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伦敦：《新鲜事儿》

第一周 第四天

P. G. 伍德豪斯，《新鲜事儿》

P. G. 伍德豪斯

佩勒姆·格伦威尔·伍德豪斯是二十世纪最受读者青睐的小说家之一，在七十五年的写作生涯中，他革新了现代喜剧小说，运用狂野放肆、层次丰富的散文风格，创造出了一个充满糊里糊涂的贵族、有主子气概的仆役、厉害的年轻女性、威震一方的神经病医生、慷慨大方或心怀鬼胎的姑姨的文学世界。为了发明那充满闹剧色彩的伦敦及其周边县镇，伍德豪斯首先要发明他自己。他于1881年出生于英格兰萨里郡，随后被家人带去香港，他父亲在那里担任殖民官。伍德豪斯两岁的时候，被带回英国，他在那里由叔叔伯伯大姑小姑舅舅姨妈养育成人——他总共有三四十个叔叔伯伯大姑小姑舅舅姨妈，他们的形象在他小说里比疏远的父母还要突出。1900年，在他即将跟随一位长兄去牛津读书前夕，他的父亲中风病倒，不得不退休了，只拿到很少的残疾抚恤金。像T. S. 艾略特几年后做的那样，伍德豪斯找到一份银行职员的差事，利用晚上的时间勤奋创作。1902年，由于一位专栏作家休假，他得以短暂地为一家幽默报纸写专栏。他被迫在银行和这份五星期的专栏工作之间选择。伍德豪斯选择离开银行，再也没有回来。

他从1909年起开始访问纽约，想要在庞大的美国出版市场觅得一席之地，也希望能把自己的剧本推销给百老汇的舞台。1914年一战爆发时，他正在纽约，此后在那里度过整个战争时期，到1917年，他已经变成百老汇最活跃的剧作家，他最辉煌的成绩是百老汇同时上演他的五个剧目——这个纪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有的剧目是他与剧作家盖伊·博尔顿和作曲家吉洛姆·科恩合作的结果。

伍德豪斯与剧作家盖伊·博尔顿和作曲家吉洛姆·科恩合作的戏剧

伍德豪斯厕身戏剧界的经历，对他的小说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使他从写实的校园故事和浪漫情节，转而描写越来越搞笑的闹剧。伍德豪斯后来说：“我相信只有两种写小说的方式。一种是我自己的，写作没有音乐的音乐喜剧，彻底忽视现实生活；另一种是直接深入生活，却什么都不关心。” 

伍德豪斯自我贬低的声明，没有说出他的故事持续植根于现实，他对戏剧艺术的关注又加强了这一贬低——真实的身体的运动，在舞台上使用真实的道具。侦探小说成为伍德豪斯一生中灵感的又一源泉。1975年，他在九十四岁时，为柯南·道尔的《四签名》撰写导言。

伍德豪斯撰写导言的《四签名》

他这样表达对前辈大师的敬意：“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那个时代看起来好像卡斯顿才发明印刷术——柯南·道尔是我的英雄。其他人可能更尊敬哈代、梅瑞蒂斯。我是柯南·道尔的粉丝，至今仍是。”一次大战以前，他跟他的英雄成为朋友，经常一起打板球。伍德豪斯笔下最有名的角色，年轻、无所事事的伯蒂·伍斯特和他那聪明的“绅士的绅士”吉福斯，经常让人想到福尔摩斯和华生，吉福斯能破解谜案，解决人生中的困境，这让伯蒂为之惊叹，并记述这些故事。与此相应，对伯蒂来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待在家里读上一本惊险小说，比如《少了一只脚趾的人》。

伍德豪斯的笑剧写实主义，在他早期畅销书《新鲜事儿》（Something Fresh，1915年出版，美国版标题是《新奇事儿》，Something New）中得到最饱满的体现。这本小说取材于他本人作为一个苦苦挣扎的作家的亲身经历。伍德豪斯讲述阿奇·马斯顿的故事，阿奇正在为猛犸象出版公司马不停蹄地写作每月一篇的《大侦探格里蒂里·奎尔冒险故事》：

不神圣的同盟现在已经演进了超过两年，阿奇感觉每个月下来，格里蒂里越来越没有人性。他如此骄傲自满、如此疯狂地无视于事实，事实是只有惊人的运气才让他能侦测到什么。把自己的收入完全押宝在格里蒂里·奎尔身上，就像把自己捆绑在恐怖的巨兽身上。

当阿奇应邀访问艾姆斯沃斯伯爵克莱伦斯的乡下大宅时，他转运的机会来了。伯爵唯一的爱恋对象——是他获奖的猪，布兰丁皇后。在布兰丁，阿奇遇到另一个在苦苦挣扎中的雇佣文人，琼·瓦伦丁，琼为一家妇女杂志爆料爵爷和贵妇的私人故事。阿奇和琼成功地把他们的天赋——以及他们的文类——结合在一起，在克莱伦斯的大宅里破解了一桩滑稽的谜案。他们自己的财富，以及他们的爱情，都有了保障。

伍德豪斯历时多年，发展出一个长长的故事和小说系列，他心爱的人物和地点背景始终是这系列的出彩之处，特别是艾姆斯沃斯伯爵的布兰丁城堡，和伯蒂、吉福斯的伦敦公寓。早在1928年，一位评论家就指责伍德豪斯自我剽窃，对这个指控，伍德豪斯兴高采烈地在下一本小说《喜欢吃鱼》中加以回应：“有一位批评家——我很遗憾地说，这种人真的存在——对我上一本小说作出讨厌的评价，说这本书中‘所有伍德豪斯的旧人物都换了名字出场’。凭借我卓越的智慧，我这次做得比这个人更胜一筹，在这本小说里我把所有伍德豪斯的旧人物放了进去，并且不改名字。我才想，这会让他觉得傻透气儿了。”

伍德豪斯持续写作，直到九十多岁，他以不减的热情、不断推陈出新的语言，继续重新改写他笔下所有的旧人物和情景。他的小说越来越公开地戏仿它们自己的成规。令人战栗的心理医生罗德里克·格罗索普爵爷，在许多年间的好几部小说中吓坏了伯蒂·伍斯特之后，在1960年又一次让伯蒂震惊，这一次他装扮成一个名叫剑鱼的管家。然而，伯蒂不应该感到吃惊，因为二十五年前他就和罗德里克·格罗索普爵爷一起涂黑了脸，冒充行吟歌手（《谢谢你，吉福斯》）。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在《春光里的弗莱德叔叔》（1939年）中，伊克汉姆伯爵冒充罗德里克·格罗索普爵爷，住在布兰丁城堡里。

正如卡夫卡《城堡》里维斯特维斯特伯爵的领地一样，布兰丁城堡的故事像民族志一样令人着迷。两者都是神秘、自我封闭的社会，其中的规矩都常常是通过不请自来的闯入者或冒名顶替者的努力，才逐渐被揭示出来。在1968年《新鲜事儿》的新版序言中，八十七岁的伍德豪斯解释说：“布兰丁有许多冒名顶替者，就像其他的房子有老鼠一样。”他补充说，“是时候又来一个冒名顶替者了；在领地上如果连一个冒名顶替者也没有，布兰丁城堡就不会是布兰丁城堡了”。就像卡夫卡笔下象征性的地点一样，伍德豪斯的闹剧背景处于幻想和写实的世界之间，以此提供了一个中间地带，使得小说中的世界既能够按照内在逻辑演化，也会持续地间接指涉我们所知道的世界。

伍德豪斯后期小说中只是偶尔写到当代世界，然而他的小说继续描写经济需求和家庭压力的根本现实。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一头雾水的小儿子，他们的父亲恨死了要照顾他们，这些小儿子不无喜感地隐约意识到自己形如残废的不成熟性格——伯蒂和他的朋友们属于一个叫做“懒人们”的俱乐部。在小说中给这些被动的青年人带来平衡感的，是好斗争雄的女主角们，她们在闯荡世界的同时，接手了这些小儿子，这样做正符合她们白手起家、追求进取的现代精神。

伍德豪斯的九十八本书被翻译到了三十几种文字，销售量达到几千万册。他是一位超级畅销的作家，但他并非工人阶级出身，也不涉及这样的题材；他在写作上是反现代主义者，而他精心打磨、众声喧哗的文体，幽默地杂糅高雅和低俗的风格，兼容了音乐剧歌词和莎士比亚。伍德豪斯很享受这种居于两者之间的游戏。在1926年的一篇小说《库斯伯特的敲击声》中，一位忧郁的名叫布鲁斯洛夫的俄国作家在美国巡回演讲。虽然他自己的小说是“对于无望的悲惨人生的灰色研究”，其中“什么都没发生，直到380页有一个农民自杀身亡”，布鲁斯洛夫拒绝把他的作品与同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苏维斯基、讨厌斯基之类相提并论。“没有小说家比我写得好”，布鲁斯洛夫坚持认为，词语从他那茂密的络腮胡子里蹦出来：“苏维斯基——哼！讨厌斯基——呸！我对他们才看不上。没有小说家比我更好。P. G. 伍德豪斯和托尔斯泰还不坏。不好，也不坏。没有小说家写得比我好。”弗拉基米尔·布鲁斯洛夫对自己的创造者给予礼遇，让他的地位等同托尔斯泰，由此在世界文学的中心将伍德豪斯封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