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全荷兰都变成了跳蚤市场

2012年荷兰女王节，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摊贩。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冯婧 图

2013年，在我决定离开荷兰回国时，我和几个同学收拾了一些不用的物品，打算尝试下摆地摊。那是我们第一次摆地摊，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对于留学生来说，我们真的是把所有不需要的、还能用的、能搬得动的东西都带去摆摊了——除了衣服鞋包，还有各种笔、文具、数据线、插头，甚至租房公司留下的卷尺也没有放过，同学还带去了中国画和丝巾。其实，我们平常在跳蚤市场也是什么都能见到，摊主就像是打开自己家的柜子，一股脑摆了出来，而且荷兰人更是以节俭而出名。

鹿特丹市中心运河边的一条街道摆满了小摊。

带着鹦鹉来摆摊的鹿特丹居民，不知道是否打算把鹦鹉卖了。

我们一大早就来到鹿特丹市中心一条沿着运河的街道，学着周围的人，把东西一件件摆好，然后就等人来逛了。我们的定价对当地人来说算实惠，比如3支彩笔1欧元，一件旧大衣5欧元。当然，这个价格在中国没有任何优势。我们当时还开玩笑说过，应该去义乌买些橙色的小物品，在女王节这天，三五欧一个卖出去，也能大赚一笔。后来，我在义乌小商品城看到橙色的东西时，就想起了荷兰女王节。

我们也没有吆喝，路过的人通常会停下来看看，因为我们的东西杂，色彩丰富，搞清楚都是些什么，眼睛需要停留些时间。如果东西品类少，扫一眼就看完了，路人也就走过去了。这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摆摊技巧。

2013年荷兰女王节，我们的摊位，现在很难想象这些东西能卖出去。

在女王节当天，收获最大的摊主应该是儿童，他们终于有机会把不喜欢的玩具名正言顺地换成新玩具——虽然是二手玩具。不过，在孩子眼里，不在乎一手二手，只在乎是否好玩。

那天具体卖掉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但我记得最后赚了40多欧。本来就想玩一下，真是没想到，那些即将成为垃圾的东西还能卖出去。这也让我明白了，摆摊是可以赚到钱的，而且门槛低。

2012年女王节当天，阿姆斯特丹街边的摊位也有不少异国情调的物品。

2012年女王节当天，阿姆斯特丹的很多居民就在自家门口摆摊。

在出国读书前，我曾租住在北京一个城中村——八家对面的小区，那里有一条神奇的街道，每天下午，菜场的小贩会把剩余的菜堆在路边，一堆一块钱，虽然不够新鲜，但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真是太实惠了，一天几块钱就能填饱肚子。除了菜摊，路边还有各种便宜的小摊、大排档，会一直热闹到午夜。而离这里不远的“宇宙中心”五道口，一到晚上就变成了夜市，那边的摊位更时尚一些，但也很便宜，适合学生群体。

不过，等我毕业回国时，那个城中村已经被拆了，那条街道边自然也没了摊贩，五道口的夜市也消失了。曾经可以维持毕业生及打工者廉价生活的服务实施都消失了。

2010年，北京城中村街道上夜里的水果摊，小卡车既能运输，又是摊位。由于路上很多地方没有路灯，水果摊的灯光为路人照亮前进的方向。

在荷兰，虽然没有廉价的地摊和夜市，但有二手店。二手店常常由社会救助对象来运营，大家可以把自己不用的东西卖给或送给店主，这些二手店通常都很大。我当时在荷兰使用的大部分物品都是在二手店买的，因为新物品的价格相比国内来说太贵了。比如，商店里的自行车至少要100多欧，而且是儿童款，而我在二手店买的类似凤凰老式28寸自行车，80欧，陪我度过了留学时光，回国时又送给了朋友。当然，后来修自行车的钱远超自行车的价格，因为人工成本太高。再如，我和室友们一起买了二手微波炉，还带烤箱功能，只花了7欧，我们离开荷兰时，又把它“高价”卖了出去。

逛二手店和跳蚤市场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会发现各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像参观别人家的抽屉，有时像在偷窥别人的隐私，有时也会好奇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卖，但又在不经意间，买了一些不知道能用来干嘛的东西。反正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就想去逛那里的跳蚤市场和二手店。回国后，没有了二手店和跳蚤市场，就去逛菜市场和路边摊。不过随着城市管理的正规化，摊贩越来越少，菜市场也越来越精致，非正规经济生存的空间在缩小，而正规经济意味着要投资更多的经营成本。

我也和朋友讨论过，为什么国内没什么二手店？

一方面，廉价的新商品太多了，比国外的二手店还便宜，这些廉价商品源自其生产方式，在我走访各地的淘宝村后对此深有体会，而且这些廉价商品不是为了长久使用，而是为了不断消费；另一方面，从商品到垃圾的成本太低，在垃圾分类和末端处理体系尚在完善时，扔一个电器，扔一个床垫，还不需要消费者或生产商负担处理费用，所以，也不需要二手店来消化不能随便扔或不舍得扔的东西。

当然，我们生活在消费社会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需要人们去消费。而在后疫情的经济背景下，消费已经从个人的行为，变成一个要去完成的任务，一个为社会做贡献的方法，一个维持机器正常运转的手段。

在某种程度上，二手店是对消费的反思，是让物品回归使用本质的场所。比如在东京高圆寺，社会活动家松本哉创造了以“素人之乱”为名的二手连锁店，他们在2006年因反对PSE审查法案而走进公众视野，该法案规定所有二手电器要通过审查才能出售，这将严重影响二手店的生意。所幸，他们派对狂欢式的抗议阻止了法案，并进而吸引了一批反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青年聚集在高圆寺，践行他们所倡导的“笨蛋”生活。

今年受疫情影响，荷兰国王节取消了户外活动，改为“居家庆祝，网络狂欢”，跳蚤市场也变成了“在线交易平台”，王后和三位公主也把自己的旧衣服放到网上售卖。而在中国，没想到疫情后，多年来被逐步驱散和取缔的“地摊”有了重生的机会，当小贩接到城管电话时，不断重复“哪有这么好的事？”

现在大家聊天，不免会谈到，你觉得疫情后会有哪些变化。我所听到的观点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悲观的，疫情让人们更依赖封闭的小区，依赖私家车，与人保持距离，退回到个人空间，似乎需要一个私有空间包裹在身体外；还有一种是乐观的，疫情让人们更依赖身边的人，比如邻居，人们更渴望与人交流，甚至期盼更多公共性的出现。

地摊大概属于后一种，可以给生计受影响的人一个低成本的就业机会，当然前提是有合理的落地措施，同时可以创造一个公共空间，让人们随便逛逛。你不知道地摊上会卖什么，就总会带着一种期待，希望能淘到物美价廉的东西。有时候仅仅是看到摊主独特的摆货方式，也会会心一笑，更不用担心口袋里的钱不够消费。而围绕着这些地摊，也会慢慢聚集起人气，聊天唠嗑，打发时光。

2017年延边龙井街边的摊贩，人们常常围着摊位周边聊天

疫情让我们看到了肉眼看不到的病毒的威力，也让我们看到普通人团结互助的能量。把非正式经济请回来，把小摊贩们请回来，希望不是硬性的指标需求，而是一个看见彼此，尊重彼此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