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玛︱坏分子马拉巴特

Diary of A Foreigner in Paris, by Curzio Malaparte, translated by Stephen Twilley, NYRB Classics, 250pp

作为一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毛派、谎话精、花花公子、外交官、爱狗者、美学家、记者、小说家、电影制片人，库尔齐奥·马拉巴特（Curzio Malaparte）可谓一个极为怪诞的小海湾。埃德蒙·怀特在为《异乡人的巴黎日记》（1940年代末马拉巴特的未完成日记）写的序言中称他为“著名的登徒子”。确实他的生活中有过不少女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名媛。但马拉巴特的性癖颇为奇特，他通常迅速了事，从不与人共眠。他每天早上都要花几个小时来整理仪容，他会剃掉身上所有的毛，甚至手背上的汗毛，晚上睡觉他会用一块生牛肉紧贴脸颊，作为防皱手段。

他显然是个自恋狂，主要兴趣只在自己。他痴迷于仪容，痴情于贵族，沉迷在自己的花花公子风格中，这可能表明他是一类相当少见的人，被颓废堕落所吸引的精致的人。事实上，马拉巴特在他的所有作品包括日记中，都表达了对堕落，以及对女性和同性恋的恐惧。在他的《皮》中有一段话，在对1944年盟军解放/占领那不勒斯的丰富而又充满幻想的描述中，他对“穿过德军防线上涌入[这座城市]的‘失足者们’”表示痛惜。他写道：“在她们尖锐而虚伪的声音中，人们能够发现一种嫉妒的饥饿感，这种饥饿感是由枯萎的玫瑰花的陈腐气味所引起的……她们骄傲地蔑视着自己源自女性脆弱天性中的温顺和服从。她们拥有女性的残忍……”

也许他的抗议过头了。但马拉巴特即使在偏见中，也展示了他的复杂性。他热爱强力、男子气、强健体魄和大独裁者的征服气概；因此他对墨索里尼的迷恋，在战争期间仍然持续不息。但在巴黎日记中，他回忆起1944年在那不勒斯与一位美国军官的交谈。“在墨索里尼身上有一种病态的女性气质，一种病态的德行，有些人觉得这是同性恋”。他回忆起了在罗马发生过的一幕，那位“领袖”将玫瑰花瓣洒向崇拜的人群，这一幕让马拉巴特感到不安。“那种如奥斯卡·王尔德和拜伦的姿态，那种堕落的姿态，令我不安。”在这场战争的早些时候，马拉巴特曾因描写希特勒有“女性化的本质”而惹恼了意大利的德国盟友。

为了理解马拉巴特的态度，一种方法是考虑到他在一战中曾经是一名士兵，在多洛米蒂地区与奥地利人作战，以及在法国北部与德军冲击部队作战都为他带来了恐怖的经历。从各方面来看，他是一个经历过血腥战斗的勇敢的士兵。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中最著名的是《风暴与钢铁》的作者恩斯特·容格，与他们一样，马拉巴特在他的后半生里仍然背负着1916年和1917年的大规模杀戮所留下的创伤。他和容格一样对自由派抱着轻蔑的态度。在他的眼里，资产阶级民主是软弱甚至是病态的，就像他所痛恨的那些“失足者”一样。而软弱是一种最大的罪孽。他在日记中写道，“你愿意的话就谴责我吧，但我是个男人，我爱战争……我爱它，就像每一个出身良好、身体健康、富有胆量、有力刚强的人都热爱战争，就像每一个不满足于为人本身，也不满足于他们的劣迹的人一样”。

与他一生中的诸多方面一样，马拉巴特（波拿巴的阴暗反义词[译注：Malaparte直译为坏的部分，Bonaparte直译为好的部分]）这个名字也是他自己创造的。马拉巴特于1898年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他真实的名字叫库尔特·埃里希·苏克特。他的父亲是德国的纺织品制造商，母亲来自伦巴第。混血儿往往都能敏锐地观察到各个民族的特色。对此马拉巴特自然也有很多话要说，其中很多都是无厘头：“法国人是一个骄傲而敏感的民族，拥有对历史一无所知的风雅。”许多混血儿为了解决自己身份认知混乱的危机，往往会以激烈的爱国形式倾向于某一个民族。苏克特/马拉巴特就是一个典型范例。他始终怀抱着对意大利（但不一定是意大利人）的热情，因此拒绝了日耳曼姓。他被鲜血、热土、捐躯报国以及其他在欧洲造成巨大破坏的血腥狂言所吸引。从这一点来看，他是邓南遮——那位以诗意的暴力为乐的幻想家，也是一个真正的强迫性的好色之徒——的真正追随者。

但如果马拉巴特仅仅只是一个热爱战争的沙文主义者，那未免使人厌烦。他之所以是一位艺术家，不仅因为他文采超凡——他笔下的某处法国战场上的天空“就像一张被裁成两半的纸，边缘的裂口暴露出来，透出一缕深蓝色的光芒……就像手术刀伤口底部鲜活的血肉一样的颜色”——更因为他所抱有的那种自相矛盾的气质，就像一个典型的局外人那样。他无论是观察生活还是审视社会，都从他自己的独特角度出发。即使他信奉法西斯主义，想要追随墨索里尼（马拉巴特参加了1922年的“向罗马进军”），他也无法阻止自己为了一个赏心悦目的姿势或一个好故事而激怒领袖。墨索里尼通常会以他的独裁权威为代价，原谅马拉巴特的酸溜溜的玩笑。有一次，因为这位作家批评他的领带品味不好，领袖在办公室里痛斥了他，马拉巴特道歉后，转身正要离开办公室，但又转过身来，说墨索里尼的领带还是很难看。独裁者对此报以大笑。但当马拉巴特把意大利著名的飞行员伊塔洛·巴尔博（意大利的查尔斯·林白）称作一名有野心要取代领袖地位的“乡下来的肥胖蹩脚演员”的时候，连墨索里尼也帮不了他。对民族英雄的诽谤让马拉巴特在1933年坐了牢，出狱后的五年中他仍然被关在优美宜人的利帕里岛上，直到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爵出面为他说好话，帮助他获释。

马拉巴特在战后声称，他是因为“反法西斯”而被惩罚。这是一派胡言。他在为《新闻报》撰稿的时候，是法西斯主义的忠实宣传员，直到他因含糊不清的原因被开除，其真相很可能是由于违反公司纪律。1920年代他住在巴黎时，将反法西斯的知识分子的信息直接送到墨索里尼的办公室。即使是在利帕里岛关禁闭，只有他的书、他的狗和他的母亲为伴的时候，马拉巴特还继续在为《晚邮报》写文章，当时这是一份百分百的法西斯报纸。

马拉巴特之所以能写出他最著名的作品《完蛋》（1944年），是因为他获得了信任。《晚邮报》派他去报道纳粹对东欧的占领，这不是给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任务。他的稿件发自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芬兰，他在最后一地的桑拿房里遇到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后，为了降低原始材料中包含的对轴心国的同情心，他改写了大量以前的稿件，在当时这是很明智的做法。但在那些纷繁的修辞、矫饰和花哨文笔之下，《完蛋》仍然是对纳粹统治下的欧洲惨状的最富破坏力的记述之一。

他对德国人的态度带有某种典型的复杂性。他景仰他们的武功，但也无法掩饰对波兰人的同情；毕竟他作为外交官时，在1920年的华沙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在“洋溢焚香和伏特加芬芳”的华美宅邸里与公主和伯爵夫人们起舞。而他一刻也没能逃脱纳粹在高尚“文化”掩饰下的残暴。汉斯·弗兰克总督的残暴政权在《完蛋》中的描述中，是魅力和恐怖的混合体。这位“波兰屠夫”运营着隔都和死亡集中营，用“洁白而细腻的双手”优美地弹奏着钢琴。在他的一次假借洛可可风格的华沙布吕尔宫举行的一次非公开演出中，马拉巴特对他的观察留下了如下描写：“他的眼睛紧闭着；他的眼皮在颤抖。我想，他是个病态的人。这种想法令我忿忿不平。”

这是马拉巴特最接近于作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时刻，他喜欢给人以一种准贵族式的超脱感。弗兰克是个女性化的人，让人感觉病态。马拉巴特为此震惊，但这种病态仍然是他的主要题材。他是一个死亡的诗人。华沙的那场非同一般的晚会在结尾时发生了一个可怕的转折，发生在弗兰克和包括他妻子在内的客人们去参观犹太人隔都的时候。小孩子们在隔都的围墙下爬来爬去，寻找可以吃的东西，却被德国士兵逐一射杀。他们把这个小游戏叫做“射鼠”。当一个士兵没能命中目标时，弗兰克“从那个士兵手中夺过步枪，举枪瞄准。雪花无声落下”。

马拉巴特曾因为笔下的虐待行为而被人批评（上文显然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他在描述虐待行为时太过文艺，仿佛从中获得了一种审美的乐趣。也许他确实如此。也有可能是源自某种新闻学的愿望，想要震撼有产阶级读者。但很少有作家比马拉巴特更能抓住战争的怪诞本质。毫无疑问，他觉得自己被人类之堕落这一主题所吸引。但他并未为此寻求任何借口。他对人性的看法是黑暗的。对他来说，如果把目光移开视而不见，就是一种软弱的标志。

《皮》（1949年）是马拉巴特最为成功的作品，以最为反常的形式展示了他的道德矛盾。1944年，墨索里尼的统治已经沦为加尔达湖畔的萨罗傀儡国，盟军的胜利也已经板上钉钉，马拉巴特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他先是被作为法西斯分子短暂拘留，随后被征召为美国人的联络官，这解决了他的问题。他又一次与胜利者同行了。马拉巴特后来把他为美军提供的服务作为反法西斯抵抗者身份的证明。这又是胡说八道。但他在那不勒斯与美国人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产生了一部非凡的报告文学作品，充满了乔纳森·斯威夫特风格的讽刺。

和德国人一样，马拉巴特也很小心翼翼地避免得罪他的新主人。尽管他对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嗤之以鼻（“油煎午餐肉和水煮玉米棒！”），美国人粗犷的健康、丰富的活力和源自基督教的善意还是得到了赞扬。而在他观察那不勒斯的受辱而贫困的人民的性情化的眼光中，他的讥讽态度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那不勒斯，在他眼中，代表着欧洲，被压迫、被侮辱、被贬低。马拉巴特把人民被奴役的状态看作是一种疾病、一种瘟疫，“腐蚀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美国人以解放者的身份来到这里却使症状更加严重，因为“这些伟大的士兵所接触到的一切东西都立刻被腐蚀了”。

马拉巴特的这种阴暗观点（而我们能够从诺曼·刘易斯的名作中得知，1944年的那不勒斯，确实非常阴暗）与他对女性的态度有关。他认为，在纳粹占领时期，只有妓女才会与德国人勾搭。但现在，在爱国和自由的名义下，女人们为了个人利益，或者更糟糕地只为了享乐，就与她们的“主人”上床，甚至是在男人们“匍匐着穿过泥潭，亲吻着他们的‘解放者’的靴子”的时候。因此，“这种可鄙的瘟疫的后果，首先使得女性的荣誉和尊严感败坏殆尽，这种骇人听闻的规模空前的卖淫活动，使每座小屋与大宅都蒙羞”。

这种认为解放后比德国人统治下的生活还要悲惨的想法，在意大利或法国的前法西斯分子中并不少见。但《皮》却被马拉巴特的描述能力和一些精湛的场景片断所挽救。我们从刘易斯的《那不勒斯44》中可知，由于水雷和战舰的缘故，官方禁止在海湾内捕鱼，这意味着美国军官们享用的是从那不勒斯著名的水族馆里打捞出来的珍稀鱼类。当被选中的品种被吃完后，美国要人被招待吃海牛，一种隐约带有人类特征的海洋哺乳动物。在马拉巴特笔下，这头哺乳动物变成了一个有着美人鱼尾巴的小女孩，被当做海妖配上蛋黄酱盛在银盘里。海妖“面朝上躺在绿色生菜叶的床上，被由粉红色的珊瑚枝组成的大花圈包围着”。作者凝视着“那个被煮熟的可怜孩子”，想起的是他热爱的意大利。“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能允许自己，向一支摧毁和侵略自己国家的外国军队奢侈地献上一盘配以蛋黄酱，并用珊瑚装饰的海妖？啊！看到美国将领的那张餐桌上用银盘盛着海妖——海之女神——的尸体，围坐在桌边的那些美国军官脸色苍白，惊恐万分的那一幕，就值得为此输掉这场战争！”

1950年《皮》在不仅包括美国的世界各地大获成功。但在意大利，这本书被天主教会和那不勒斯市禁止出版。马拉巴特已经受到意大利左派的攻击，谴责他是法西斯分子，而前法西斯分子则认为他是叛徒。因此，他在1947年决定搬到巴黎，希望能够在那里得到更温暖的欢迎。结果让他大失所望。当时的法国仍然困于之前的通敌者和抵抗运动成员之间的对立敌意中。马拉巴特被阿尔贝·加缪等人视为前一阵营的成员。这使他时刻需要为自己辩护，从而使《巴黎日记》带有一种愤懑、自怨自艾的口气。他一次又一次地坚称，自己是反法西斯分子，而法国人的抵抗主张是虚伪的。他抱怨老友的背叛。他是法国人所不理解的来自法语区的异乡人。他说，无论如何，他更喜欢一个诚实的通敌者而不是一个虚假的反抗者。他哀叹欧洲文明在软弱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邋遢的存在主义者之间的“新的竞赛”中死亡。他憎恶巴黎的“可怕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只有他那个时代的男人，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才是为尊严而生的真男人。简而言之，马拉巴特的自怨自艾把他变成了一个反潮流的无聊人物。

不过，《异乡人的巴黎日记》能有新译本还是值得欢迎的。这是一本奇书，有部分用意大利语写成，也有一些是用法语。译者斯蒂芬·崔利决定将在意大利出版的日记与后来在法国出现的稍有不同的版本合为一体，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例如，某些轶事被提到不止一次。行文相当流畅，尽管某些美式表达——“一个漂亮妞”——在这样一位文风严谨的作家的作品中看上去就很刺眼了。然而，对于那些想了解这个奇怪但又令人着迷的人物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文献，马拉巴特的天才在这本书中至少有着一处闪光点。在结尾处，他讲述了佩奇-布朗特伯爵的故事，他是一位犹太裔美国社会名流，与教皇利奥十三世的贵族亲戚唐娜·安娜·拉蒂蒂亚·佩奇结婚。他们在罗马举行的季度舞会，以及他们在托斯卡纳拥有宽广花园的别墅，都已成为了传奇。所有上流社会的人都会蜂拥前来参加舞会，斯卡拉歌剧院的歌手们为他们演唱，湖面上演着海战场景，人工火山喷发出的烟花令人目瞪口呆。直到1938年法西斯政权颁布了种族法之前，人们对那里趋之若鹜。突然间，所有人都找了借口，不再出席。只有马拉巴特和他的美国朋友，圣·福斯蒂诺·波旁·德尔蒙特的简公主决定前往托斯卡纳，以示声援。他们抵达后，并没有立即通报，而是远远地观察着伯爵夫妇俩，在完美的尊严中独自享受着他们的夏日舞会；斯卡拉的歌手们歌唱，火山爆发，湖面上的战斗重演，被排挤的夫妇俩在暮光中随着肖邦华尔兹的旋律起舞。

“我们去跟他们打招呼吧，”[马拉巴特]说，“他们见到我们会很高兴的。”

“不，”简公主说，“如果他们看到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孤零零地。”

于是简公主轻轻地拉着我穿过树林，向花园大门走去。

旧制度的坦然淡定；外来者背叛之。这幅笔触优美的画面有某种自画像的成分。正是马拉巴特的精华所在。

（原文发表于2020年5月8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由作者授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