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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的导演：对话陆川，这一年去哪儿了？
原创 爆炸头岳高 看电影杂志
疫情的阴影虽未完全散去，但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许多电影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投入到拍摄工作之中，产业复苏的“春之光”初现眉目。
借此机会，我们在798街区与陆川导演进行了本次访谈。
作为北京文艺青年的地标，这里逐渐恢复了一些人气，不少店面已经开始营业。
国营电子厂的工业痕迹与紧追时代的艺术氛围，恰好与军校理科出身的陆川导演气质相投。
此时，我们好奇的，不仅仅是他的新片[749局]——
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电影人，会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度过这场前所未有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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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恶补了无数电影”
■疫情让大家不得不长时间待在家里，这段时间你也是主要和家里人在一起吧？
陆川：这个确实是，把亏欠孩子、父母、老婆的时间都给补回来了。
疫情前，[749局]筹备了快两年，拍了九个月。儿子从生下来就没怎么陪过他，这次就恶补了一下。
疫情期间，跟父母住在一起，一家人相处的时间超过了过往很多年的总和。平常一年能跟父母吃个10次饭，也就差不多了。
现在天天在一起吃饭。孩子也是，天天看着他上课。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密切了很多。
■和家人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
陆川：最多的还是给孩子上课。他虽然只有四岁，但我发现他课业已经非常重，英语啊，语文啊，数学啊，光是英语就已经非常吃力了。这是一件很让人筋疲力尽的事情。
■有带家人出行吗？
陆川：这次比较过瘾的是爬了两次香山，去了两次颐和园，都没什么人，真的很难得。
我只有在小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它突然让我想到小时候，冬季空空荡荡的颐和园，香山也是。这都是很难得的记忆。
■疫情期间交通出行是大众很关心的问题之一，今天也是感谢丰田威尔法双擎负责了整个采访的行程，您平时对于驾车有什么要求？
陆川：主要就是接送孩子比较重要。这个车也挺好的，我也想换个车来着，原来的车太复杂。
■工作上是怎么安排的？
陆川：其实我们从大年初七开始就复工了，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剪辑师开始工作。在北京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聚在一个地方，算是秘密复工，不在北京的就异地办公。
当时，国外疫情还好，所以国外工作人员也在办公。我们剧组停工停产的时间不多。
■电影院已经许久没有开工了，这段时间有在家里看电影吗？
陆川：我恶补了无数的电影！
■有哪些印象深刻？
陆川：科恩兄弟那个新的片子，它名字特别复杂——(记者：[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对，几部短片构成的。
还有。像[饥饿站台]、[魅影缝匠]，各种很偏的小片。
还有[婚姻故事]，差不多就是把这几年奥斯卡涌现出来的片子都扫了一遍。还补了很多的剧。
■疫情期间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或者特别在意的新闻？
陆川：疫情爆发后，就一直天天看手机新闻。每天从武汉发出来的点点滴滴的新闻，不光是媒体报道的，还有武汉朋友流传出来的视频，都非常牵动人心，挺沉重的。
有几条新闻很触动我，就是母亲去世了，她的女儿追着救护车喊，还有李文亮的命运。这场疫情是对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洗礼，对整个中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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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记录下这一切”
■有没有想过要以这段时间的一些故事为素材进行创作？
陆川：很吃惊的是，武汉封城时，这个事情逐渐发酵出来，我和[749局]的合作伙伴通过很多次电话，因为它有一部分内容实际上和我们的剧情非常相关。
[749局]里，我们也拍了封城，全城撤退，我们也有全程戴口罩的镜头。所以我们越看武汉的新闻，越觉得震惊。
我们半年前费尽气力虚构出来的场景，在现实中发生了！
现实永远比创作有力量。
我们当时为了拍城市灾难，想了很多细节，想了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后来发现，这些在武汉灾情面前，它这个现实带给你的刺痛、伤痛，远比你的创作有力度多了。
所以看了武汉的故事后，你第一时间不会想到从里面寻找素材，而是去体验、感受它，想要把它记录下来。
■有没有计划自己拍一部以疫情为背景的电影或者短片？
陆川：我印象很深的是，年三十左右，我就开始跟一些合作伙伴打电话，说这是不是赶紧得拍纪录片啊。
我记得，SARS时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纪录片去记录它。我觉得影像工作者是不应该缺席的。
这次好像很多纪录片导演、新闻记者去了抗疫前线拍摄，留下了很多影像资料，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
我给我的合作伙伴打电话，问咱们是不是该干点什么，除了捐钱，我们应该去记录这个时代。我们也给一些领导打电话。
但是当时，你要正儿八经跑到武汉拍一个纪录片，是一个很难操作的事情。人家抗疫的正事已经忙不过来，没精力还要去接待一个剧组。
但是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一直在推进，推进到武汉解封，这事现在开始有点眉目了。
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个武汉疫情的全纪录电影，不是虚构的，不是演员演的。现在只能说“可能”，因为这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立项。
这事现在还在路上，再加上现在疫情还在发展，这个剧情一直在延续。只是说，我们想去把头开了，最后这个事能收到哪了，拍到哪，截在哪，这一切都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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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影院早日开门”
■影院一直不能复工，很多人说是因为电影不是刚需，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陆川：电影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不一定是刚需，但是对于从业者是刚需。
电影院的从业人员也有很多人。每家影院三四十号人，你算吧，中国有这么多家影院，还有他们身后的家庭，几百万人在这个事儿上。
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堂食了，可以聚餐了。影院其实大家知道，最火爆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厅可以坐得满满当当的，很少有。
它是密闭空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能解决口罩啊，新风啊，或者说我们利用这次疫情，提升影院观影的一些卫生硬件条件，我相信影院从业人员是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我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直不让电影院来开启，楼堂馆所都开了，但是影院就是不能开，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个人呼吁能够让影院尽快开业。
因为就算你让它开业，它也有一个漫长的复苏期，它一定会经历两三个月非常惨淡的复苏期，这个是可以预见的，而且需要各个影院经理去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把观众再带回来。
所以，其实现在一直拖延的话，那等到黄金十月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有一个大家期待的报复性消费。
可能我会觉得在疫情能够控制的情况下，影院应该早点开，刚需不刚需应该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事儿。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影院纷纷裁员或者倒闭的，你觉得眼下的电影人应该怎么自救呢？
陆川：哎，在现在的情况下，无论是呼喊还是细语，都没有太大用处。
毕竟还有真正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而且不是咱们一个行业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静下心来想一想，可以去做些什么？
因为我确实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影院经营者，但是说实话，我有两家影院，我和我的几个朋友，凑钱开了两家影院。
也没有想过挣钱，完全是一个梦想，就是从小希望自己有一个影院，能随时随地看电影。
所以我们经历了一切同样的事情，也是和大家一样，几个月封闭，到现在还关着。从给大家正常发钱，一直发到账上没有钱。
但我们现在还在坚持。
这是一个全行业面临的问题，到底怎么去做，我们影院的那两位经理也在想办法，我也没有逼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能想出什么来。你也不能在影院里卖烤串啊，也不能开酒吧。
不知道，现在这个事……这种经济上的问题真的不懂，只能是我们有多大力量帮助大家，就去尽量坚持了。
■你预计中国电影产业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复苏？
陆川：我知道现在已经陆陆续续有影片开机了，像[我和我的家乡]这种。
一开始应该都是主旋律电影，然后商业电影慢慢地跟上。也有些商业片已经开机了，我听说有[倚天屠龙记]。
所以，行业的复苏已经开始了，这是大家自己努力突围，努力争取来的。
至于说，要回到繁荣，或者说像回到之前一年六百多亿那样的票房，恐怕需要时间。
因为，我觉得这次疫情确实把线上和线下的电影做出了一次梳理。
可能会有一批电影今后会主动地转往线上，而进入影院的电影会努力地去提高自己属于院线电影的那个品质，以及那个特有的DNA，以保证30块或50块的票价，是能够让观众有所收获的。
这既是一个被动的、强制的结果，也是一个从业人员自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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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慢了，就不着急了”
■[749局]拍了9个月，是什么原因拍摄了这么长的时间？
陆川：我觉得我点儿挺背的，影视界那两年遇到的所有坎，我们这部戏全都集中遇到了。
我们正打算开机的时候，很多投资公司就没钱了。然后就是这场疫情，影响后期。这是外部原因，导致我们不能像一部正常电影一样一直开足马力开到撞线。
从内容本身来说，也确实很难，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国内还凑不齐一个完整的团队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里面的视效、动作段落的拍摄，所以我们只能用时间换取空间。
比如说一个成熟团队、专业团队，他用三周拍完的，我们可能就要用四周、五周、甚至六周。
而且中间可能还在不断地更换团队，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行业要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标准，你要按照这个标准去拍，所以又做不到，找人再做，还是做不到，这个过程就是挺漫长的。
■2月份时，你说[749局]还有一些特效需要去机房看，能谈谈现在的进展吗？
陆川：现在还在做。疫情其实对我们的生产影响挺大的，有好的和坏的两方面的影响。
坏的方面，就是疫情让海外的特效镜头供应商都停了，现在只有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还能做，就那一组镜头做完给我们交回来了，其他公司全停了，包括韩国公司、美国公司、欧洲的一些小公司，全部都停掉了，所以我们的很多工作必须国内团队做。
这是坏的影响，把周期拉长了。
好的呢，我坦率地说，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就是我有更多的时间去看这个剪辑、看这个故事。
因为你知道，自己拍的电影，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总会觉得还不错，为其中局部的东西迷恋。
但是在疫情中，时间长了，放久了，再回头去看，再带一些朋友去看，他们的一些意见会让你猛醒：哦，这个原来还有很大的修改空间。
我现在又回过头来，花很多时间，去磨剪辑，磨故事。最终电影可能还是故事，是人，是人的命运。
就像武汉，你问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其实每天都有感动，每天还不止一次。
早中晚，不管什么时候拿起手机，你都会看到一条让你特别感动的消息、新闻、人物的侧写，可能是医务人员、病人、解放军官兵、方舱医院，到处都是。
因为，人的事儿是最动人的。
我们的片子也是一个灾难片，讲一个城市被毁灭，被一次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彻底毁灭掉，然后是一个少年在灾难中的成长，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有更多接地气儿的可能方式。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儿，我对资方也说这是好事儿，我没有匆匆忙忙地把片子拍了，紧着上映期、紧着你们的要求就上了，挣一个快钱。
现在挺好，给我机会重新拿素材看看有没有机会，重新写一个视觉剧本。这是一个好事儿。反正既然慢了，就不着急了，争取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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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是一把双刃剑”
■[749局]启用了很多新生代演员，当时这样选择的初衷是什么？
陆川：我用年轻人，或者说新一代的演员，我真不在乎他的流量。他的流量对我电影可能反而还是双刃剑。
说实话，一个电影让人说好不容易。几十个人凑一块说它不好，它马上就下来了。
因为演员也有一个养成的过程。无论是俊凯，还是任敏，还是稍微比他们大一点点的苗苗、郑恺，这一批年轻演员，我会觉得，电影迟早是他们接班的。
你说姜文，他演得最好的戏也是二十多岁演的，[芙蓉镇]、[大太监李莲英]，他也是小鲜肉来的，但他可能长得是另外一挂的。
包括唐国强，这帮人出道的时候，都是二十多岁，没有差别。
一代一代的年轻演员会冲上来，所以你迟早都会选他们，而且这又是一个关于少年成长的故事。
■为何选择王俊凯作主演？
陆川：当时我们选择的时候，名单上确实有一些名字，但我跟俊凯见面是挺后来了。他其实等了我三个月。
有一天晚上，深夜，他经纪人终于把我和他捏在一起见了一面。找了一个吃饭的地儿，半夜，十二点，饭店还开着，但其实没有任何人了。
我们俩就在包厢里见了一面，两杯水，没吃没喝。他素颜来的，脸上也没抹粉，也不戴口罩。你知道，那个时候，都是明星才戴口罩。
可他也没戴口罩，就是个邻家小孩，穿一T恤就进来了。
聊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这是个心里很有劲的小孩，而且他表达了一个东西，就是他想改变自己。
第一，我跟他聊完之后，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少年之气，特别有力量，他那种力量是不顾一切的那种东西。
第二，就是他想改变自己，不是那种涂脂抹粉，一直很光溜地去做明星。
所以我觉得，这跟我在别的节目中看到的那个小孩不太一样，我能感觉到他的质感，我也能大概感觉到未来在合作中，我能往哪儿去推他，能感觉到在写作中，我脑海里想象的那个少年的影子。
我们确实是见过面、聊过剧本，觉得他还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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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影院观影是种生活方式”
■现在很多电影无法在影院上映，其中有一些选择了线上播出，国外也是有许多影片在网飞这种流媒体播放，你对这个趋势怎么看？
陆川：我还是，我心里挺……我还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回到影院的。
虽然，有一个声音会告诉你，这是不可替代的一种潮流，或者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种感觉，但还是很希望，影院这种观影的方式，能够在一部分观众心中依然去坚守它。
因为我们中国电影其实在过去20年——我算是从20年前进入这个行业的，从那个时候开始，陪着中国电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中国电影变成了全球第二，影院数量、银幕数量、年度票房都是全球第二第一了。突然，疫情来了！
我知道，可能它会很深刻地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影习惯，让很多人终身远离影院，从健康的角度考虑，或者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去实体影院看电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奢侈的事情。
但是我依然会特别怀念。
我们共同奋斗了将近20年，把影院开遍中国大地。中国人到电影院观影，其实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常态性的生活习惯里的一个，但是我们确实做到了。
不过这一场疫情，有可能，真的是把我们20年做成的一件事就给摧毁掉了，所以我看到很多片子卖给了互联网，我内心是非常复杂的。
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我又没有权利说大家再坚持一会，在生和死的边缘上，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大家还能扛的话，我们是不是再坚持一阵子。
我已经看到了胶片的灭亡，胶片时代在我们亲眼目睹中结束了，我不希望在我这儿再看到影院没有了，大家都是捧着手机、iPad或者说投影啊，随时随地投在一面墙上看电影。
我觉得那种仪式感，还有那种信仰，那种能把自己隔离在黑暗空间里面与电影的想象力为伍，与自己的回忆为伍，与自己的时光做伴，这是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就很不希望失去它。
就跟大家有人抽雪茄，有人喝红酒一样，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还是很希望继续留着这种东西。
■你认为国内网络自制影视剧现在的发展情况如何？
陆川：我觉得现在互联网电影的崛起已经是现实了。现在的问题是，哪家公司能成为中国的网飞？
网飞能成功，不是因为它的经营模式，而是它对待生产的态度。它靠着一部一部优质的作品，赢得了传统电影行业的尊重。
网飞并没有去颠覆原来的传统，其实是用互联网去撑起了传统的制作模式。
他们只是在发行模式上有颠覆，但你会发现他们整个制作的理念，还有对所有的表演、故事，还是继承了整个好莱坞的传统。
你会发现，其实网飞只是把好莱坞互联网化了。
而我们呢，在互联网来了以后，创造了许多新的概念。我曾经找过一个做互联网剧的同事，专门让他给我补一下课，发现这里面有许许多多专业名词。
现在就要看谁会成为中国的网飞，中国现在几大视频平台已经都崛起了，那么未来十年、二十年互联网跟电影的关系，到底会发生些什么？
话说回来，我们自己要做的还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把电影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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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时间请观众回到影院”
■如果电影院重新开张，你觉得观众现在最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电影作品？
陆川：我觉得这个我很难回答。
因为很多朋友说，是不是应该先放艺术片。我觉得这个应该做问卷调查，发出去10万份，现在网络嘛，我们可以跟腾讯合作一下，借微信一个小宝地做一个广告问一下：影院开业了，你想去看什么电影？我觉得这个我们还真别盲目地去下判断。
但是我会觉得，我们是用一部一部电影把观众勾搭过去的，可能还得靠一部一部电影把观众请回去，这个过程就当重新开始就行了。
可能重新开始的好处是，跟以前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以前没有影院，我们等于要一边拍片子吸引观众回来，一边呢，还得去建影院，扩张、拓展。
现在的影院已经在这了，而且很多公司愿意无偿提供影片，请大家来看。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会像20年前那样的，我们已经有了一批愿意回来看电影的观众。可能就是要用时间慢慢地请大家回来。
另外，我也确实觉得，国家应该有些扶植，无论从政策上、税收上，应该对影院、对行业有所扶植。
■等到疫情结束后，最想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陆川：疫情结束之后，我其实很想去旅游。
我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去全世界各地走一走。以前没有想过，多带他们出去走一走。我现在的感觉是。
孩子是有权利去了解世界的。
在国内走是没有问题的，随时都可以去张家界，去九寨沟，去香格里拉。但我觉得，毕竟还有埃及啊，玛雅文化啊，北冰洋，南极洲这种特别的地方。
所以，一旦疫情结束，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带孩子去看看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
“春之光·Film新力量”是《看电影》杂志新推出的一档电影主题栏目，联合中国电影人，推广电影力量。
本期栏目特别鸣谢：新疆猿动力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合唱（北京）影业有限公司、YO STUDIO造型。
原标题：《深度对话丨这一年，陆川导演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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