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 一周书记:马雅可夫斯基的乌托邦及……赌注

李公明

2020-06-25 14:2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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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赌注: 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与爱情》,[瑞典]本特·扬费尔德著,糜绪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736页,148.00元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和他的“楼梯诗”我们并不陌生,二十世纪初叶俄罗斯先锋派前卫艺术如何与十月事变一拍即合也是我们听过的故事,但是有更多的细节和真实过程仍然是未知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俄国文学教授本特·扬费尔德的《生命是赌注: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与爱情》(原书名: Med livet som insats: berättelsen om Vladimir Majakovskij och hans krets,2007;糜绪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不仅是一部有权威性的马雅可夫斯基传记,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作者从马雅可夫斯基的生平创作与他的朋友圈入手,展示了一幅文学与时代政治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图景。马雅可夫斯基与布里克夫妇的爱情与友谊,激情、欲望的漩涡激流,政治与美学先锋派的相缠相斗,高层阴霾与特工魅影,在时代风云与个人命运之间呈现的悲剧色彩与英雄气概,所有这些都扣人心弦。一口气读完这部超过七百页的传记,最令我感慨的是两点:一,马雅可夫斯基将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了那场革命,最终也被它吞噬;二,一个阳光灿烂的四月早晨,一颗手枪子弹击碎了三人行的爱情与友谊组合,“也预言了三十年代噩梦的降临,它杀死了曾经的乌托邦理想”(第3页)。关键是“杀死了曾经的乌托邦理想”,这才是诗人生命的真正“赌注”。
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学时代就涉足政治,革命是他的最大启蒙者。坐牢,阅读文学,进入俄罗斯先锋文艺的圈子,他的罗曼史和嗜赌史也由此开启,从此他无法逃脱在艺术、政治和爱恨情仇之间的残酷撕裂,直至死亡。他对政治的敏感与天真是一种奇特的结合。1912年底,未来主义者们的第一本合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刊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两首实验诗《夜》与《晨》。他们以到外省各地巡回演讲的方式向社会宣传自己的美学运动,有些地方的警察因马雅可夫斯基在政治上有前科而禁止讲演,有些地方则派了很多警察出现的会场上,马雅可夫斯基对此感到非常激动:“除了我们,还有哪个诗人能配得上这番大场面……一行诗能抵十个警察。这才叫诗!”
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推翻了君主制,成立临时政府,引发了社会各阶层改革社会的政治热情,作者描述当时的社会氛围是“政治的春天降临,空气中充满了自由的气息”。“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推翻专制后俄罗斯政治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笼罩在上空的仍是获得解放的欢快之情。”(112页)在二十世纪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转折时刻,在日后的历史回顾中总是令人嘘唏不已。在革命、解放、自由的氛围陶醉之中,马雅可夫斯基期待的是艺术创作的自由,他的口号是“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万岁,不受政治干涉的自由艺术万岁!”。后来所有事实都证明,马雅可夫斯基的思想是浪漫的和不切实际的,他在革命激流中垒起了自己的乌托邦。
“十月革命”后,许多人都认为布尔什维克下台只是个时间问题,马雅可夫斯基采取的是观望态度,他没有写颂歌迎接十月革命。1917年秋天写的《我们的进行曲》和《革命颂》只是笼统地表现了高涨的情绪,并末对任何具体的政治路线表示支持。但是与此同时他正在写的《给俄罗斯》却在内容上有本质差异。诗中的“我”是一只“舶来的鸵鸟,/长着诗节、格律和韵脚的羽毛”,它成了异乡之客,最后发现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好吧,用冰鄙的一抓把我撕扯!/ 用风的剃刀刮我的羽毛。/ 就让我,/ 一个舶来的异乡客,消失于所有十二月的狂暴。”这就是他对革命的矛盾态度,在革命漩涡中他永远是“舶来的”,是永远的“异乡客”。扬费尔德在注释中还谈到一个重要的事实:这首诗在1919年首次刊登时被错误地标为1915年或1916年的作品,这里隐藏着政治上的原因:1919年的“政治正确”已不再允许宣称这样的诗是1917年写的。(119页)做过文本校勘的,对这种时间政治学或许也不陌生。
革命后在莫斯科的“诗人咖啡馆”既是未来主义艺术家的,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聚集地,这当然不是巧合。1918年4月14日“诗人咖啡馆”被取缔,与契卡消灭政治无政府主义的日子(4月12日)几乎重合,这正好标志着俄国革命的无政府主义阶段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终结。1918年1月,卢那察尔斯基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成立了造型艺术处,主要任务是改革艺术教育。正如作者所说,这个机构的组建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先锋派的游戏规则。(158页)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秋全面接管了政权,国民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是赞成还是反对。季诺维也夫警告那些还在观望的知识分子:身处这个时代,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同志们,我们别无选择。”(159页)于是许多从前的怀疑者和批评者都放弃了原先的立场,开始接受新的政权。
当然,只要愿意合作,在初期还是有一段好时光:造型艺术处也欢迎未来主义和先锋派,甚至成为他们的堡垒;从1918年秋季开始,“先锋派”、“左翼艺术”和“未来主义”似乎已成为近义词。但是,这种景象只是昙花一现,当局对未来主义者的敌意很快表现出来。从1918年底到1919年初,当局对未来主义者的批判越来越频繁和猛烈,“未来主义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是由列宁亲手钉下的,后者声称未来主义者‘往往把最荒谬的矫揉造作的东西冒充为某种新东西,并且在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抬出某种超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未来主义者失去了报纸阵地,造型艺术处的人员组成也有了变化,俄罗斯先锋主义作为国家官方文化意识形态的短暂时期就此告终。(164页)
1920年3月马雅可夫斯基写完了革命长诗《150000000》,该诗出版后他就寄给列宁,并“致以共产未来主义的问候”。没想到列宁非常反感,认为该诗“胡说八道,尽是蠢话,十足的蠢话,装腔作势”。马雅可夫斯基对此感到既愤怒又绝望。1920年12月,党通过了《关于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决议,宣布未来主义是“荒谬”和“扭曲”的。马雅可夫斯基在那首起初叫《第四国际》、后来改名为《第五国际》的长诗中作了回应,对此扬费尔德强调“必须在1921年诗人和党的领导层之间发生冲突的背景下来审视它。面对党的领袖的尖锐指责,先锋派诗歌的领袖报之以诗行,这些诗赞颂革命的精神实质,并且捍卫诗人与当局平等对话的权利。”(197页)应该注意的是,在领袖与诗人的对立冲突中,关键的问题不是诗人不革命或者反对革命,而是由于诗人坚持要进行彻底的革命,即精神革命;不是诗人要脱离工人和无产阶级,而是要真正联合工人进行精神革命。这是否也是他的乌托邦?
1921年初在镇压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叛乱之后,领导层被迫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挽救危机。但是经济自由化必须用强化的政治控制来作为补充。结果是契卡获得更大的权力,文艺界的第一批牺牲品是古米廖夫和勃洛克。前者被控“积极协助起草反革命宣言,并承诺在起义时帮助一群知识分子和旧军官与该组织建立联系”,三周后被枪决;后者得了重病,高尔基等人请求中央同意将其送去芬兰治疗,却未获批准就去世。作者的评述是:“古米廖夫是1917年后第一个被处决的作家……体现出的不仅是对生命的蔑视,还有对知识自由和艺术创作的态度。释放给知识阶层的信号非常明确:缺了你们也没啥大不了的。”(203页)而“勃洛克的死标志着一百年前由普希金开创的伟大俄罗斯诗歌传统的终结,也标志着公民要看上面的脸色才能生存下去的新时代正式拉开帷幕。找到了比沙皇时代禁书更为有效的方法:直接解决作者。如今,一个垂死之人能否被送去芬兰疗养都不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了。”(207页)1919年9月十位著名学者接连被捕,高尔基向列宁提出抗议和质疑:“除了是绝望的表现、意识到软弱的表现,或者,归根结底,是想为我们自己没有天赋而复仇的表现外,这种自卫手段还能意味着什么?”后者在回应中断言逮捕是正确且必需的,并且嘲讽“那些自诩为民族大脑”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大脑,而是大便。”(208-209页)1921年10月,高尔基离开了俄罗斯。
1922年3月5日,政府报纸《消息报》刊发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开会迷》,这是对苏维埃体制日趋增长的官僚化进行的一次机智、凶猛的抨击。这首诗受到列宁的正面评价,马雅可夫斯基正确理解了这一政治信号:只过了两天,他又发表了一首关于同一主题的诗《官僚颂》。如何看待他的“时来运转”?作者说“这一切看起来又很有损尊严,因为马雅可夫斯基被置于——他也将自己置于——一种依赖于领袖恩典的境地。他明白这一点吗?他是否明白,创作这样的作品会给他的天赋——以及诗人的声誉——带来极大的贬损?其他人都明白。在那些担心马雅可夫斯基会滑向功利艺术和政治忠诚方向的人中,就有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施塔姆——拒绝用自己的诗歌来顺应时代与政党要求的两位苏联领衔诗人。”(229页)这是历史的大哉问:你明白吗?
1922年秋季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根据列宁的指示,一百六十多名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数学家和其他知识阶层代表被驱逐出苏联,目的是在任何政治反对派尚未形成前便消灭它,托洛茨基说这是“布尔什维克式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无法知道马雅可夫斯基对这些事件的真实想法,他很可能认为驱逐是革命成功的某种必要条件,也是那些选择站在革命一边的人通常的想法。因此他和其他留在苏联的作家都没有提出抗议,甚至都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作者认为“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正在俄国发生的道德贬值。在沙皇时期,当局如若做出这种行径,一定会引起强烈的抗议。”作者接着补充说,“沉默也反映出布尔什维克在知识阶层和全体民众中施加的压力——这要归功于契卡。”(259页)
实际上,马雅可夫斯基的二重性和乌托邦贯穿了他在革命后的全部创作,他既要革命和共产主义,又要有真正爱,既希望艺术独立,又愿意表示诗歌应该服从政治,甚至认为诗人有义务完成“社会订货”。扬费尔德分析马雅可夫斯基是想表明自己并非“同路人”,而是比党本身更为共产主义,渴望得到理解。(390页)另一件事件是1928年3月国安机构宣布揭露了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在顿涅茨克矿区沙赫蒂的阴谋,接着进行了充满偏执妄想的政治氛围的审判。马雅可夫斯基马上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诗作《暗害分子》,支持对工程师们的政治指控。作者认为“这首诗写得粗陋原始,在政治上非常天真;或许马雅可夫斯基是接受订货写了这首诗——当时《共青团真理报》是他的主要雇主。但这并不是辩护的理由。”(446页)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在扬费尔德看来,“马雅可夫斯基既不是机会主义者,也不是犬儒,但他在政治上太天真,因为渴望参与建设一个全新的、更好的社会,他表现出的盲目使他无法看出类似案件实际上阻碍了这种发展;……但他并不嗜血,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他也明白帕斯捷尔纳克明白的那个道理—— 暴力并不是出路。”(447页)也是在1928年1月,他写了一首题为《皇帝》的诗,讲的是1918年沙皇家庭被处决的事件。在诗中,十年后诗人来到沙皇家族尸骸被抛弃其中的矿井前,他说:“共产主义者和人/不能够残忍嗜血。”他认为即便从共产主义的伦理来讲,杀害沙皇一家也是不道德的。(449页)
接下来的1929年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是“大转折的一年”,意识形态清洗在8月以对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和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批判达到最高潮,这两位作家因在国外发表自己的作品而受到谴责。巴黎侨民报纸《最新消息报》的一位评论家写道:“这是自俄罗斯文字诞生以来,俄罗斯作家头一次不仅承认审查制度的存在是有益的,还谴责试图通过在境外出版来逃避审查的做法”,“沙皇政权数百年来没能做到的事,反动年代最残暴的‘精神扼杀者’未曾想过的事,如今在最短时间内用最简单的方式实现了——即宣布实行某种作家连环保制度。如今在审查领域的创新可真不小:他们用对书籍作者的审查权代替了对书籍的审查权。”(517页)根据组织的要求,作家们纷纷表态支持批判,马雅可夫斯基也发表了题为《我们的态度》的声明,在承认自己没读过皮利尼亚克等人在国外发表的作品后,他表示“我将完成的文学作品视为武器。……在乌云愈发密布的今天,这相当于在前线叛变。”(同上)扬费尔德对此的评论是,“他的做法也表明,不仅仅是整个苏联社会,就连马雅可夫斯基个人在这段时期也遭受了道德贬值。”(518页)
在书中作者不断谈到契卡与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圈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内容。革命后的苏俄情报机构与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关系笼罩着种种神秘的氛围,作者在书中敏锐而又审慎地论述了这个主题。1920年6月8日,作为文学和语言学家的奥西普·布里克成为了莫斯科契卡“第七秘密处专员”,作者不知道其背后的原因,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奥西普被认为足够可靠。该处的职责包括监督过去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布尔什维克对这些人的了解很肤浅。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据说谢尔盖·叶赛宁写了两句诙谐短诗,被人贴在奥西普家的门上:“你们以为这儿住着语言学家布里克?/这里住的是为契卡卖命效劳的谍特。”(176页)不过,奥西普为契卡工作的事情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国外侨民中都不是秘密。作为他的朋友和亲人,马雅可夫斯基和莉莉也不觉得这是一件让他们觉得可耻的事,作者指出契卡分子当时在他们眼里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英雄,不能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待当时苏联人对欧格别乌(契卡是其前身)的看法。(521页)另外,无论他的职责是什么,只要他能够和愿意,便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保护那些被盯上的人。更不要说为契卡的工作几乎打开了通向所有地方的大门,为自己要办的事情提供了很多方便。1923年12月底以后,奥西普就不再为格别乌工作,但人脉关系显然还留着。马雅可夫斯基在1926年结识了乌克兰在欧格别乌领导人瓦列里·戈罗扎宁,另外一个重要的格别乌人物是雅科夫·阿格拉诺夫,他成功混入了莫斯科的各个文学圈子,甚至有传言说莉莉向阿格拉诺夫提供了有关知识阶层动向的情报,并在某段时期与他保持着亲密关系。作者认为有很多迹象表明莉莉的确向安全机构的员工提供了她认为他们会感兴趣的情报,丽塔·赖特则讲过了莉莉有一次试图招募她在柏林的俄侨圈子当线人。作者承认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525页)
在俄国革命的领导层中,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哈林与革命后的文艺尤其是先锋文艺的关系也值得重视,他们在不同发展阶段中代表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解、缓和甚至不乏自由色彩的倾向。1925年7月发表的由布哈林起草的《关于党在文学领域的政策》中有一项具有原则意义的重要内容是党支持“不同小组和不同派别的自由竞争”,但是党不能在文学形式领域中将自己束缚在任何一个流派上,在对文学进行总体领导的同时,不应支持任何一个文学派别 。这份决议得到绝大多数文艺家的支持,作者认为无论同时代人还是后来的分析者都将这份决议视为“自由主义”的。但是扬费尔德同时也指出,令人担心的是许多作家正争先恐后想成为宠儿,而他们过去曾坚定地反抗沙皇的审查制度,也曾在十月事变后反对以政治控制文化。托洛茨基对当代文学和未来主义的分析表明他有很强的洞察力,曾向马雅可夫斯基询问未来主义的美学理论,后者于1922年9月1日给他回复了《关于未来主义的一封信》(后收入马雅可夫斯基全集,但未标注收件人),详细论述了未来主义的美学特征。但是“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仍是根据政治价值而非美学价值来评判文艺作品这种苏联传统的首创者之一。”(363页)
写于1929年12月的长诗《放开喉咙》标志着作为一个货真价实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回归’”。诗中“表达了诗人那些不为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情感——孤独感和孤立感。……《放开喉咙》是一个响亮的政治宣言,但在其中也能听到我们在其早期作品中遇见的那种痛苦和绝望……《放开喉咙》实际上就是诗人的告别。”(560页)1930年4月14日,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房间开枪自杀,“从这一刻起,马雅可夫斯基的生平就掌握在了以欧格别乌为代表的国家政权手中”。晚些时候,所有报刊编辑部都收到宣传指令,规定马雅可夫斯基的死讯只允许通过俄通社传播。(610页)欧格别乌负责组织葬礼,指派特工去了解公众的情绪,《真理报》公布自杀消息以统一口径:“自杀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原因”。然而,在以后的岁月中诗人还要经受第二、第三次死亡。在他死后几年遭受社会的冷遇与遗忘之后,由于莉莉写给斯大林的信而被迅速“封圣”,他的生平和作品被按照政治准则进行清洗、重塑,他的名字出现在纪念碑、城市街道和广场上,帕斯捷尔纳克说这是诗人的第二次死亡。第三次是当苏联的大厦倾塌时,诗人再次从课本与书店的货架中消失,马雅可夫斯基再次死亡。他身后发生了两次死亡,但他都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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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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