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专题|于溯:万卷,一个中古时代的收藏欲望

南京大学文学院 于溯

2020-06-24 11:0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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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48年,东魏军队趁着侯景反梁的机会南下略地,一年后基本控制了原属于梁的淮南地区。对魏军长官辛术而言,这次出征不仅给他带来了事业上的成功,还带来了一份意外财富:
及定淮南,凡诸资物一毫无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馀卷,并顾、陆之徒名画,二王已下法书数亦不少。具不上王府,唯入私门。及还朝,颇以馈遗权要,物议以此少之。(《北齐书·辛术传》)
而对于想了解六世纪萧梁王朝文化生活的读者来说,辛术的收获同样是一份意外财富:和建康、三吴、荆州那些发达都会不同,淮南早在刘宋丢失淮北以后就成为南朝的北境,兵乱频仍,是一片属于军镇与荒邑、边民与豪帅的土地;当辛术到来时,不要说沿淮地区,就连靠后方的广陵、合肥也已经被侯景屠掠过——所以谁能想到,就是在此时此地,尚能找到万卷佳本和法书名画。
万卷
在古代中国的任何时段,万卷都是个不可小觑的书籍体量,直到明清,“万卷楼”这种名号仍以其简单直白的炫耀效果而广为藏书家青睐。即使不去与卷容量弹性更大的后卷轴装时代相比,就在辛术南下之时,西魏的国家藏书还没有超过八千卷,而南朝宋齐两代国家藏书都在一万多卷,梁初始突破两万,这样看来,淮南的万卷书,当真是十分可观的。
事实上,生活在中古时期,坐拥千卷就可能被载入史册了。自宋齐好书之士如谢弘微、沈亮、褚渊、柳世隆、刘善明、沈驎士等,至唐之韦述、柳公绰,后梁之孙隲,后唐之张宪、贾馥,藏量都在千卷级。晋人范蔚有书七千馀卷,吸引远近来读者恒有百馀人;北朝魏齐间,邺(今河北临漳)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渤海(治今河北东光)人刘昼亦因往求观。这说明千卷书已经可以辐射到一个相当的地理范围、或者说可以承担起一个区域图书馆的角色了。
万卷藏书家的现身,似乎比千卷者还要早。桓谭在《新论》中提到,他的朋友梁子初、杨子林二人平生“所写万卷”,那么东汉初就有万卷藏家了。又据《博物志》,蔡邕也有书近万卷。但是此后,这个级别的藏家就从史料中消失了,再出现的万卷主人——陆澄、崔慰祖、沈约、任昉、王僧儒、李业兴、张缅、张缵、萧统,萧绎,萧勱,许亨等等,上距蔡邕皆已二三百年。而这些人里除了陆澄、崔慰祖时代稍早卒于萧齐末、李业兴是北朝人外,其馀全部活跃于梁代。
在三至五世纪之间,可能还有些藏书家的藏量数据未被史籍记录,但由已知信息勾勒出的藏书力从高峰到低谷、从低谷再到高峰的趋势,大体是有参考意义的,而且,它也可以与国家官藏的变动曲线相印证。西汉末年,国家藏书整理后计为一万三千两百十九卷,西晋达到了两万零九百三十五卷,永嘉南渡后猛跌到三千零十四卷,宋元徽间有一万五千零七十四卷,齐永明间有一万八千零十卷,梁天监间,新建立的国家藏书机构文德省有书两万三千一百零六卷(秘阁还另有一份收藏),数量重回峰值。现代国家藏书机构和出版方之间有稳定的供应渠道,但是在中古时期,官私收书路径并不差别太多,差别更多体现在实力上,换言之,秘阁不过是力量通常更雄厚的藏家。所以正常情况下,公私收藏意愿和收藏能力的变动趋势,应当是基本一致的。
不过,无论公藏私藏,萧梁藏书只是在数量上恢复到了过去——东晋以前的书籍,经过汉末和永嘉之乱亡佚惨重,汉晋之书很多已经不再会出现在梁人的书单里了。旧书渐亡,新书渐出,看似同一数量级的古今目录,里面暗暗发生着新旧迭代。
新书越出越多,而且越写越大。如果以554年萧绎被俘为限,寻找《隋志》中此年以前的大书top15,那么梁人贡献了一多半:
汉唐间书籍,绝大多数是二十卷以下的小书,超过百卷者在《隋书·经籍志》中只占百分之一点五,参照这个数据,可以感受梁人制造的大书到底有多大。如上表所示,大书多是国家工程。而国家工程的组织者自己也特别能写,《梁武帝集》四十卷,《梁简文帝集》乃有九十卷。清代学者赵翼做古今作者产量排行,梁武帝和简文帝分居帝王代表队头二名。而梁武帝经史子集儒释道书法绘画音乐无不染指,文治武功都要,诚可谓中古时期的乾隆。
国家工程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大成果丰盈了官藏目录,但这些大成果未必会进入私人藏书,私藏的新宠儿是现当代个人著述尤其是诗文作品。魏晋南北朝史籍但凡讲到某书导致洛阳纸贵、都下风靡,除了名人八卦书裴启《语林》外,基本都是单篇诗文或别集。引领风尚的畅销作家,则有谢灵运、谢庄、刘孝绰、徐陵、阳休之、邢邵等等。魏收攻击邢邵,说他在沈约集中做贼,《沈约集》一百卷,居《隋志》别集之冠,可见无论剽窃还是抓剽窃,没有丰厚的收藏是不行的。
见存隋以前诗人和诗作量曲线。统计基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因此,梁代的私人藏书家看似回归到了东汉的万卷水准,其实二者相当不同。除了藏品的构成差异外,私藏与官藏的关系也变化了。班固《汉书·叙传》在介绍其伯父班斿得成帝赐以秘书之副后,特别补充一句“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来强调所得之珍贵,这一则可见当时私人藏书之少,二也可见书籍来源的单一。前文提到的东汉万卷级藏家梁子初和杨子林两人都是郎官,而蔡邕曾校书东观,他们的万卷书恐怕也主要是因接触中秘书的机会得来(写副或赐副)。魏晋以下,除了赐书外,很多士人的藏书是承自先人,比如王弼、范蔚、谢弘微、褚渊等。和赐书一样,继承也是个比较封闭的流通渠道,而且往往要数代积累始成规模。但梁人谈论藏书,始爱用“聚书”一词,聚,意味着渠道的多样化。萧绎在《金楼子·聚书篇》中透露他的聚书来源包括赐赠、借抄和购买,他没透露的其实还有巧取豪夺。渠道多则收效快,萧绎因此四十年聚得八万卷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萧绎身份特殊,赐书却并不是他收藏的主要渠道。秘阁不仅不再是人间藏书的主要输出方,有时候反而还要寻求私藏输入,任昉死后,梁武帝就使人查阅他的私藏书录,“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梁书·任昉传》)就算“秘阁图书,例不外出”(《南齐书·羌传》)的老规矩还在,私人收藏却无须仰仗它。国家图书馆近乎寓禁于藏的垄断性已成过去,藏书家不再是秘阁的衍生物了。
佳本
辛术北归后又过了将近十年,北齐秘阁组织过一次校书工程。校书则要有校本,按照惯例,校本主要由多书之家出借,辛术和邢邵、魏收等六人都在此次被点名上借之列。辛术是否拿出了一些他在淮南的秘获呢?其他五人中有没有曾获得辛术“馈遗”者,又贡献馈遗参与了这次校书呢?淮南万馀卷宋齐梁典籍,既是“佳本”,未始没有可能通过“校”的途径,渗透到了北齐国家藏书中。
传[北齐]杨子华《校书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宋摹本
国家藏书的校勘方式,也就是古人口中的“刘向故事”,它其实包括了采访、剔复、校雠、缮写、装潢、分类、编目等一套全活。这样的“校书”,按照现代理念,可能更接近于出版一套新丛书。因此,就像一套丛书一样,最后形成官藏目录的那些书籍,其用纸、书法、版式装帧都是有统一规划的。比如刘裕灭秦,得其官藏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唐人比较梁、陈、齐、周、隋五代官书,说:
梁代有大同、大通年所写书,卷末有校书沈长文、孟宝荣署记。
陈代有太建、至德年所写书卷,权端、胡琛、李真、戚邕、虞综等校。皆用短幅黄牒纸,文字拙恶,书尾者名微位卑,多不审定。
齐、周书纸墨亦劣,或用后魏时字……又无当时名辈书记。

隋代旧书最为丽好,率用广陵麻纸缮写,皆作萧子云书,书体妍妙可爱。有秘书郎柳调、崔君儒、明馀庆、窦威、长孙威德等署纪,学士孔德绍、彭季彰、李文博、袁公直等勘校。青赤二色琉璃轴,五色绮带,织竹帙,紫玄黄表上织成有“御正”、“御副”等字。(《集贤注记》)
官书有定式,私人手里的书籍则未必,尤其到了“聚书”的时代,追求的就是五花八门。像萧绎喜好元嘉版,在藩时“又于江州江革家得元嘉前后书五帙,又就姚凯处得三帙,又就江禄处得四帙,足为一部,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并是元嘉书,纸墨极精奇。又聚得元嘉《后汉》并《史记》《续汉春秋》《周官》《尚书》及诸子集等,可一千馀卷。”又好小字书(细书),拥有《周易》《尚书》《周官》《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各一部。又好巾箱本,使人写得《前汉》《后汉》《史记》《三国志》《晋阳秋》《庄子》《老子》《肘后方》《离骚》等合六百三十四卷,“书极精细。”可见私人收藏虽然和官藏一样强调好纸张好书法,但并不追求后者那种定于一尊的统一美学,在版本上更能拥抱多样性。
田晓菲曾指出,萧绎书单里有不少重复的常见书,说明那些书只是收藏品,所以他的八万卷里多有副本。(见《芳帙青简,绿字柏熏:六朝与初唐物质文化的一个侧面》)这里的副本,严格地说是同书异版,萧绎也拥有真正的副本,如“《五经》正副本”,但数量似不多。我们看萧绎详细记述他如何以江革、姚凯、江禄家书辛苦补配得全帙,最终却没写明这到底是什么书,这也说明他的兴趣点所在。好收佳本,就不免得到许多同书异版,这其实颇能给私人书目增添声势。萧绎有元嘉版 《后汉》《史记》,有巾箱本《前汉》《后汉》《史记》《三国志》,在东州时还写得过《前汉》《后汉》《史记》《三国志》各一部。《史记》一百三十卷,《汉书》一百卷,《后汉书》一百二十卷,《三国志》六十五卷,上列这些史书加起来已经超过千卷了。官目中诸书只有唯一版本,所以一书只计一次,至于同书异版、副本则不会参与正御目录的统计,而法书画卷、内典道书通常独立编目,亦不入四部目录统计。但从《金楼子·聚书篇》看,私藏目录是可以把副本、法书画卷、内典道书一并列入的。以上这些区别,让官私目数据比较时官藏可能要“吃亏”,毕竟在藏书卷数上超过了官藏,并不意味着在藏书种类上超过了官藏。
但梁代私人藏家亦有在种类上下功夫的,如上文提到的任昉,又如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馀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梁书·王僧孺传》)凡此“异本”型藏书家,所求重点就在稀见书,因此可以从种类上挑战官藏。这样看,萧梁有佳本型和异本型藏家,不过萧绎的聚书单中也有别人赠送的“异书”,藏家们并不非佳即异,只是各有侧重罢了。后来北齐秘阁向辛术等人借校本,总共借来三千馀卷,就已经“五经诸史,殆无遗阙。”(《北齐书·樊逊传》)以此推论,萧梁动辄万卷甚至两三万卷的藏家,藏品中佳异本占了很大比例。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也是“物”本身。如果异本代表着人们对知识的追逐(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佳本则代表着一种对“物”的欲望(关于这一点,可以参前揭田晓菲文)。在文学史上,萧梁是一个对物有极高鉴赏力的时代,对好物,诗人歌咏之;对佳人,诗人将其物化以歌咏之。《颜氏家训》说梁朝贵游子弟“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於左右”,这是梁人在历史中留下的一个著名负面形象。但《颜氏家训》这里的观察方式本也就是当时咏物诗的方式:堆积意象,罗列好物。无论贵游子弟,还是他们的批判者,都在以捕捉“物”的方式感受这个世界。佳本,正是物的猎手走进书籍史的猎获。
淮南
辛术在淮南的事迹,其实是借用《史记》的模板写作的。《史记·萧相国世家》说,刘邦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律令图书的书,是指户籍簿册、档案文书之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籍,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它常被史家偷换概念以刻画爱书之人:
(吕)布之破也……太祖又给众官车各数乘,使取布军中物,唯其所欲。众人皆重载,唯涣取书数百卷,资粮而已。(《三国志·魏书·袁涣传》引《袁氏世纪》)
及克统万,世祖赐诸将珍宝杂物,顺固辞,唯取书数千卷。(《魏书·李顺传》)

不过,虽然事出同一模板,辛术和袁涣、李顺还有些差异。一方面他所获更多,一举得到中古时期的最高级别藏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他那里爱书籍和爱财货不仅不构成强烈的价值取向对比,反而合一了——书籍就是财货。来自萧梁的书籍在北方可以馈遗“权要”,意味着它并非一般的礼物,而是功利性的期待着交换的货物。这再次让我们看到六世纪书籍史的新动态:书,至少某些书,已经不仅是阅读物,还是收藏品,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还是物本身,因此也是价值的载体。
《隋书·经籍志》盛称梁武帝治下“四境之内,家有文史。”然而,让辛术大获丰收的淮南,并不是普通的“四境之内”;辛术的收获,也不是普通的“文史”;这万卷书的拥有者,也不会是普通之“家”。那么,赫然出现在淮南的万卷,它们曾经的主人都是谁?它们为什么被带到这里、留在这里?侯景之乱前,江淮间书籍和艺术品总量有多少?它们之间有没有在此地通过公私渠道流入北方的?淮南,是否始终有一条通向北方的交易渠道?辛术带走了梁人万卷,却给后人观看梁代书籍史留下了一个窗口。

在梁的淮南荒乱之地,东魏人尚有搜书意识,那么当西魏军队攻入江陵,萧绎四十年所聚并萧梁官藏就在眼前时,北人岂能不全部打包带走。然而,正如我们都已经知道的,萧绎在被俘前焚毁了绝大部分藏书,他最后那句“读书万卷,尤有今日”的哀叹,好像是对蓬勃发展的萧梁藏书事业的一个总结。书被和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这倒不是第一次。梁元帝焚书,很像是与秦始皇的隔空对话:书籍,其实根本无法使人变成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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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余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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