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本书环游地球︱开罗：《一千零一夜》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五周 第二天

开罗 《一千零一夜》

世上有一千零一种《一千零一夜》。没有哪两份手稿全然相同，就算是译成同一种语言，不同的译本之间也常常千差万别，而且不同的读者对这些故事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读法。自从安托万·加朗（Antoine Galland）首先将《一千零一夜》译成法语，让这些故事举世闻名之后，成百上千的作家和艺术家都为他们自己的时代，或是出于自己的目的，重新想象了《一千零一夜》，其中有芭蕾舞剧，有绘画，甚至还有最近出版的一本科威特漫画书。

我们中的许多人第一次接触《一千零一夜》（重重删节之后的版本）时还是孩童，而即使作为成年读者，我们也清楚自己正在进入的，是围绕一个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巴格达铺陈展开的魔法世界。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一千零一夜》其实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之中，尤其是开罗的现实。《一千零一夜》有一组核心故事，最初是创作于波斯的（因此框架叙事里的人物才会有波斯名字，山鲁亚尔也才会被设定为萨珊国王），而这个现在已经散佚的故事集，可能已经又借用了印度以及阿拉伯的传统故事。但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主要来自两个说故事的中心：大马士革和开罗。相对较短的流传于叙利亚的《一千零一夜》，其中从来就没有试图真正记录一千零一个夜晚的故事，“一千零一夜”这一说法只是在虚指“数量庞大”而已。有的人更喜欢这个传统。在侯赛因·哈达维（Husain Haddawy）给自己翻译的诺顿版译本所作的序言里，他盛赞自己钟意的十四世纪叙利亚手稿为“幸运的发育不全”的成果。相对的，他对更晚近也更博大的在开罗流传的《一千零一夜》（见于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手稿里）则不屑一顾，说它“结出了大量的毒果最后几乎要了原型的命”。

然而正是在开罗流传的版本才能最完整地体现《一千零一夜》生生不息的博大，况且这些故事的冲击和影响早已超过了任何文学或历史上的“原型”。博尔赫斯在他充满启发意义的《一千零一夜的翻译者们》一文里高明地道破，这些故事意旨不在于呈现巴格达生活的截面，而在于“对古代故事的改编以使其符合开罗中产阶级粗鄙甚至低俗的品味”。好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新的故事和诗歌被加进《一千零一夜》中。好些最著名的故事，包括阿拉丁和阿里巴巴的故事，都是经加朗之手进入《一千零一夜》的，而在此过程中加朗的顾问，来自阿勒颇的说故事人哈纳·迪亚卜（Hana Diab）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参与其中。

与加朗是在君士坦丁堡和叙利亚收购手稿不同，《一千零一夜》著名的英语译者爱德华·雷恩（Edward Lane）在1820年代就生活在开罗。和他之后的理查德·伯顿爵士（Sir Richard Burton）一样，雷恩的译本里满是对阿拉伯世界风土人情的描写，让他的读者俨然置身于雷恩自己经历过的场景中。雷恩不光是译者，还是一位画家，而在这幅画稿里他描绘了驼队进入哈里里可汗大市场的一幕。

画中还藏了个小玩笑：那位在画面左侧抽水烟的先生不是旁人，正是身穿土耳其服饰的雷恩自己。我喜欢幻想他画完这幅画稿之后，就去菲沙威咖啡店喝茶了。

《一千零一夜》中的很多细节都表明，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些故事既源自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大马士革和开罗，也同样源自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或者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巴格达。在著名的《巴格达的脚夫和三个神秘女郎》里，有位女子雇用了一个脚夫来搬运她在市场购买的种类繁多的商品，她买的东西有土耳其榅桲、希伯伦蜜桃、大马士革睡莲、阿勒颇葡萄干，还有开罗、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出产的各类甜点——而这些丰沛多样的商品正是身处大马士革或者开罗市场的说书人的听众们环顾四周就可以见到的。

甚至连什么算是神奇，都是由不同的文化建构出来的。在《巴格达的脚夫和三个神秘女郎》里，雇了脚夫的女子邀请他进入自己和两个姐妹共同生活的宅院。在那里他们脱去衣物在喷泉里洗浴，还玩起了跟性有关的猜谜游戏，然后一起一边讲故事、吟诵诗歌，一边饮宴。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欢宴：三个游方的苦行僧，人人都瞎了一只眼，他们来拍门化缘。三姐妹邀请他们进来，条件是僧人们要给她们讲神奇的故事以供消遣，同时不得东问西问。这时又响起了一阵敲门声：这次来的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他在宰相贾法尔和掌刑官迈斯鲁尔的陪同下在巴格达微服出游。他们也被邀请了进来，然后一场讲故事的盛宴就此展开。在阿布扎比纽约大学任教的保罗·奥尔塔（Paulo Horta，《神奇的窃贼》一书的作者，这是一本关于《一千零一夜》英语译者们的优秀著作）告诉我，当他在北美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学生们在意的是诸如脚夫遇到会变成狗的女人、以及苦行僧们会遇见有超自然神力的伊夫利特（ifrits，译者注：伊斯兰教传说中的恶魔）这样的事情是多么匪夷所思。与此相对，他在阿布扎比的学生们则认为许多此类细节都相当说得通，令他们惊诧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三个女人，没有男人独自生活？这怎么可能？”

之前我把薄伽丘的《十日谈》称之为世界上首次谈话疗法，因为薄伽丘是在朋友的陪伴帮助下才从相思之苦中解脱出来的。然而或许山鲁佐德还在薄伽丘之前就这样做了，因为她通过长达三年的故事疗法治好了山鲁亚尔国王嗜杀的疯狂。在叙利亚流传的《一千零一夜》框架故事的结尾，山鲁亚尔国王只是简单赞颂了山鲁佐德的贞洁、智慧和雄辩，他还说“通过她我知道了忏悔”。而在更长也更晚的、在开罗流传的《一千零一夜》尾声，则显而易见有更多心理活动。“啊，睿智而狡黠的人啊，”山鲁亚尔感慨说，“你告诉了我不少神奇的事，还有许多值得思考之事。我听你讲了一千零一个晚上的故事，现在我的灵魂已改头换面满是欢愉，它带着对生的欲望而跳动。我感谢真主给你的嘴涂上了如此能言的芬芳，给你的额头盖下了智慧的印章！”

《一千零一夜》中这些无比神奇的故事，除了可以用来抚慰人心，也可以用作政治手段。不光如此：作为物质存在的书籍本身也可以有政治意义，正如我们在巴勒斯坦艺术家兼活动家艾米莉·雅各尔（Emily Jacir）2007年创作的令人震撼的博物馆装置艺术品《一部电影（一场演出）的素材》里所看到的。她的作品哀伤的灵感来自于1972年瓦埃勒·祖埃特（Wael Zuaiter）暗杀事件。祖埃特是一位巴勒斯坦翻译，同时也是巴解组织驻意大利的代表，他被以色列指控（支持祖埃特的人坚持这完全是个错误）参与了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的以色列运动员屠杀事件。当摩萨德特工暗杀他的时候，祖埃特正在将《一千零一夜》翻译成意大利语；他被暗杀之后，在他身上发现了一本《一千零一夜》——上面有一个贯穿了整本书的弹孔。

这本书被赠予了雅各尔，她的反应则是创作一件艺术作品以及一部关于这个作品的电影。首先她定做了一千本空白的书；然后她使用和摩萨德同一种型号的手枪开枪击穿了每一本书。然后她在200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搭建了一个艺术装置，接着下一年又在纽约的惠特尼博物馆搭建了另一个版本的艺术装置，在一个房间里一排排摆放着这一千本带着弹洞的书，象征着祖埃特没能活下来翻译或者写成的书。而在惠特尼博物馆展厅入口周围，一整面墙都展示着被子弹击穿的那本《一千零一夜》每一页的照片。

        

雅各尔的装置艺术是对早逝生命的感人纪念，也是《一千零一夜》在今天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证言，它借由一位今日的山鲁佐德——艾米莉·雅各尔她自己——在新的政治环境里发挥了作用。明天，我们将会看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是如何在他的《阿拉伯的夜与日》（又译《续天方夜谭》）里创作他自己的当代文学/政治版的山鲁佐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