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流行下，从人类中心到人类主体的确认

文/陈根

自COVID-19被世卫组织定义为全球大流行以来，其已成为当前影响全球经济、政治走势最重要的变量，疫情扩散范围和持续性也一再刷新各界的预期。

这样的疫情，对人、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范围和深度，在过去百年的历史上都是一个新高。有观点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世界大战。因为即使在世界大战期间，经济也没有像病毒影响这样而造成停摆，也没有让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危机与挑战。

在这样的历史性疫情下，关于疫情对经济、社会以及世界政治格局影响的讨论纷至沓来。但这些讨论与分析，却很少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回溯与思考，从而对人类的行为作出调整。事实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尽管疫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但对于疫情的最终影响，可以说我们仍然未知，但这远非绝对。

从疫情下暴露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无序失效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普遍抬头，都离不开对中心主义的讨论。疫情已经用一个自然发出的信号，提示我们思考我们所支配的世界。这也将对疫情过后我们对自然的关系重建产生必要的影响。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世

在过去的伦理道德观念中，人类同自然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人类由于同自然相比力量过于弱小而一直渴望能够征服自然，因此人类的伦理选择始终都是努力建构自然征服者的伦理身份。

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源头，最早可以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又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的思想中窥见。这种将能否为人所用作为事物存在根据的思想影响了柏拉图，导致他从人的理念出发构造以人为中心的世界。

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著述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更为明确具体。他在《政治学》中表示：“自然不可能毫无目的、毫无用处地创造任何事物。因此，所有的动物肯定都是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即动物的价值就是为人提供服务，人是动物的主宰，人不对动物负有道德义务。

在中世纪的神学体系中，上帝不仅创造了人，而且还创造了以人为中心的万物，因此人是万物的主宰。托勒密“地心说”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认为人类不仅在空间位置上处于宇宙的中心，而且在“目的”意义上也处于宇宙的中心，因此人是世界万物的主宰。这种思想催生了以神学目的论为主要思想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诞生。在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作为认识论哲学的基础，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主张“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演变中，培根和洛克都强调知识的力量，主张人要做自然界的主人。笛卡尔和康德都强调人要做自然的统治者，做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他们都坚持把人作为理解自然的标准，完全从人的利益出发评价世界。

18世纪以后，数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选择科学改变了自己在自然界的弱势地位，能够在某些方面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改变自然。我们制造枪支猎杀动物，改进渔具捕捞鱼虾，发明药物对付蚊虫，采集煤炭驱走寒冷，砍伐树木修建房屋，修建道路方便通行。

同时，人类所拥有的强大能力，正在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也由此诞生，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说：“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这个‘人类世’或者‘人类时代’，这也是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第一次成为塑造地球上所有生命维持系统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人类的行为已经几乎成为影响地球面貌的重要力量。

现在，“人类世”这个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讨论的概念和说法。2019年5月21日，英国著名科学杂志《自然》报道，权威科研小组“人类世工作组”投票决定，正式向国际地球科学联合会提出申请，在地质年代表上加上“人类世”，起始时间为20世纪中期。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1950年以后的数十年中，地球的一些地质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全球气温和海平面都发生了异动，与过去1万多年来的变化趋势截然不同。

新冠病毒： 自然敲响的警钟？

某种程度上，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的主人或是最重要的统治者，人具有了超越自然的力量，具有了摆脱自然束缚的能力。但恩格斯也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将对我们进行报复。”

在COVID- 19流行以后，联合国环境署（UNEP）发布了一个被命名为“新冠病毒：自然敲响的警钟”的视频.在这个视频中，联合国环境署指出：“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大流行是自然向人类敲响的警钟，我们对自然的破坏已经危及到我们自身的生存。平均每4个月就会出现1种新的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其中，75%的新发传染病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而且，由于我们猎杀野生动物，对野生动物自然栖息地造成破坏，导致很多动物和植物的消失，这给人类的生态健康带来了威胁。

正是由于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病毒不容易传播转移到人的身上。而随着人类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越来越多。再加上不法者非法猎杀野生动物和进行野生动物交易，病毒更容易传染给人类。

COVID-19与2003年的SARS冠状病毒以及2012年的MERS冠状病毒同属于冠状病毒科β属，都是一种人畜共染病毒。医学至今也未能确定这种病毒的来源、出现原因及中间宿主，尽管有研究指向病毒的第一携带者是来自蝙蝠。但要证实从蝙蝠如何传播到人类身上的这个传播链条，这条科研路依旧曲折迂回。

目前，已知地球上存在大约170万种未知的病毒。这些病毒传染给人类之后，很多都会像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一样，是人类所未知的，使我们难以抵御。这次的病毒出现以后，人们期望能找到治疗的药物以及控制传染病的疫苗，但由于野生动植物的减少，我们应对这种未知传染病的资源也在减少。

此外，在世界聚焦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的健康和经济危机之际，西伯利亚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在经历反常高温。据外媒报道，5月，这个广阔的俄罗斯地区有些地方的地表温度已经比平均温度高出10摄氏度。即刻的后果显而易见：冰雪加速融化，大面积野火较早发生，永冻层融化。西伯利亚的这波热浪还有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影响：永冻层的融化将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释放到大气中，很可能加速全球变暖。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的活动，但是各国正在采取任何协同行动的证据很少。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政府正准备于11月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而中国已经显示出的种种迹象表明，刺激经济的需要大于使用更多低碳能源的愿望，中国正以自2015年以来最快的速度批准新建燃煤电厂装机容量计划。欧洲被证明是一个例外，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将气候计划置于其1.85万亿欧元经济复苏努力的核心。

但是问题在于，仅凭一个“绿色”欧洲，远远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在世界的排放量中，只有9%多一点来自欧洲，相比之下中国的排放量占24%以上。鉴于遏制气候变化事关重大，挑战的艰巨性不应成为阻碍行动的因素。

人类中心到人类主体的确认

难以否认，人类的活动的确已经使人类走在危险的边缘了。当前传染病的流行对全人类造成了重大影响，甚至是生命的丧失和经济的倒退。人道主义危机兴起，各国政府已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来应对COVID-19的紧急情况。随着经济的重建，或许我们还应该抓住的机会是对气候变化采取同样大刀阔斧的行动，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去中心化的过渡。

去中心化不是否定人类的主体地位，只有确认人类从中心到主体的身份，才能确认人类应负的责任，才能找到人类危机的解困之路。人类不能成为宇宙或自然的中心，但是可以成为保护自然的主体；人类不能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但是可以成为自然的保护者。自然作为客体，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都难以做到这一点。要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消除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只有确定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主体作用才能做到。

实际上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危机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因此只有人类自己才能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人类在进行伦理选择的过程中，尽管认识到环境同人类的美好生活密切相关，人类可以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也可以保护这种环境。但事实上却总是事与愿违，人类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人通过进化获得了人的形式，进入伦理选择阶段。伦理选择就是人通过教诲分清对错、善恶，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伦理选择就是人类要认识到自己作为主体存在的价值以及在解决生态危机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从而真正选择一条符合人类伦理的科学道路。人类的正确选择，应该是解决生态危机而不是制造新的危机。

这场疫情正在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动荡，除非我们找到匹配的应对方法。对于疫情的最终影响，我们仍然未知。疫情后的世界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甚至人类也将面临危机。但这并不是必然，我们还有选择。更重要的是，我们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