国治疗，他本人将亲自负责解决签证问题。

面对罗梅罗大使的善意，瓜亚萨明怒气渐消，却将信将疑。第二天一早，他和子女试着将护照递进美国驻厄瓜多尔使馆。罗梅罗大使说到做到。下班前，画家和子女就分别接到使馆领事部官员打来的电话，告知已为他们加急办好了签证，可随时领取护照。

1997年，巴勃罗陪同父亲飞赴美国寻医问诊，主治医生是已经加入美国籍的多米尼加人萨罗蒙·梅尔根。这是瓜亚萨明第二次踏上美国国土。

1999年，维雷尼塞陪同父亲前往美国巴尔的摩治病，这是瓜亚萨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赴美。

3月10日，父女俩准备离开下榻的酒店。瓜亚萨明先行一步，坐在大堂前台对面的沙发上等候女儿结账。维雷尼塞从房间下来，见一群人聚集沙发一角，并未觉得异常。她想当然地以为父亲又被众多艺术爱好者认出后团团围住，请其签名，与之合影留念。但是这一次，维雷尼塞大错特错。瓜亚萨明因心肌梗塞倒地不起，再也没能站立起来。

按照流程，美国方面要进行尸检，然后遗体才能装殓，最短也得8天时间。在维雷尼塞的哀求下，厄瓜多尔驻美国使馆文化专员豪尔赫·萨德[28]和智利在厄瓜多尔名誉领事库埃瓦里应外合。次日，一架运载瓜亚萨明棺椁的商业客机就降落在基多苏克雷元帅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一代画坛巨匠魂归故里。

▲瓜亚萨明故居，今已成为博物馆。作者摄于2012年6月22日

身后的遗产纠纷与徐悲鸿的《奔马图》

瓜亚萨明达到了厄瓜多尔土著艺术家梦寐以求且迄今为止无人企及的高度。

画家的猝然离世，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包括“人类殿堂”、故居、与第二任妻子购置的房产、在巴塞罗那的公寓、名下位于基多的医院、沿海地区的别墅、厄瓜多尔内地的6公顷土地、大量的出土文物、收藏品及当代艺术品……

以上世纪末市值估算，累计超过5,000万美元，还未包括画册、书籍的出版、光盘的发售等属于知识产权范畴的无形资产衍生收入。

与历史上许多穷困潦倒，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伟大艺术家相比，成年后的瓜亚萨明不为衣食所困，尽享优裕的物质生活，能随心所欲投入到艺术创作，无疑是幸运的。

然而，财聚人散。画家来不及交代后事就不辞而别，亦让配偶和后代为巨额财产的分割、继承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

更加火上浇油的是，瓜亚萨明过世当年，作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案的回应，在哈瓦那举行的第九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他被追授为“伊比利亚美洲画家”。厄瓜多尔议会获悉此事，立即全票通过决议，宣布画家名下所有作品和收藏为国家文化遗产。

根据厄瓜多尔当年文物保护法相关条款规定，凡被宣布为国家文化遗产的物品，未经特别许可一律不得出境。这意味着画家作品和藏品的持有者将来在出售变现时，会遇到无法逾越的法律障碍。瓜亚萨明配偶和后代对此极为不满。希尔玛难压满腔怒火，痛斥议员，称他们既没有实地看过一眼，又未列出一页物品清单，高高在上就凭空捏造出一堆莫名其妙的“国家文化遗产”，此举滑天下之大稽，无异于渎职犯罪。

从1999年3月10日画家逝世，到2007年9月28日各方达成一致签订协议，围绕着瓜亚萨明的遗产，画家的配偶和子女演绎了一场长达8年的拉锯战。期间总共进行了23次法律诉讼，直到最后一锤定音，方告落幕。而等到各方全部履行完毕法庭判决，更迟至2016年。

2014年，站在瓜亚萨明基金会的院中，望着草坪上散落的纸箱和正在搬运物品的工作人员，我转身问维雷尼塞：“您兄妹几个与令尊和第二任夫人所生的子女平素有来往吗？”

“有！为了遗产天天打架！”维雷尼塞闻后想都不想就轻松回答。

这场跨世纪的财富争夺，一段时间内频频见诸报端，成为当地上流社会和寻常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它离散了亲情，也导致画家故居内部分文物损坏。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在正式宣判前，若无双方律师同时到场见证，任何一方擅自进入贴有封条的故居，都可被另一方以入室盗窃的罪名起诉。所以，在将近10年间，故居大门紧闭。基多一年里有半年是雨季，漏雨、虫蛀、霉变、返潮……使一批藏品不同程度损毁，这其中，就包括一幅瓜亚萨明从中国带回的徐悲鸿《奔马图》。

很长时间我一直纳闷，瓜亚萨明一生仅去过一次中国，其时徐悲鸿已经离世。而巴勃罗和维雷尼塞却不止一次亲口告诉我，说小时候他们总听父亲提起徐悲鸿。

那么问题就来了，瓜亚萨明对与之切磋交流过的同时代中国艺术家只字不提，为何偏偏是阴阳两隔的画家令其心心相念？瓜亚萨明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徐悲鸿？后者又是如何给画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呢？答案就在那幅《奔马图》。

有人说，《奔马图》系周恩来总理所赠。我不知这一传闻从何而来，但是，彼时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确有赠送水墨丹青的做法。

不管怎样，巴勃罗和维雷尼塞对家中藏有《奔马图》似乎并不知情。我是听说此画曾在画家生前一次展览上亮相，就抱着一试的心态打去电话，兄妹俩忙派人寻找，几个星期后给予肯定答复。

原来，《奔马图》与众多藏品一道被锁在瓜亚萨明故居，不巧被置于屋内漏雨处附近。所幸是立轴，被雨滴溅湿后，水蚀由表及里向内渗透。这样，画面展开，上下两端留白处水渍明显，中间部分水渍略浅。

与21世纪头10年在国内已被拍卖的那幅相比，这幅《奔马图》除左边落款处少了“蜀生先生惠存”几字之外，其余部分别无二致。由于互联网上对已拍卖作品的情况有详尽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目睹父亲生前所爱近在眼前，维雷尼塞惊喜地瞪大双眼。她不加思考，脱口而出要找古巴专家进行修复。我不知哪来的底气，当即以“您所找的专家只会修补西洋油画，对我们的纸本水墨一窍不通”将其厉声喝住。

画家生前的中国藏品不止一幅《奔马图》，还有玉章，还有八仙过海彩绘泥塑，还有那个年代国人不稀罕的清代豆青釉洗。这些飘扬过海的中国文物和工艺品，如今已于异国他乡找到了它们各自的新主人。

采访德庇隆那次，起身告辞前，希尔玛向我展示了条案上的一对牙雕狮子，两匹分别以杨家将和穆桂英故事背景创作的马背英雄牙雕工艺品。4件作品皆具有典型的1949年后创汇时期工艺品的特点。

由于画家的后代不懂中文，所以，那面刻有“穆”字的牙雕旗帜被插在了杨家将身后，而雕有“杨”字的旗子则被插到穆桂英背上。

希尔玛小声对我说，法庭将一匹马判给她，而另一匹属于哥哥。我把两面旗子对调过来，开口对希尔玛玩笑道：“这样您和兄台谁都不会吃亏。”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2012年4月第一次见到巴勃罗和维雷尼塞时的情景及当场说辞。我说，揭掉官员随手贴上的标签，更正媒体的不实之词，还令尊以本来面目，是我登门拜访的原因。这非我本职工作，但定会秉持中立、忠实的立场，以严谨的态度调研。

我刻意强调，自己无意冒犯画家，如若提问令兄妹不快，可随时中断访谈，甚至可下逐客令，对此我已做好心理准备，但恳请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最好有据可循。

我没有忘记，维雷尼塞闻毕即刻对我一番话表示赞许，说这是第一次有中国人对她已经过世的父亲显示出浓厚兴趣，她和哥哥一定全力配合。

在以后的日子里，巴勃罗和维雷尼塞又吩咐基金会保安，准许我自由出入，随意拍照。

对于我分别与画家两任妻子子女的接触，他们双方全都知晓，因为每次进行完，我都会主动告知另一方，既是为避免误解，也是换一个角度验证获得的情况。

我以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写的难度最大的一篇文章。困难不在于落笔，而是追溯随故人远去的本源。大相径庭的说法，自相矛盾的传闻，前后不一的年代，相差悬殊的数字，不知多少次把已取得的进展带进死胡同，以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借用巴勃罗的原话，有些真相已永远无法搞明白。

为尽可能还原本真，在前后断断续续的6年里，我所接触过的当事人累计不下20位，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年逾花甲。与这些或两鬓斑白，或坐在轮椅上的长辈交谈，我时时感到有一种紧迫感，深深意识到，随着时光的流逝，哪怕是再进行同样的工作，都会难上加难。

好在，一切为时不晚。

2013年，一天，巴勃罗电话中对我说：“劲松，如果和我们交谈时你能不再眉头紧锁，我和夫人想请你们夫妇吃饭。”

我向顶头上司请示获准后欣然应允赴宴。那晚在座的还有一对外国大使夫妇，大家相谈甚欢。

2018年7月，一次陪同家中另一半出席外事活动，巧遇巴勃罗。他悄悄把我叫到一边说，2019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基金会准备出版一本关于父亲的画册，正处在征集签名阶段。巴勃罗罗列了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接着话锋一转，告尚缺一位中国人，邀请我写篇纪念短文为盼。

我听罢略加思索，马上以自己一文不名小土豆一枚，承蒙抬举，不敢献丑为由婉拒。

本文大部分配图由瓜亚萨明基金会提供。存储图片的移动硬盘从基多寄出的那天，我接到巴勃罗从基多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巴勃罗在电话中说，基金会从不轻易向外界提供家父生前照片。随后，巴勃罗语调轻快地玩笑道：“对你使用照片有一项附加条款，那就是新书付梓后，希望能赠送基金会一本，尽管不懂中文，可我们依旧会妥善保存。我们的家庭一向尊重敬仰和热爱文化艺术之人。”

照片上被误当作徐悲鸿的画家，多位懂画的人士认为应是陈之佛先生。

瓜亚萨明用拉丁美洲的色彩，描绘了一幅魔幻现实主义人生画卷。他有一句名言：为我掌着灯，我还会回来！

2018年8月29日

蔡劲松，1992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外国语师范学院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后入新华社国际部任记者。1994年辞职，1996年起，先后任职于中国驻阿根廷、委内瑞拉、赤道几内亚和厄瓜多尔大使馆。出版有：《在路上——一个外交官的海外散记》（2012）、摄影集《厄瓜多尔——赤道之国》（2013年）。2014年7月，在北京金台艺术馆举办《一个中国摄影师眼中的厄瓜多尔》个人摄影展。

2017年8月重返厄瓜多尔，现专事摄影和写作，喜爱文学、音乐、军事、历史以及一切美好而无用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