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雪松评《王伯祥日记》︱出版人的“朋友圈”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教授 邱雪松

2020-06-10 12:58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王伯祥日记》,张廷银、刘应梅整理,中华书局2020年6月出版,8611页,1380.00元
欣闻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由张廷银、刘应梅两位教授整理的王伯祥日记。王氏日记曾于2011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可惜因定价过高、印数稀少而仅为大型图书馆购藏,加之日记以行书写就,杂以草书,辨识困难,导致阅目者不多,征引者更见其少,故未能引起足够关注,殊为遗憾。我因研究民国出版业的关系,曾系统阅读国图版王伯祥日记,相信仅就时长度和丰富性而言,它于诸多出版人日记中无出其右。王氏日记始自1924年1月1日,止于1975年8月30日,而他1922年入商务印书馆,1932年转开明书店工作至1953年,在出版业任事达三十二年之久,日记绝大部分记录他在书业身逢目睹之事,的确可谓此时段出版界最值一观的“朋友圈”。
王伯祥
一、开明书店
提到王伯祥,话题离不了开明书店。开明书店1926年8月1日由章锡琛挂牌于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六十号,1929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尚在商务的王伯祥是创始股东之一,据其日记,“(1929年1月17日)散馆后,与调孚、圣陶、振铎到开明编译所,晤雪村。予认入二股(开明书店股票一股为一百银元——引者注),当缴保证金四元,掣有收条。旋归”(日记引文均据国图版《王伯祥日记》)。1932年“一·二八”,商务印书馆遭遇重创,王伯祥失业,后应邀入职开明书店,“(1933年1月4日)晨九时,冒雨到开明编所,正式就事”。入店后的王伯祥参与了出版社各项大小决策,从其日记可以管窥这家知识分子掌舵、以青年读者为服务对象的出版社,由“启蒙”向“生意”,最后归于“政治”的嬗变之路。
开明书店以中学教科书为世所知,至今亦为人称道,日记揭示了作为营业大宗的教材“生意”背后种种未为外人所知的方面。如他曾感叹彼时教育部负责审查教本的机构裙带严重:“(1933年3月16日)彼执笔者大都起自大黉,党附枝连,方霸教育,并教部编审亦半为所据,我辈所作且将受其挑剔也。可胜叹耶!”个中人士全凭好恶审阅:“(1933年6月24日)前送部审查之教本已批回,指摘不合处甚多,须修正再送云。丏尊、雪村之意,不理会它,照常进行,勿再送审矣。据云,审查者孙俍工与丏有不快,故藉为报复之具也。此日何日,尚待究纪纲与是非耶?俍工不俍工固滔滔皆是耳!”同业竞争亦是惨烈:“(1933年7月27日)商务、世界在苏竭力破坏开明营业,竟有挟胁书坊拒售开明各书之说。竞争之烈至此,深堪浩叹,而卑劣若是,尤不胜诛伐耳。资本之威胁不撤除,货真价实之品终难立足也。然为自存计,亦惟有与之周旋角逐,尽力从事而已。”1935年“新生事件”后,南京政府厉行新闻舆论管控,教材同样受到波及:“(1935年7月19日)教部为《新生》事,传各书局分店经理今将已审定各教科书缴进,听候抽换推行教材。各分店向中枢请示,以为如不送,显属违抗,如送,既无明令下来如何不明不白地随便乱政,为此,各同业将有表示云。政府无耻至此,不亡何待,犹觍颜高居人上耶!”今天大部分读者接触重版的开明教材,只注意到其“知识”一面,而日记说明教材同样是资源、权力、政治、经济等各种话语争夺的场域。
1949年后,以叶圣陶、章锡琛、傅彬然为代表的老一辈纷纷离开出版社,就职于新政权,王伯祥是老一辈中为数不多的留守人员。从他的日记,能够感知旧出版在新国家的艰难“改造”。
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后,主管部门将开明书店的出版方针调整为应用社会科学、文史和中级读物。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年轻一辈不惜代价与书店的传统毅然切割,不再出版与此无关的书籍,甚至连大股东郑振铎编辑的《古典文艺丛书》、北大教师编辑的历史丛书都拒绝接手,王伯祥对此徒叹:“(1950年12月13日)开明交臂失之,为他人所先,又蒙拒人之名,殊感遗憾耳。”
1950年开明书店第一次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摄影
1951年底,中共中央号召开展“三反运动”,其时日记还认可该事:“(1952年2月8日)此次运动,群情激发,学习时每多过分之谈,偏差难免,然勃勃之气,足以药疲癃而有余耳。”他的态度可证之于叶圣陶:“(1952年1月28日)傍晚,伯祥应余之邀来小饮。开明亦方进行三反运动。伯祥甚称此举之有意义,互相批评,开未有之前例。余于此运动,初以为与贪污浪费无涉者,意义即较少。及蠖生之遭批评,乃悟官僚主义者也,益非泛泛言之,实与贪污浪费同其可恶,且为贪污浪费之源。而官僚主义实为人人所有之通病,仅程度有深浅耳。此次运动将使人人于思想上洗一回澡,洗濯干净,工作必将改观,故其意义至为深广矣。”
但当共产党将队伍腐化的根源追溯到了私人工商业阶层,开展“五反”后,一切发生了逆转。特别是私营书业中“三反”“五反”二者孰轻孰重,中共中央宣传部已有指示:“在私营的商务、中华、开明部分进行五反运动,决不能笼统一概都进行三反运动。因为在商务、中华、开明等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贪污斗争,将使资本家获得借口,转移目标,打击职工,保护资本家利益。”年轻职员主持的工会,非常切实地执行着上级命令,将斗争对象明确对准邵力子、王伯祥等资方代表。王伯祥对此冲击有切身之感:
(1952年2月28日)十一时,余与力子召工会执委谈协助五反事,群少偏执甚,力子致为不怡。我总觉雪山、彬然太不负责耳。
(3月1日)七时,与达步往馆中会力、彬、联,谈五反事,竟谈不出何事,而联、达所写材料谓须通过工会始可达。彬然颟顸尤甚,若此等类真难办之至矣。不图开明内情复杂纠纷,遂至不可爬梳之境也。
(3月5日)五反运动工作甚热闹,漫画标语四处张贴,不免过于嚣动,恐非正轨也。余有所感,戏作字诂一则,以自解。录如下:
□(作者按:此字为次加力)资劳切,读同糟糕之糟,尴尬也。从资无贝,无贝,当然只处次位;从劳无头,无劳方领导,当然向壁宣力,徒劳无功,得不到劳方之荣衔也。处境在“两头不得实”中,宜乎无为尴尬之确诂矣。
录罢一笑,所谓由他遣也。
(3月26日)工会黑板报等于揭发隐私,乱传挑拨,殊失起码做人之道,自谓前进,其实相率而入于无耻之境耳。可叹!可叹!

新中国建立后,开明书店作为“同人书店”而被另眼相待,各项业务未受影响,但人心思公,出版社于同业中首家申请公私合营,王伯祥对此举极为赞同,相信“(1949年11月5日)开明前途或将获一生机耳”。1950年3月出版总署正式复文开明书店,同意合营申请,“惟以贵店现有之资产及存储原料状况,尚足应付本年度编辑出版计划。在目前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形下,贵店应首先就原有资金恢复生产,逐渐发展,至于国家大量增资,尚无必要。因此,本署拟先从编辑、出版、发行及加强干部教育等方面,由国家予以协助和指导”,对出版社采取了“公私合作”的方式,待时机成熟再“公私合营”。孰料第一次出版会议后,署方有意结束公私合作,转而希望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在胡乔木的亲自过问下,议案获得通过。王伯祥知悉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之性质:“(1952年3月15日)总之,此一精神决非寻常两单位联合组织,而是开明接受团中央领导也。”因此直到“三反”“五反”结束,开明书店自身各项问题清查完成后,双方才正式开始合并事宜。
1953年4月15日,公私合营的股份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宣告成立,当日的《人民日报》予以报道,全文如下: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四月十五日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原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合并组成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今后仍为国家出版青年、少年儿童读物的专业机构,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由胡耀邦、邵力子、刘导生任常务董事。青年团中央候补书记杨述兼该社社长,朱语今、李庚(兼总编辑)、顾均正(兼副总编辑)任副社长。
自此而后,“开明书店”成为出版业的陈迹旧招,而王伯祥是日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今日正式公告成立”则是开明书店政治归宿最好的注脚。
二、品评人物
王氏日记以记事为主,涉及人物时会略加点评,日记的私密性,使其留下了真率的文字。他对鲁迅的评价就格外特别。如“(1935年3月4日)夜饭后看《文学》,鲁迅《病后余谈》,刻极!此老笔端可畏,宜人之忌恨之者多也。顾捧者綦多,不啻踞彼于炉火之上,而又幸其不爇耳。”鲁迅晚年屡以“苦工”自喻,王伯祥“顾捧者綦多,不啻踞彼于炉火之上,而又幸其不爇耳”一语可谓知人。再如“(1936年9月11日)光焘、端先来,大谈今日文坛诸现象,至堪发噱。丑恶万状,而世方以作家相高,宜乎学人扫地而叫嚣诬妄之徒之傲视一切矣。予久怀鄙夷之心,昧者以为背时,则亦闷之。今乃得之个中人自道,且于所谓‘老头子’如鲁迅、茅盾等尤多微词,益征所怀之非谬也。”日记留下的夏衍对鲁迅、茅盾的不敬之词,折射了“两个口号论争”在左翼内部震荡未了。
鲁迅逝世当晚,开明书店适有酒会,王伯祥留下了一群进步出版人对此事的看法:
(10月19日)散馆后与圣陶、调孚、丏尊同出,过福店,晤雪村、洗人、雪山、晓先、振铎。有顷,洗人、雪山去,予等七人同赴聚丰园会。七时许入席,除予等一行外,到煦先、心如、文祺、一岑、愈之、仲持、济之、韬奋、仲华、剑三、东华、予同等十二人,分坐两席。……鲁迅(周树人)今晨五时许病卒沪寓,文坛大震,故今夕之会,谈资无非涉及周氏者。平心而论,周氏思想前进,确为时代健者,虽不无刻薄吊诡,而文艺立场侧重大众,宜乎为人所赞,誉之为“中国之高尔基”也。
思想的“时代健者”与文艺的“中国之高尔基”,是主流对鲁迅的定位,他认同该说法之余,却又有“刻薄吊诡”这类不会见诸报端的话。
当事情涉及友朋时,王伯祥反应就颇为直接:“(1938年8月26日)散馆后冒雨归,濬儿、文权、顯孙仍在,携到道始一缄,谓《鲁迅全集》中《准风月谈》有一则滥摭浮词,诬及道始为伤兵怒斥云云,颇致不快。其实太认真矣,此等笔墨,本不值一唾,狂夫浅人固尊之若帝天,在我视之,与风花雪月之谈何异。过重之,反助其气焰也。”“道始”,即孙祖基,他与王伯祥交善,还是开明书店大股东。此文即鲁迅《准风月谈》之《双十怀古——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1933年的双十节鲁迅剪贴1930年上海大小报新闻标题作成文章,内中有“伤兵怒斥孙祖基”一则。文章本意自不在针对孙祖基,但因为好友被揶揄,王伯祥至为不满,由此可见他对鲁迅的评价,倒也难得。
王伯祥一向关注同辈学人的论著,在日记中多有评述,可观之处不少。如他对郭沫若《青铜时代》的点评。王伯祥于1946年12月17日开始阅读,次日即记:“看郭沫若《青铜时代》已及半,此君见事犀利,勇于批判,时有精义而不免武断,然能冲决俗囿,揭发伪学,亦时代宠儿矣。”他12月27日、1947年1月16日续看此书,1月18日“郭沫若《青铜时代》今日全部看毕。于周秦诸子思想之真际及当时社会状态之反映至有新解而不伤穿凿,殊可佩也”。于今看来,评语不多,持论公允。
王伯祥在人际交往中的观察也颇有价值。1935年,继《二十五史》后,开明书店推出他负责的《二十五史补编》,为了推广销路,出版社方面拟请胡适、傅斯年题词。王伯祥早年至北大预科以及商务编译所任职,系通过顾颉刚,由胡适出面推荐。但此后联系日少,王伯祥不愿为此事求人,胡适、傅斯年却态度谦和:“(1935年4月24日)依时到公司办事。上午九时半与雪村、圣陶、索非往跑马厅国际饭店访适之,谈至十二时半乃别。话甚恳切,允为《补编》题辞。适之与孟真俱尚念旧,予向以阔人视之,不愿通问,遂致疏远。今因《补编》事勉与周旋,孟真则复信甚挚笃,适之亦接待至殷勤,予至此,不得不自恨过介,错怪他人矣。”王伯祥在日记中深为自己的清高疚责,不过胡适、傅斯年为何最终没有兑现承诺为《二十五史补编》题词则是一桩未解的悬案。
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户簿(第一册)
三、寓意于形
王伯祥日记正文以外,由形式承载的一些额外信息,亦值得留意。王氏日记正文字体一致,但部分补充说明信息用小号字体。如抗战爆发后他的日记新添“报载要闻”,专事记录国内抗战状况及国际新闻,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后,此栏停更:“(1941年12月8日)明日起但有《新申报》等一系之报道及德人新发行之《政汇报》可看矣。消息既仅露片面,信史当俟诸异日,今后报载要闻惟有效尼山获麟耳。今日能见者,仍录于后。”王伯祥在此借孔子闻鲁国获麟而辍笔《春秋》的典故,显然是心有戚戚焉。
此外,他的日记以民国纪年,公历月日,二者为大号字体,排序在前,其后为农历月日与星期,小号字体。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后,1941年12月17日起他的日记失记六十天,直到1942年2月15日始恢复,自此往后王伯祥日记改以大字号夏历纪年在前,小字号公历纪年在后。此类信息虽然细微,但无疑是一种属于“遗民”心态的另类抵抗。
抗战胜利后此格式依旧,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各种倒行逆施让王伯祥愈益失望:“贞元交会(王伯祥1945年日记名——引者注)之录,颇存奢望,窃谓抗战获胜,大敌已摧,全民交奋,富强可致。乃党人蟠据政津,劫持垄断,民岩莫伸,内战日亟,夷民于刍狗,实有甚于曩昔。中心苦痛,殆难为怀。前之空欢喜者,不啻痛定思痛之报酬耳。因自今岁之始,即以干支颜我日记,老老实实,默数山中历日而已。”
一直到1949年10月1日日记才改回公元纪年大字号在前,夏历小字号在后的格式,其缘由见之于1949年10月1日另起一册的“更新日记”之“题记”:
余自写日记以来,历年已多,称署屡更,咸有所托,即系年书月亦每臆定,或用民朔,或遵岁阳,要皆对时局示抗议、葆坚贞也。今得解放,豁焉重睹天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适圆满告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于焉诞生,中央人民政府亦同时成立。五星国旗既制定颁布,文书纪年亦采用世界共行之公历。万象更新,斯为实证,遂以公历系我日记,并以“更新”名我日记云。
随后日记的格式还有反复。上述种种“形式即内容”,我希望出版社能予以妥洽处理,保留日记的多重声部,让阅读者能真正共情于王伯祥日记的文字世界!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开明书店,日记,王伯祥

相关推荐

评论()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广告及合作 版权声明 隐私政策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 严正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