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认罪认罚从宽，正压实检察院的“主导责任”

今年2月，济南的邓云光在喝醉酒后，不配合防疫要求，强行闯卡，以妨害公务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这本身不算大新闻，但此案从案发到宣判，只用了10天时间！正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让这个案件跑出了“光速”，大大提升了司法效率，如若按传统的普通审理程序，前后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自2016年开始试点的认罪认罚从宽改革，堪称中国一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法治大动作，正在全面改变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也是在强化检察机关的主导责任，动用更少的司法资源，更高效化解社会矛盾。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刑事案件因事实清楚，不存在激烈的控辩对抗，如果都按成本较高的普通程序审理，可能加剧“案多人少”的矛盾。所以，认罪认罚从宽应运而生，从2016年11月前期试点，到2018年10月正式进入《刑事诉讼法》，一路小跑向前走。

2019年6月至12月，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从38.4%提高到了82.9%。12月，全国范围内共有26个省份适用率达80%以上。这项制度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它已经不是“特殊处理”，而是常态化、主流化的刑事诉讼程序，也正在走向“可用尽用”。

这个制度既不同于我们比较熟悉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一般性司法政策，也有别于西方的“诉辩交易”制度。它在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的前提下，在刑法框架内，有量刑协商的空间，并不允许对罪名、罪数进行协商交易。

这个机制也对检察机关提出了更高要求，检察官的担子更重了：之前，检察官的责任在于批捕、起诉两个核心任务，如今检察官要对案件担起主导性的责任，认罪教育、刑事和解、控辩协商、量刑建议等多方面发力。这样一来，检察官就需要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律师进行大量的沟通协商：如何赔偿被害人？被害人是否能够接受处理结果？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防止检察官被“围猎”？怎么让这个制度的运行更透明，让各方都服气？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制订出一系列“硬措施”：检察官原则上只能在工作地点会见当事人，如果因为特殊原因，在非工作场合接触了当事人的，就需要在当日或者次日向检务督察部门报告。对于被害人不谅解、不同意从宽处理的，检察机关可以举行公开听证，以便给各方一个公开的交待。

跑出“光速”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场全方位的司法改革，正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所说：“主导作用不是权力而是责任！”认罪认罚从宽机制中的“主导责任”必须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