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国琦：一战是亚洲国家共同的起点，也是转折点

当牛津大学出版社“大战”系列的主编罗伯特·格沃斯（Robert Gerwarth）找到徐国琦，邀他写一本《亚洲与一战》时，徐国琦是一口回绝的。

这位以《中国与大战》《一战中的华工》等研究享誉国际的一战史专家考虑到，关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一战研究极少，写这本书难度太高，且那时想尽早转移到心心念念的“何为中国与中国人”课题上，便决意推辞。

但罗伯特经验老到，三言两语便将了他的军：除了您还有谁能写？若您不写，以后就不要批评这套丛书“欧洲中心主义”、没有亚洲的声音。

的确没有人做过类似的研究。1990年代初，尚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的徐国琦正是因为在课上批评一本英国一战史名著缺乏国际史视野、尤其是缺少中国因素的考察，而一步步“陷入”了一战史研究。这些年来，他致力于将中国视角写进一战的历史，尤其是为支援欧洲战场的十四万华工“正名”，使这个群体更为人所知。

2010年，徐国琦应耶鲁大学杰·温特（Jay Winter）教授之邀，在其主编的一战史专著中承担了“亚洲与一战”一章的写作。杰说服他的理由也一样——这个题目没有其他人选，非君莫属。

“那一章只写一万字，就费了老鼻子劲了，更何况这次是写一本专著。”徐国琦说。他找不出任何一本研究朝鲜与一战、越南与一战的书；关于日本与一战，只有一位美国宾州大学的教授写过两本著作，印度的相关研究则都是在大英帝国的话语之下写的。“写这本书难度极大，亚洲与一战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人视为文明的转折点，学界的研究、媒体的讨论、公众的纪念从未间断。然而在亚洲，学术圈集体忽视了这个题目。

一战对亚洲国家不重要吗？显然不是。徐国琦在研究中证明，一战在亚洲国家的民族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日本在战略上利用它跻身强国之列，而中国、印度、朝鲜及越南则都经历了民族自决观念的传播、民族复兴新运动的出现。

一战还影响了中国的毛泽东、越南的胡志明、朝鲜的李承晚、印度的甘地、日本的近卫文麿这五位未来国家领导者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毛泽东写过关于战争及巴黎和会的文章，甚至考虑过跟随赴欧华工的脚步，到法国支持协约国。胡志明战时已在巴黎，为被法国占领而四分五裂的家乡游说。甘地作为印度民族独立领袖，在一战期间开始崛起，并在巴黎和会之后声名大噪。流亡美国的李承晚，试图利用他与威尔逊的关系，以及对美国政治言论的了解来推动朝鲜独立，奋力想去巴黎投身朝鲜人的独立事业。近卫文麿是巴黎和会日本代表团的成员，西方列强拒绝他们的种族平等条款，改变了他对日本与世界关系的思考。

“这本书真正的重点是‘一部共有的历史’，从跨国界的视野去看亚洲，找到人类共同体的故事。我希望它能引起反响并激发辩论。”徐国琦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

共有的历史：打捞亚洲的一战记忆

澎湃新闻：这本书强调“共有历史的视野，而不是单独几个国家的历史回顾”。您认为，中国、印度、日本、朝鲜与越南，具体在哪几个维度上，享有“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我选择的这五个国家，日本是一战时期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正在改革图强、试图利用一战改变民族命运，印度是英属殖民地，越南是法属殖民地，朝鲜是日本殖民地，它们正好代表当时亚洲的整体状况。同时，这五个国家之间也有联系，他们以中国为中心互为邻居，同属于佛教共同体或儒家文明共同体，共有某种相同的文化源头。一战是他们共同的起点，也是转折点。

首先，这五个国家都把一战爆发看作国家的机遇。

印度自十八世纪开始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在一战爆发的1914年，它还不是个民族国家，而是由不同种姓、宗教、邦国组成的混合体，印度的精英也是一盘散沙。一战唤醒了印度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独立思想。战争爆发后，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成员之一，接受宗主国的征召出人、出钱、出力。印度的精英一边倒地支持战争行为，一方面是要向世界展示印度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们期待一战之后争取自治或者独立。包括英国政府并不喜欢的甘地，也在主动为大英帝国招募护士、士兵。他们意识到这是印度的一个机会。在接受殖民统治的这么多年里，他们被告知白人不可侵犯，但这场战争让他们为一群白人攻打另一群白人，在海外作战的士兵还得以近距离观察西方社会，这个心路历程非常复杂，事实上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独立诉求。

越南也一样。法国人在越南高人一等，但是10万越南人——5万工人5万士兵——应召出征抵达法国以后发现，法国士兵作战力不过如此，而越南人也可以有法国女朋友、妻子。除了与法国女性约会以外，他们把法国女友的照片寄回家，有些甚至是裸照。越南人视之为爱国行为、民族成就，他们可以挑战法国人在越南建立的殖民秩序和政治禁忌。这对越南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而未来的越南领袖胡志明——当时还叫阮爱国，在1919年前往巴黎，为祖国的独立游说，他在那里的经历对越南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战起初是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当西方列强在欧洲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时，日本认为这是千年一遇的机会。甲午战争后日本在东亚崛起，但是受到西方列强的钳制，所以一战一爆发，日本千方百计地要挤上战船，把西方列强踢出亚洲。

而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殖民地，原因也在于西方列强互相牵制，不让任何一家坐大。一战爆发后，日本虎视眈眈，中国其实处于危险境地。此时要么被动卷入，要么顺势而起，把危机变成机会。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不利的国际秩序已经在崩溃，而新的国际秩序还没有形成，中国应该主动参与建设国际秩序，这是个机会。这是梁启超他们当年的考量。

朝鲜人既没有参加战争，对它也没有太大兴趣。但是，1918年美国参战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朝鲜民族主义者和中国人、印度人一样激动。比如李承晚，当年他在美国，是威尔逊的学生，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威尔逊要给万世开太平、建立民族自决原则，深深鼓舞了他们。后来朝鲜爆发了一百多万人的大游行要求独立，这就是“三一运动”。“三一运动”成为当时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楷模，中国的陈独秀、毛泽东、傅斯年，越南的胡志明等人都曾盛赞朝鲜争取独立的斗争。所以，一战也是朝鲜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第二个方面，是这些国家在一战中有共同的、血染的旅程。14万华工，100万印度人，10万越南人，他们在一战期间奔赴欧洲战场。这些过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们，在欧洲发生了交集。作为一个集体，他们被派到欧洲，实际上扮演了拯救西方文明的角色。

日本比较特别，他们卷入一战很深，但是战场在中国青岛。这也从再次提醒我们，一战不仅跟中国有关，而且战火烧到了中国。日本挤进战船之后，派了五万人的部队，加上两千名英国兵，把在青岛的德军围得水泄不通。1914年11月德国投降。日本在亚洲打败德国以后，军事行为告一段落，没有向欧洲派一兵一卒。日本的目的是取代德国成为东亚霸主。他们在1915年提出了“二十一条”，野心昭然若揭。

第三个方面是亚洲国家集体的期待与失望。印度原以为做出巨大牺牲，可能获得自治，没想到英国没有兑现诺言，殖民枷锁变本加厉。甘地他们因此觉得一定要民族独立，从此走向寻求独立之路，到1947年终于成功。越南也一样，胡志明在巴黎和会上提交的八项诉求，法国人理都不理，最后越南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日本则是走向了二战的毁灭之路。

澎湃新闻：这本书为什么要从一战爆发之前二十年——1894年开始写起？

徐国琦：要研究中国与一战，必须回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让日本成为东亚强国，导致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中国也从此意识到要除旧布新、加入国际社会。所以，广义上的一战，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从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开始，到1945年结束，是五十年战争。印度、越南也一样，独立的种子在一战时期就埋下，二战后才实现了独立。

澎湃新闻：一战对于日本走向一意孤行的扩张有怎样的影响？

徐国琦：日本原想通过一战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他们已经相继打败了中国、俄国、德国，要成为世界强国。但是，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交种族平等提案，西方国家却一边倒地表示门也没有。这实际上对日本打击极大。所以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在一战中是失败的。何况一战之后西方列强又联合起来把日本的手脚绑住，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四国条约》《九国公约》束缚日本，日本被迫“吐”出了山东。

日本的第一部宪法以德为师，但在一战中他们打败了老师。此后日本一心一意想加入西方，在种族平等提案被拒绝以后，1924年美国修订移民法，又把日本人和其他亚洲人共同作为歧视的对象，日本人可以说是热脸贴了冷屁股，心理落差很大，所以一战之后要与西方列强分道扬镳。这种幻灭感有助于解释日本后来的一意孤行以及对华扩张政策的意图。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五十年战争”，一战和二战是连在一起的。

大人物与小人物：亚洲的“1914一代”

澎湃新闻：您曾在谈论中国与一战的文章中写过，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外交政策群体”（陈独秀、梁启超、梁士诒、顾维钧等），知识分子和言论精英对中国的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产生了空前的兴趣，中国的“1914一代”比欧洲的“1914一代”更为“老谋深算”。能不能请您谈谈“亚洲的1914一代”？

徐国琦：“1914一代”（the generation of 1914）是欧洲的概念。这一代欧洲年轻人养尊处优，享受了多年和平与物质繁荣，对参与战争蠢蠢欲动。没想到这场战争对西方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1914一代”在欧洲历史里是贬义词，他们是天真烂漫地走向战争。

中国的“1914一代”，是有理想、有谋略、有具体政策的一代。包括精英和平民，前者如毛泽东、胡适、晏阳初、李大钊等等，后者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战华工。他们都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朝鲜的李承晚、金奎植，印度的甘地、泰戈尔，越南的胡志明，日本的诸多政治和学术人物，他们都深深卷入当时的世界历史、本国历史进程中。相较而言，欧洲国家是梦游般地走进一战，他们没想到一战这样惨烈。而亚洲国家的精英们，从一开始就是有目标、有策略、有计划地走进这股历史洪流。

澎湃新闻：“外交政策群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框架，您将平民百姓也纳入其中。

徐国琦：过去国内学界没怎么注意这个概念，以往的关注点过于精英化。“外交政策群体”包括精英也包括平民，包括奔赴欧洲的14万华工，100万印度人，10万越南人。

一战华工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出国之前可能连县城也没出过，一下来到西方文明的中心法兰西，接触西方最先进的文化与物质——有一批华工是专门负责修坦克的，这是当时最前沿的军事技术。他们的工资高，粮食有特供，跟法国人一起工作，好多人还有法国女朋友。他们得以亲眼观察西方文明是怎么回事。一夜之间，他们不再是眼界狭窄的平民百姓了。

当年中国政府为什么能参与巴黎和会？为什么欧洲人要在纪念一战的时候感谢中国？是一战华工的流血牺牲，是他们的非凡旅程把中国和世界拉到一起。这个故事，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否认。

另一方面，这些奔赴战场的中国人、印度人和越南人，也在拯救自己国家的历史。晏阳初、李石曾、蔡元培等精英知识分子曾花大量时间教华工读书。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就奔赴法国，为华工服务。他后来接受赛珍珠采访，说华工是他的老师，让他找到一生的方向——平民教育运动。蔡元培专门给一战华工写教案，后来在北大新潮社出版。我们觉得华工是去谋生赚钱，但对精英们来说这是个大战略。

有些小故事也很有意思。比如法国政府特别不愿意越南人和华工待在一起，因为华工很有爱国精神，法国殖民者担心越南人受到影响。胡志明在法国时还曾假装中国人，教中文，画中国国画。这是一段有血有肉有人性的共有历史。

他们是伟大的一代人，“他们”包括精英，也包括这些小人物。

澎湃新闻：这五个国家的精英都深受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新世界秩序蓝图的影响，李承晚、陈独秀等人都曾对威尔逊寄予厚望。能否请您谈谈威尔逊这个人物？

徐国琦：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但在一战爆发时并不愿意卷入国际事务。威尔逊在1916年寻求总统连任时的竞选口号就是：“他使我们避开了战争。”直到1917年德国潜艇击沉了一艘船，有美国人遇难，美国这才被动地参战。

威尔逊是美国总统里第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做过大学校长、律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他觉得他可以让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在巴黎和会之前，威尔逊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提出“十四点原则”，建立世界和平的新纲领。

实际上威尔逊不该出席巴黎和会，因为其他与会者级别都比他低。但威尔逊自降身价、信心满满地去了，他觉得他可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但没想到美国根本没有准备好——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美国人不想做世界霸主。

另外，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这些家伙老谋深算，威尔逊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他想倡导民族自决，废除秘密条约——怎么可能？西方这些国家的外交就是建立在秘密条约基础上的。

不过威尔逊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者，是个伪君子。他出身于弗吉尼亚州，歧视黑人，又吹嘘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老牌的帝国主义者就一步步就把他带到沟里了。

但这不妨碍1918-1919年的“威尔逊旋风”、或者叫“威尔逊时刻”，让世界为之震动。中国精英对威尔逊的演说倒背如流，陈独秀说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大好人，毛泽东对威尔逊也非常尊敬。泰戈尔当时是亚洲的名人，1913年就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一本书就题献给威尔逊。威尔逊在亚洲和西方都被当成上帝。人们期待一个更公平美好的国际秩序。

当然这是昙花一现，威尔逊最终成了一个悲剧性人物。他从巴黎和会回来就中风了，后来其实是他太太秘密执政。这位美国总统一心想让美国成为世界领袖，但美国国会、美国人民一口拒绝。这是一个被全美国人抛弃了的总统。

反思被忽略的：关于一战的历史叙述

澎湃新闻：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最近被频繁提起。过去学界对1918年大流感与一战之间的关系有过什么样的研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期间病倒，究竟是何疾病没有定论（1919年4月3日因为肠胃性流感症状入院就医，五天后出院重返会议，据说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威尔逊的状态），但有人怀疑就是当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瘟疫爆发对于一战结束在1918年有没有影响？我们为何很少在传统的一战史叙述中看到那场瘟疫？

徐国琦：关于一战与1918年大流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是空白！

至少有5000万人死于那场流感，全世界每3个人中就至少有1个人感染。而全世界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和平民人数是2000万。美国有75万人西班牙流感，死于一战的人数是11万，相差五倍以上。

但迄今为止，那场流感的起源还不清楚，学界仍在辩论。我们知道它爆发于1918年3月的美国，一共有四波疫情，其中第二波最致命。所谓“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是背了黑锅——疫情起源于美国堪萨斯州，但是一战期间参战国封锁消息，只有中立国西班牙的新闻在天天报道。流感起源有美国、欧洲、中国等不同的说法，我们现在都不清楚。

按照一个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国约有100万人死于这场流感；美国有两个病毒学家说是900万。但是没有更细致的研究。据说有1500-1800万印度人死于流感，如果数字可靠，印度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瘟疫对一战结局有多大影响呢？德国当时的一位将军叫鲁道夫，他就说是西班牙流感导致了德军的失败。历史学家不完全赞同，但我们有一个观点是西班牙流感加速了德国的失败，虽然不是主要原因。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感染了西班牙流感，九死一生；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中了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威尔逊也感染了。我们知道，威尔逊当时生病以后，生理、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还没有深入的研究。

今天人类再次面临病毒的威胁，但对一百年前的这场瘟疫我们都还知之甚少。所谓“共有的历史”，就是说全人类都在一条船上。西班牙流感如此，新冠病毒也是如此，它不分国家民族，不分西方东方，富人穷人一视同仁。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题目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

澎湃新闻：这些年来您一直致力于将亚洲、中国带入一战史的书写，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关于亚洲与一战的关系，近年来有哪些进展？目前还存在哪些误解、偏见，或者尚待挖掘的议题？

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多年了，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意识到一战对亚洲的重要性，《亚洲与一战》是目前唯一一本从亚洲视野来解读一战的书。当然有政治原因，意识形态原因，也有学术训练的原因。

中国的历史研究有一个骨子里的致命伤。我们的历史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而一战史恰恰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历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人认为，一战期间中国积贫积弱，没有什么贡献；研究世界史的人对中国史则不太关注，但实际上这段历史与国际局势息息相关，只有打破学术壁垒才能做好。

另一个问题是断裂，每个朝代都说前朝是邪恶政权。北洋政府一无是处，便无法兼容一段精彩的历史。这样把中国历史碎片化、道德化，原本非常精彩的故事，最后就弄得里外不是人、没法讲。

印度长期以来是在大英帝国的叙事里、把印度作为殖民地来写这段历史。尽管现在已经有人意识到要把印度作为主角去写，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越南和朝鲜半岛更是找不出一本相关的研究。此外其他的亚洲国家，比如泰国也直接卷入了一战，派了航空部队去欧洲参战；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值得写。但国际学术圈集体忽视了这个题目。当然，这个题目难度极大，一开始我也不想做。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始终有很深的现实关怀，即思考中国，乃至亚洲，与世界的关系。您在新书中感叹，亚洲各国对一战的记忆都相当薄弱，缺乏思考，研究太少。我们今天为何、如何重审这段历史？

徐国琦：我的研究的确有现实的关照，好几本作品也都先在英文世界出版，西方人接受了这些故事。骨子里，我们这一代人比谁都爱中国，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的贡献能在世界上得到承认。

一战期间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国际形象都很正面。中国是受害者，站在道德和正义一边；国力富强的日本则反之。另外，当年的梁启超、泰戈尔、甘地他们可以和全球对话，他的价值是普遍价值。我作为历史学者，不仅是在还原他们的历史，也希望这些人文遗产能够对现实有启迪。

我认为我们要讲一个好故事、有说服力的故事，应该跳开意识形态，讲一个人类共同的故事。我希望读者能好好思考这一点：人类已经来到一个转折点，将来不是中国和外国的问题，而是全人类，是地球能不能生存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研究“共有的历史”。我写了三本相关著作，第一本是《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第二本是《亚洲与一战》，第三本去年刚刚写完，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概念。我希望这种新的视角，能够发掘那些我们通常忽视的人和事件，理解其历史贡献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