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劼评《人工呼吸》｜用小说拯救阿根廷

《人工呼吸》，[阿根廷]里卡多·皮格利亚，楼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276页，35.00元

西班牙语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有趣现象是，伟大作品恰恰是诞生在政治环境对自由表达特别不利的时代。墨西哥语文学家安东尼奥·阿拉托雷（Antonio Alatorre）曾写道：“（政治）压制将西班牙语作家变成了微言大义、含蓄表达之技的大师，这些大师中最伟大者，就是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这本通过了西班牙王国御前会议审查的小说藏有太多的谜题，戏谑的文字背后究竟是塞翁对自身命运的感慨，还是对帝国命运的哀叹，抑或是对文化专制的控诉？研究者们争论不休。卡洛斯·富恩特斯指出，西班牙语美洲小说从博尔赫斯、卡彭铁尔、鲁尔福等作家开始，打破了现实主义的种种教条，成为另一种历史的创造，这种另类历史一方面通过个人的书写来呈现，一方面又提出一个伟大计划：让一个遭到戕害的共同体得以被重新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有反抗之用、拯救之用——用伪造的、半真半假的历史反抗统治者的虚伪话语，拯救民族，同时也拯救语言。

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1940-2017）的代表作《人工呼吸》（Respiración Artificial）就诞生于一个人们无法自由言说的时代——阿根廷1976年至1983年的军事独裁统治时期，这个历史阶段在统治者的话语里叫“国家重组进程”（Proceso de Reorganización Nacional），多美妙的一个名字，借重建秩序之名迫害大量异见分子，惨死者、失踪者、流亡者不计其数。“人工呼吸”乍一看与政治没有任何关联，与小说情节也没有什么关系。根据芮塔·德·格兰迪斯（Rita de Grandis）的解读，“人工”（artificial）一词是向博尔赫斯的致敬，因为这个词与骗术、虚构有关，令人联想到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的名字：Artificios（《杜撰集》）、Ficciones（《虚构集》）；另一方面，“人工呼吸”影射了“国家重组进程”时期的那种令人无法呼吸的氛围，从这个短语的本意来说，它指的是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恢复生命，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帮助阿根廷恢复生命的举动。也就是说，里卡多·皮格利亚试图用写作来拯救阿根廷。他使用的是一种闪烁其辞、欲说还休的小说语言。

从“这里有故事吗？”这个意味深长的问句开始，到一个玄之又玄的结尾，整部小说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里，读者需要有那么一点联想的能力，才能把不同的时空背景、不同的叙事声音分清楚，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能力对应的是一种特定的读者——侦探小说的读者。博尔赫斯曾充满睿智地指出，爱伦·坡不仅创造了侦探小说，也制造了这种文学体裁的读者。同样是在“国家重组进程”的年代里，博尔赫斯遮遮掩掩地写到：在这样一个文学趋向混乱、趋向自由体散文的年代，侦探小说“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他早年创作的名篇《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一个采用了侦探小说形式的短篇小说：一战中，一个受雇于德国军队的中国间谍谋杀了一个英国汉学家，从而传递了一条重要情报。有些中国研究者从中读出了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景仰、对中华民族的同情，我很怀疑这是不是一种对博尔赫斯的高级黑。博尔赫斯隐藏在侦探小说形式下的，是他对时间和命运的思考，这种思考是远远高于什么民族主义，什么“后殖民”的。皮格利亚师承了博尔赫斯。《人工呼吸》采用了侦探小说扑朔迷离的形式，期待有智慧的读者去发掘故事背后的故事，去体会作家的悲悯之心。楼宇博士在她的《里卡多·皮格利亚侦探小说研究》一书中指出，皮格利亚笔下的侦探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特征，因此可以称之为“文人型侦探”。看起来，皮格利亚的小说比博尔赫斯更喜欢掉书袋，读者的知识储备越多，就越有可能破解埋藏在小说中的那些“梗”。阅读《人工呼吸》是一次颇富挑战的智力游戏，皮格利亚的创作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文字游戏，时不时就玩个幽默，令人想起《堂吉诃德》的搞笑风格。这种游戏不是为了讨好读者，而是为了躲避审查者的目光。它的表面是轻松的，内里却是沉重的。文字游戏与政治承诺结合在了一起——这是拉美文学“爆炸”成功范例的延续。

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

作为主要叙事者之一的埃米里奥·伦西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着迷于舅舅马基的人生经历，并以此创作了一部小说。小说发表后，马基舅舅给他写了一封信，从此舅甥二人开始书信往来。马基让他去见一个人，提到了一份百年前的文档。后来马基约他到一个边境城市去见面，在那里，伦西遇到了马基的一个密友……

阿根廷人在作者写作的当下遭受的苦难，被隐晦地表现了出来。“我被开了一刀，被安了一个传送器，就藏在心脏的树状动脉处。每当我一入睡，那装置就打开了……很多图像就显示在那上面。……我看到了一些照片：他们拿打包用的铁丝弄死犹太人。焚烧炉在柏林，在巴勒斯坦。”这段噩梦般经历的描述，来自一封被截获的信件。阿根廷军事独裁当局关押和迫害异见者的暴行，和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恶以及二十世纪其他的反人类恶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焚烧炉和集中营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代表了现代性的阴暗一面：既然可以实现大规模的高效率的生产，那么也可以利用先进科技手段和管理手段针对特定人群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管控和杀戮。小说还想象了一次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会面：根据马基的那位密友的讲述，在布拉格的一间咖啡馆，逃避兵役、穷困潦倒的青年希特勒和卡夫卡有过一次谈话。希特勒向卡夫卡当面描述的妄想，成了后者的文学虚构的灵感来源。卡夫卡的小说成了希特勒曾经梦想、后来竟然亲自动手实现的残暴未来的预演。“德语单词‘Ungeziefer’（虫子），这个被纳粹分子用来称呼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的单词，就是卡夫卡在描述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天清晨醒来时变成的那种昆虫时使用的单词。”里卡多·皮格利亚虚构的这次会面，简直是天才式的想象。乍看上去匪夷所思，仔细想想又合情合理。众所周知，希特勒是20世纪犯下最多反人类罪的暴君之一，而卡夫卡之所以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就因为当人们回首这个世纪的种种苦难时，回头再看卡夫卡荒诞不经的小说，竟发现他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切。皮格利亚的小说让文学与历史接上了头，同时也回应了阿多诺的那个著名论断：“奥斯维辛之后，甚至写首诗，也是野蛮的。”奥斯维辛在欧洲已经停止了，却又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在反抗奥斯维辛的斗争中，西语美洲文学也可以通过想象、虚构、揭露和启迪，成为反抗力量的一部分。追溯奥斯维辛悲剧的源头，正是文学家的一种努力。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在他的《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一书中指出，恰恰是在孕育了西方文化最高成就、贡献了贝多芬、康德、马克思、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卡夫卡等巨擘的欧洲德语区，六百万犹太人遭受了以最高效的官僚组织和技术手段实施的种族灭绝。由此看来，希特勒和卡夫卡的相遇是必然的。皮格利亚不是在开玩笑，更不是在逃避现实，他把阿根廷人在“国家重组进程”年代遭遇的苦难与二十世纪全人类遭遇的苦难重叠了起来，从而使本土的灾难书写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此外，我想，这里面是不是也隐含着对阿根廷军人与纳粹德国暧昧关系的批判呢？庇隆曾经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粉丝；二战后有一些臭名昭著的纳粹军官伪造身份后逃往阿根廷，得到当局的庇护。包庇几个纳粹战犯当然是不义之举，纳粹的“优良传统”是否渗透到阿根廷政治精英的灵魂里，则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与“焚烧炉/集中营”共同织就阿根廷灾难书写的另一个主题，是流亡。要摆脱令人窒息的暴政，除了自杀，就是离开此地。在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年代，有成千上万的阿根廷人、智利人和乌拉圭人逃离军事独裁政府的高压统治，流亡海外。小说没有提到这些人，而是提到了发生在另外的时空中的流亡——或是十九世纪抱着政治理想的阿根廷知识分子，孤身流亡北美，或是二战爆发之初学术生涯被迫中断的波兰学者，从欧洲逃到南美，如丧家之犬般漂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流亡的主题上，皮格利亚同样是既规避也超越了对此时此地现实的指涉，对这一主题展开极富哲理的思考的。那个十九世纪的阿根廷流亡者在他留下的文档中写道：“何为乌托邦？是完美之地吗？不，乌托邦并非完美之地。对我来说，首先，流亡是乌托邦。流亡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背井离乡，远离故土，流亡是一个在时间中凝滞的地方，悬停于两段时间之间，一段是我们拥有的对故国家园的记忆，一段是当我们回归故里时对未来祖国模样的想象。而那段静止不动的时间，介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时间，对我来说，才是乌托邦。因此，流亡是乌托邦。”这位流亡者曾加入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淘金大军，行进在热浪灼人的沙漠上，他认为寻找黄金之旅也是关于乌托邦的个人体验的一部分。乌托邦（Utopía），黄金国（El Dorado），都是最早的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想象。在托马斯·莫尔这样的人文主义者眼里，美洲是可以实现某种政治理想、建立完美社会的地方；在贪财的征服者眼里，美洲存在着一个未被发现的遍地黄金的国度。我们不要忘了，“阿根廷”（Argentina）这个名字也与“黄金国”的想象存在联系，因为西班牙殖民者一度以为可以在这片人烟稀少之地找到银矿（argentina）。在小说中，流亡把思想的目光从1979年的阿根廷带往1850年的美国，这趟回溯之旅还可以再往时间深处走，走向美洲诞生之初。流亡的乌托邦式体验让流亡者们在“凝滞”“悬停”的状态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目光：回望故土的过去、展望故土的未来。我们可以联想到，正是在这个阴霾笼罩南美大陆的年代，智利流亡者伊莎贝尔·阿连德在委内瑞拉创作《幽灵之家》，书写智利的历史并寄托希望；乌拉圭流亡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西班牙构思《火的记忆》，从美洲先民的神话开始重述美洲的历史，为了拉丁美洲能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也正是在流亡的状态中，《人工呼吸》里落魄失意的波兰智者塔德维斯基窥见了历史的秘密：希特勒的疯狂梦想与卡夫卡的文学噩梦之间存在联系。身居阿根廷的皮格利亚也等于是在流亡——孤独地阅读、思考、写作，在文学的乌托邦里流亡。

在《人工呼吸》中，皮格利亚还借用酒吧里展开的带着点醉意的长谈表达了自己对阿根廷文学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会令习惯了文学史教科书的读者觉得耳目一新。比如，阿根廷人推崇备至的萨米恩托，只会卖弄二手学问，其高调张扬的博学是充满欺骗性的。再比如，博尔赫斯应当算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作家。他还提到了一位在中国知之甚少、却在阿根廷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作家——罗伯特·阿尔特（Roberto Arlt，1900-1942），称之为二十世纪阿根廷文学的开创者、阿根廷唯一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我想，如果说博尔赫斯和阿尔特在阿根廷文学史上分别是十九世纪的终结者和现代主义的开创者，那么里卡多·皮格利亚则堪称阿根廷文学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关于后现代文学种种特征的界定无法完全框住皮格利亚的作品，正如我们在《人工呼吸》中看到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奇幻想象与批判现实、形式革新与政治承诺这几个一度困扰第三世界作家的经典矛盾被克服了，小说既是非常有趣的，又是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现实的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