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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跟访了两位麻醉医生

2020-06-10 07:5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界弟医学界

编者按：在繁忙的医院里，隐藏着很多不被关注的“幕后英雄”，患者看不到他们，媒体也鲜少报道，但他们的工作，对患者的顺利救治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值得被看见。

为了带领大家走进幕后的英雄们，“医学界”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策划专栏报道，本文为专栏第一期，请关注幕后英雄之麻醉医生。

今天，两位麻醉英雄上台了

5月22日，星期五，一个平常的工作日，麻醉医生谭永昶和缪晟昊都在瑞金医院10号楼工作，这里有胃肠和胰腺外科的手术室。

通常谭永昶7点20到医院，直接进手术间，做手术前的全麻准备工作。7点50分，患者被推进4楼第7手术室。这是一台乙状结肠恶性肿瘤的切除手术，又称L-dixon手术，是医院最常见的手术之一。

谭永昶在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医学界摄

手术台边的诱导盘里已经摆好了10个针管，针管里是准备好的全麻诱导药物。麻醉机启动待机，这是一台有些庞大的机器。在手术时，他将暂时代替患者的“肺”。通过气管导管建立起来的呼吸回路，麻醉机为患者输送麻醉混合气体，输回患者呼出气体，实现正常的氧气与二氧化碳的交换。

负责全麻诱导的上级麻醉医生来到手术间。他开玩笑说，“今天，两位英雄都回来上麻醉了。”从武汉抗疫一线回来后，同事们会称呼谭永昶和缪晟昊为“英雄”。

此时，患者左臂平展，躺在手术台上。随着三方核查工作完成，上级麻醉医生开始注射镇静药物，谭永昶将氧气面罩扣在患者口鼻上，伴随着“吸气、呼气、深呼吸”声音，氧气进入患者的肺内。这些氧气能确保气管插管过程中患者的氧合状态。

插管前一分钟，麻醉医生缪晟昊正在给患者吸入纯氧/医学界摄

只需10到15秒，患者失去意识。麻醉医生继续注射镇痛、肌松药和防止过敏的激素类药物。常用的肌松药物注射完一分到一分半钟，患者的肌肉就会完全松弛下来。只要血压心率稳定，气管插管就可以开始了。

谭永昶左手拿着喉镜，右手轻轻打开患者的嘴巴，喉镜沿着患者的舌面慢慢深入，最终停在患者的会厌谷位置。这时候，他轻轻的上提喉镜，会厌挑起，声门暴露了出来。

在没有可视喉镜之前，麻醉医生需要趴下，紧贴着患者的口腔。现在，通过可视喉镜前端的摄像头，谭永昶在站立姿态下，就可以清楚的看见声门。他娴熟的将软管通过声门，插到患者的气管里。

连上麻醉机，机器开始工作，主屏幕上出现了呼吸参数和波形，这是一些在手术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生命体征。

麻醉机是麻醉医生的“核武器“/医学界摄

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此时已经失去了自主呼吸，他的呼吸、血压、心跳现在都完全掌握在麻醉医生的手上。患者头上贴着三个电极片，连接着一台脑电检测仪，6个英文字母“ABCDEF”从浅到深，代表着患者的麻醉深度。

现在，麻醉深度显示为D，这代表患者进入了外科麻醉期，一切正常。

在整个手术过程中，谭永昶要时刻注意着麻醉机上的数据变化，心率、血压、氧饱和度、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气道压、心电波形。通过调节呼吸机参数，给与调节血压、心率的药物，他和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密切配合，保持手术的顺利完成。

手术过程中，患者虽然出现了心率和血压的波动，但是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面对这样一台常规手术，谭永昶早已游刃有余。

一切顺利，11点，缝合结束。患者被推进了隔壁的苏醒室。为了保障苏醒后的舒适度，谭永昶在患者的腹横筋膜平面注射了局部麻醉药物减轻术后疼痛。

上午的工作结束了。谭永昶有15分钟的吃饭时间，下一台手术在等着他。

与死神赛跑

全麻诱导期间的气管插管操作时间不到20秒。如果加上给药以及辅助通气时间，也就3分钟左右。但是在武汉执行新冠肺炎危重患者的插管，麻醉医生们必须更快。

2月中旬，在武汉的ICU里，需要进行气管插管的患者即使在高流量吸氧状况下，氧饱和度也只能维持在85%上下。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窗口，就会决定患者的生死，如果气管插管失败，患者可能就错失了最后一线生机。

面对新冠危重患者，普通的插管动作变得困难了很多。喉镜插入后，麻醉医生除了看到声门，还会看到食道，两者的开口紧挨。因此气管往往容易插错，进入更容易暴露出来的食道口。如果插进食道，气管插管就失败了，器械通气的氧气将会进入患者胃内，而不是肺里。

护目镜起雾，新冠患者口中还会有浓稠的痰液，这些都会导致插管的麻醉医生会看不到声门。缪晟昊在武汉执行第一个气管插管时，当他撬开患者的口腔，看到一口浓痰，“像口香糖一样，用手抠都抠不出来。”

没有吸痰的时间，盲插是唯一的选择。

缪晟昊在武汉为新冠肺炎患者插管，他需要穿三层防护服，戴三层手套。插管时感染风险很大，他的头上还要戴一个阿拉伯式的头套，5秒钟就会透不过气来/图片来自受访者

日常插管前，麻醉医生要扣住氧气面罩，给患者一定时间的纯氧吸入。这意味着，三分钟里，患者能够保障90%以上氧饱和度，这给麻醉医生很多的操作时间。“哪怕失败了，也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但在武汉的ICU里，即使是扣住氧气面罩这一简单的动作也非常危险。氧气面罩和患者脸部不可能完全贴合，飞沫和气溶胶随时可能从缝隙中喷溅出来。

一切都依赖麻醉医生的经验。

首先，麻醉医生需要“想象”患者声门的位置。手捏气管导管的地方和声门口相隔十几厘米，但是经常插管的麻醉医生，对导管滑过声门的触感非常熟悉，缪晟昊把种触感称为“手感”。

但是在武汉，他同样无法仰仗自己的“手感”。三层隔离衣、三层手套，手上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但任何卡顿都会影响到操作时间。

时间是最大的敌人。

插管时，为了防护需要，麻醉医生需要戴一个阿拉伯头罩式的头套。戴上后，没有气体的进出，不到5秒钟，就会感到透不过气。他们只能缩短操作时间。

患者们也等不了。缪晟昊在武汉的第一例插管，准备阶段，患者的氧饱和度已经掉到了60%。“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如果管子没有成功插进去，患者的心跳就会停止。”他说。

只有一次机会。缪晟昊选了一根细一点的管子。开始插管了，面罩之下，周围嘈杂的环境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他只听到自己呼吸声，和监护仪越来越低沉的声音，——从响亮的“嘟、嘟、嘟”，音调越来越低顿，提醒他患者的氧饱和度越来越低，时间越来越少。

成功了。患者的胸廓规律起伏，氧饱和度持续上升，监护仪又恢复了有节律、响亮的“嘟、嘟、嘟”声。

从打开患者嘴巴，到插管完成，缪晟昊回想，也就十几秒的时间。但在当时，等他从成功的喜悦中回过神来，他浑身都湿透了。

2月16日晚上7点左右，组建插管分队后，谭永昶完成首次插管任务。从污染区出来，他感到整个人从身体到心灵都被掏空了。

在污染区里5个小时，他完成了“惊人”的6次插管。从早上11点准备，晚上7点出来，工作时间达到了8个小时。

这是从身体到心理，都极度高压的8个小时。

谭永昶完成了一例气管插管，他所在的插管小分队也被媒体称为“插管敢死队”，足见这项工作的危险/受访者供图

榔头、大钉子和小钉子

在瑞金医院，手术室里三个麻醉医生有各自的昵称——榔头、大钉子和小钉子。“榔头”负责二到三个手术间，“大钉子”固定在一个手术间，“小钉子”辅助大钉子的工作。

越复杂的手术，对麻醉医生的要求就越高。像肝移植、肺移植、心脏手术等，这些手术的成功极度依赖麻醉医生和外科医生的配合。

手术室内/医学界摄

肝移植手术进行血管吻合时，需要阻断下腔静脉，有效循环血量完全停留在患者的上半身，下半身的血液不能回流。相当于人体内只有1/3的血液在维持必要的血压。

麻醉医生需要利用血管活性药物、升压药以及适当的补液，维持新肝脏血管吻合之前，人体循环功能的稳定。这份平衡如果被打破，患者可能会死亡。

心脏手术更加精细，一台不停跳的冠脉搭桥手术，在胸腔打开后，患者的心脏仍然在跳动，医生需要在跳动的心脏上完成血管的搭桥。如果心脏肿胀，或者心跳过快，都会影响极为精细的血管吻合。补液给多少，心跳多快，心脏位置移动导致血压的快速变化如何矫正，都掌握在麻醉医生的手上，依赖于他们和外科医生娴熟的配合、精准的预判以及精确的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