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无同》阅读系列︱释“善草隶”

徐铉（916-991）曾说“后汉及今千有余岁，凡善书者皆草隶焉”（《说文解字韵谱》序），他认为从东汉到五代末，擅长书艺者都是写“草隶”的。检索文献，不难了解徐铉此说的凭据，汉唐间关于“善草隶”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恒善草隶书”（《晋书·卫恒传》）、“朓善草隶，长五言诗”（《南齐书·谢朓传》），等等。虽只三字，若略加考议，或可窥南朝文化之一隅。

一、“草隶”还是“草、隶”

一个最朴素的问题：“草隶”是一种特定的字体吗？抑或是草书和隶书的合称？

在当下较易得的古籍整理本中，连读“草隶”者居多，如此处理，用上述两种说法都能讲得通，解释起来比较灵活。当然也有例外，周勋初先生团队校订本《册府元龟》中就同时出现两种句读方式，如卷一九〇有“南齐太祖工草、隶书”，卷一九二有“草、隶、尺牍莫不奇妙”，在这两处之外却均作二字连读，殊为奇怪。又比如黄大宏先生整理《八代谈薮校笺》，其正编卷下第六十七条作“琅琊王僧虔博通经史，兼善草、隶”，清楚明白地将之视为两种字体，但在处理涉及张融、萧子云、萧特的文字时，又均未读断。实际上，这些文句的语境都是相似的，对于“草隶”二字不同的句读方式反映出点校者未能统一认识。

《史》《汉》并无此辞例，其首次出现当不晚于西晋。学界对于“草隶”的理解大致有三种，现条列于下。

一、“草隶”为偏正短语，意为草率的隶书。试举两例。陈直先生采金石文字为《史》《汉》补注，有云“敦煌、居延两木简，多属于草隶书范围”（《史记新证·三王世家》），并以居延出土“入南书二封”简册（即著名的“永元器物簿”）及西安南郊出土东汉《公羊》砖为典型（《汉书新证·艺文志》）；近年，横田恭三先生撰文径言“草隶”就是“草率的隶书”，可与章草、今草等概念并提，他还将“草隶”渊源上溯至战国晚期，举凡睡虎地M4、里耶J1出土的墨书字迹，只要草率些都可如此称呼（《谈草隶的产生及其真相》，2014）；

刘涛先生认为“草正”“真草”“篆隶”这些词与“草隶”同类，均可看作不同字体的合称（《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2002；《南朝书学新词》，2019）；

三，“草隶”有时作并列短语，意与二同，有时却可泛指书法艺术。此说以逢成华先生论辩最详，他认为“草隶”之所以在晋唐时期发生词义泛化，是由于此時隶书的实用性、草书的艺术性无可替代，且草、隶所指较入唐之后更为宽泛，楷、行、八分俱可被囊括其中，故语义自然发生泛化，进入日常语言（《“草隶”辨》，2017）。

我部分同意第三种说法。逢文所引之外，以下两种史料似更确凿。《南史·何敬容传》载其：

职隆任重，专预机密，而拙于草隶，浅于学术，通包苴饷餽，无贿赂略不交语。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贪吝为时所嗤鄙。

此段将何敬容作为寒人掌机要之典型，不尚文义、贪吝见鄙。其中，“拙于草隶”正与常见的“善草隶”意义相反，又和“浅于学术”形成互文，若仍理解为狭义的草、隶二体，显然于义有阙。唐元和十四年（819），刘禹锡云“箧盈草隶，架满文篇”（《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既已时近晚唐，且“草隶”与“文篇”相对，自然不会仅指草、隶书作品，其语义泛化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草正”“真草”“篆隶”等均无类似用法，亦可佐证。

不过，我并不认为“草隶”在当时可以涵盖书法艺术的全部，准确地说，“草隶”仅可代指日常书写公私文牍的技艺。若某人善题榜、杂体、铭石一类，则需要特别说明。如《陈书·谢贞传》：“（贞）年十三，略通五经大旨，尤善《左氏传》，工草隶虫篆。”《魏书·崔玄伯传》：“（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北史·阎毗传》：“（毗）能篆书，草隶尤善，为当时之妙。”北宋刻帖如《淳化阁帖》《大观帖》所收录者便以这类公私文牍为主，其与“草隶”称谓相通可在两《唐书》中觅得踪迹。《旧唐书·萧直传》：“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新唐书·韦述传》：“古草隶帖、秘书、古器图谱无不备。”总之，语义泛化的“草隶”正是从狭义的草、隶二体发展而来，又与汉唐间日常书写的特点密不可分。

至于第一种说法即“草率的隶书”，属于望文生义。既然汉末以降“草隶”习见于文献，为免歧义还是修正为宜。需要说明的是，北朝的日常书风在十六国时期与南方略有差异，待入北魏后，南朝化趋势则愈发显著，且北朝“善草隶”者也多集中在北魏之后，故“草隶”概念在文献中并无南北之别。

二、何人善草隶

东汉末至唐初，正是“草隶”广泛见于文献的时期，如上所述，日常生活中流行草、隶二体是这一辞例多见、进而泛化的根本原因。

西域出土晋《急就篇》残纸分别用正书和草书抄写，四列一组相互参照，是当时学习书艺的范本之一。

这种正书虽隶笔少而楷意浓，但在称谓上作“隶书”是没问题的。受这类通行范本的影响，日常书牍也大多呈现类似面貌。这便是汉唐间基层社会书写的常态。

初，上在领军府，令僧真学上手迹下名，至是报荅疏书，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南齐书·倖臣传》）

书艺对寒人而言，只是一门工作技能。

此外，释门中亦有善草隶者，书论往往阙载，而多见僧传，如：

康法识，亦有义学之功，而以草隶知名。尝遇康昕，昕自谓笔道过识，识共昕各作右军草，傍人窃以为货，莫之能别。又写众经，甚见重之。（《高僧传》卷四）

时宋熙有昙瑶者，善《净名》《十住》及《庄》《老》，又工草隶，为宋建平宣简王宏所重也。（《高僧传》卷七）

顺带一提，纸张在东晋的普及是善草隶者数量增多的物质条件之一。前人多涉，今不具论，仅补看东晋裴启撰《论林》曰：

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笺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

一“枚”笺纸尺寸几何我并不清楚，但若以现存唐摹右军帖如《孔侍中》《初月》等比照当相差不远，容字在四、五行上下。即使尺寸不大，一次拿出“九万枚”也是惊人的数量了，造纸产能可见一斑。晋人还喜为各类笺纸撰写诗赋，今部分见于《初学记·文部》，这同样缘于造纸术的极大发展。

三、学书两径：“门业”与“规摹”

那如何成为善草隶者呢？《颜氏家训·杂艺》曰：

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

《梁书·萧子云传》录萧子云答武帝敕曰：

臣昔不能拔赏，随时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

以上两则史料为我们指出在南朝学习书艺的两种途径，即“门业”与“规摹”。所谓“门业”，即在家族内传承的学问，两汉时许多家族累世无更改地传习一经，便是典型的固守门业（胡宝国《两汉家学的变化》，1995）。魏晋以降，门业概念略变宽泛，书写作为技艺也能厕身其间。卫恒《四体书势》载韦诞题榜事，当是书艺作为门业较早的记录：

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陵霄观，误先钉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诫子孙绝此楷法，箸之家令。

至迟在汉末，文献对不同字体的区分及其功用已有明确表述，如锺繇善“铭石”“章程”“行狎”三体，便是典型的功能区分。此处，韦诞令家中子孙不得继承“楷法”，并非全盘摒弃书艺，而是特指带给他心理创伤的题榜之法（唐张怀瓘《书断》谓之“大字法”），由此可窥门业内涵之具细。随着门阀政治渐趋成熟，东晋时，书艺作为门业便愈加理所当然。《建康实录》卷八载：

（庾翼）善草隶书，子弟皆效之，后王羲之书盛，内外官重，翼甚不平。在荆州寄书于家曰：“儿子辈憎家鸡，好野雉。”

庾翼对家中子弟慕习右军书艺甚为不满，其固守门业的形象跃出纸上。这同时说明，对于一流高门而言，书艺的传授具有封闭性。此种传统放之北朝亦然，《魏书·崔玄伯传》载：

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锺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

所谓“世不替业”意即守护门业颇为得力，于子孙而言是褒奖，对先人来说是告慰。入唐后，这一传统仍不衰，《新唐书·魏徵传》载：

（魏）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隶，以笔意传其子华及甥薛稷。

又，同书《徐浩传》载：

始，浩父峤之善书，以法授浩，益工。

据此，则“门业”作为书艺学习之一途在时空上均有较大普遍性。与承继门业者相对，社会上大多数人只能通过摹习他人书迹进行学习，这类记载随着南朝寒人阶层崛起而逐渐增多。摹习对象以锺、张、二王为主，且愈往后，追随二王者愈众。《八代谈薮》载齐建元（479-482）中事：

（张）融善草隶，太祖尝语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

张融力避二王书风，正说明此时摹习二王书迹乃是士人常态。同样的现象也见于北魏：

（拓跋顺）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魏书·拓跋顺传》）

此《小学篇》当略同《急就篇》，皆为童蒙字书，前冠王羲之名，应指其字迹与王羲之风格相仿。拓跋顺为北魏皇族，上行下效，则北魏士林的一般情形可知。

四、依附性技艺：“知识时代”下的书艺

胡宝国先生称南朝为“知识至上的时代”，或简称为“知识时代”，士人恐惧因一事不知而被目为浅陋（《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2009）。书艺并不属于知识范畴，萧衍谓之“一艺之工”甚确。史籍中或有因善草隶而受礼遇者，但终归较儒玄文史一类卑下。这一点从两则同出颜氏的家训中可以看得比较清。《宋书·颜延之传》所录《庭诰》有云：

适值尊朋临座，稠览博论，而言不入于高听，人见弃于众视，则慌若迷途失偶，黡如深夜撤烛，衔声茹气，腆默而归，岂识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丧邪。此固少壮之废，尔其戒之。

《颜氏家训·杂艺》云：

然而此艺（指书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役使，更觉为累。……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

学贫则“若迷途失偶”，草隶则“不须过精”，两者尊卑立现。这并非颜氏一门的观念，即便善书者如萧子云、王褒，也都因书名掩盖才学而抱憾不已。然而，真正获得时人高誉的书家往往正是这些视草隶若杂艺的士族成员。难道他们受益于“门业”，确实具备更高的书艺水平吗？不见得。南朝书艺最大的特点便是依附性，因权力和社会身份的差异，书家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也大相径庭。《颜氏家训·慕贤》所载一事最切此义：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觇者，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之。军府轻贱，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吾雅爱其手迹，常所宝持。孝元尝遣典签惠编送文章示萧祭酒，祭酒问云：“君王比赐书翰，及写诗笔，殊为佳手，姓名为谁？那得都无声问？”编以实答。子云叹曰：“此人后生无比，遂不为世所称，亦是奇事。”于是闻者少复刮目。稍仕至尚书仪曹郎，末为晋安王侍读，随王东下。及西台陷殁，简牍湮散，丁亦寻卒于扬州。前所轻者，后思一纸，不可得矣。

此事中，寒人书家丁觇书名只因萧子云一语而变化，世人遂珍重其书，乃至“后思一纸，不可得矣”。这同时也说明，一般民众并无书艺欣赏和品评的能力，只是一味趋从高门评议。翻检南朝书论，读者常因其玄学化的思维和骈俪的表达如堕云雾，难以获得对书迹直观的感受。此风因梁武帝萧衍敕诏众臣笔谈，达至最盛。袁昂奉敕作《古今书评》品评善书者二十五人，皆设喻比拟，如“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梁鹄书如太祖忘寝，观之丧目”“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读之不难想见袁昂苦思辞藻、费力捉笔的画面，末了，尚惶恐曰：“以圣命自天，不得斟酌。过失是非，如获汤炭。”倒是笔谈召集人萧衍肆意品评，颇为自在。他先是辨伪：

《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第一）

再是指导：

夫运笔邪则无芒角，执手宽则书缓弱，点掣短则法拥肿，点掣长则法离澌。（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第二）

同时不忘表现高姿态：

此直一艺之工，非吾所谓胜事，此道心之臣，非吾所谓无欲也。（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第二）

陶弘景对此回应积极。对于辨伪，他附和“《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对于指导，他赞叹“若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永遂沦迷矣”，乃至“今奉此论，自舞自蹈”。可惜不论是袁昂所评的二十五人书迹，还是萧、陶同观的锺王手卷，如今都是片纸难寻。惟赖地不爱宝，我们才得以寓目梁武普通年间的手书真迹。

是砖铭文虽出自无名匠师之手，但其书写水平并不亚于一些唐摹宋刻的南朝法帖。甚至在其他各种载体之上，我们都能找到具有惊人美感的南朝真迹，即便史册有载的著名书家也未必胜之。

“何乃书坏”四字告诉我们，至少老妪并不能欣赏王羲之的书法，市人竞购其书，也更可能只是慕名而已。对比前引丁觇事迹，书艺的依附性显露无遗。甚至书论家在品评书艺时，直接以社会身份作为参照，如袁昂《古今书评》：

阮研书如贵胄失品次，丛悴不复排突英贤。

庾肩吾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便音态出。

徐淮南（希秀）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好上风范，终不免寒乞。

措辞间士庶之别的意识十分明显。所谓“南冈士大夫”，指六朝时居住在秦淮河南岸石子岗一带的居民。这一人群在吴晋时杂糅南土著姓、侨居大族和一般居民，而在东晋之后发生大变化，世家大族纷纷选择在秦淮河北岸置业，南冈遂逐渐变为“京邑贫士”与没落士族的聚居地，这一转变意味着南朝社会士庶隔阂的加深（孙齐《说“南冈士大夫”》，2015）。袁昂以此喻寒人徐希秀书迹，正应和书艺作为依附性技艺在南朝社会的真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