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以色列：《失踪的档案》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七周 第三天

以色列 米沙尼 《失踪的档案》

小说《失踪的档案》（The Missing File）是这样开篇的：时间将近晚上，阿维·亚伯拉罕（Avi Abraham）侦探相当疲累，这时来了一位女士，说她年少的儿子那天下午放学后就没回家；她请求阿维帮她找到儿子。阿维以为女士担忧过头了，安慰她说，她儿子很可能只是偷偷去看望女友，或者偷着抽大麻去了，并且突然冒出一句：“你知道为什么希伯来文学里没有侦探小说吗？”然后继续吐槽：

我们的文学里没有侦探小说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些种类的犯罪。我们这里没有连环杀手；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绑架；街上也少有袭击女性的强奸犯。在希伯来世界，如果有什么犯罪，犯案者通常不是邻居，就是叔叔、祖父等身边的人，用不着大费周章就能探明真相，找出犯案者。总之，我们生活里没什么是他人不太知道的。

显然随着故事的推进，米沙尼（Mishani）会让阿维大跌眼镜的。

阿维所描述的情形大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阿拉伯世界，那是米沙尼生活并长大成人的阿拉伯世界。像奇玛曼达·阿迪契一样，米沙尼是早熟的读者，而且和她一样，他能找到的书——至少是他最喜爱的侦探类书籍——都是英国进口的。他有一篇题为《希伯来侦探之谜》的文章，里面是这么所说的：他八岁就是柯南·道尔迷，十二岁时，他已读完住家附近公共图书馆里所有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我站在图书馆的侦探小说的书架前，书架上几乎没有我没读过的侦探小说，我问自己：现在怎么办？世界上真的没有其他可以读到的侦探小说吗？”

米沙尼接着说，种族、阶级和民族主义等问题限制了以色列侦探小说的创作，而反映阿以冲突的惊悚和间谍小说大行其道，摩萨德情报局和以色列国家安全局辛贝特则是小说的主角。这些小说里，国内发生的常规罪案由当地警察负责侦查，当地警察主要由米兹拉希斯人（Mizrahis），他们是中东或北非血统的犹太人。他们的工作似乎不具有国家层面的意义，亦无精彩可言。

米沙尼的小说则使这一切得以改观。他的侦探小说情节跌宕刺激，出人意表，小说人物情感丰富，形象丰满，已然是世界侦探小说的一道风景。和唐娜·莱昂一样，米沙尼也是侦探小说这一最具国际化的文学流派的积极分子，通过小说把特拉维夫郊区霍隆——他的小说里最常出现的地方——的生活气息逼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此，他也和莱昂一样，受到了文学界的褒扬。

正如我们在《路加福音》中看到的，一部作品在海外传播时，其意义也会发生变化。米沙尼的小说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其本土色彩变得更浓郁了，而其国际化也愈加强烈。我们比较一下《失踪的档案》希伯来语版（2011）与2013年的美国版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希伯来文版的《失踪的档案》（Tik ne'edar）封面是一个设计特别、非常醒目的背包少年——从细节看，标题的希伯来用语也巧妙双关——“Tik”一词的意思是“包”或“文件”——暗示男孩丢失书包（情节中的一个关键线索）并从此身不由己，卷入谍海。封面设计的重点在于如何去解开谜团，而不关涉本土或国际的意味。相形之下，美国版封面是为国际读者重新设计的：作者名字由德罗尔·米沙尼（Dror Mishani）变为更具英国色彩的“D.A.米沙尼”（D.A.Mishani），封面上还有全球畅销书“瓦兰德探案”系列推理小说的作者亨宁·曼克尔（Henning Mankell）醒目的推荐语。和封面强调国际化路线风不同，美国版的封底又主要针对本土读者。

封底顶端的描述告诉读者小说发生在“特拉维夫安静的郊区”，而封底中间的推荐语则强调“故事的发生地相当特别，也非常迷人”，最后一句推荐语则称，“读完米沙尼的这些发生在这些非常特别的地方的惊心动魄的侦探小说后，读者们正急切等待他系列小说的下一部的面世”。

我第一次对米沙尼感兴趣是在2017年，那时我和我的欧洲同事路易丝·尼尔森（Louise Nilsson）、西奥·德哈恩（Theo D’haen）一起编辑《作为世界文学的犯罪小说》的选集。我们收录了当时在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的玛彦·伊坦（Maayan Eitan）的一篇精彩文章，她认为侦探小说给人的只是一种肤浅和浮面的地方色彩，因此对所谓的侦探小说具有真正的地方色彩的看法持怀疑态度。她还引用了米沙尼的崇拜者、北欧侦探作家亨宁·曼克尔作品中的一段进行说明：

瓦兰德离开大楼时，警察局和伊斯塔德医院几乎为夜色吞没。已经过了晚上七点。走到克里斯蒂安斯塔德斯-瓦根街(Kristianstads-vägen)，他右转，到了弗里德姆斯-加坦街（Fridhems-gatan），他再次右拐，然后就消失在夜行者的行列里。……他尽可能不去跟随街上行人的步伐，而是一再提醒自己走慢点，再慢点。那是9月初一个令人愉悦的夜晚。他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不会再有这样美好的晚上。

伊坦随后透露，她是和我们开了个玩笑——这段话实际上取自米沙尼的小说。她要做的只是换了几个名字（霍隆理工学院换成了伊斯塔德医院，菲希曼街变成了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瓦根街），就把一个令人愉快的以色列的5月夜晚变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同样让人愉悦的9月的一个晚上。

伊坦的观察是精准的，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有时甚至不必改换名字。阿维小时候生活的社区现在有了一些新来的国际品牌连锁店，小说是这样描述的：

列维·瑞美兹（Neve Remez）和奇尔亚特·沙瑞特（Kiryat Sharet）是他一直生活的两个老旧社区，如今两个社区之间的沙丘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公寓楼、一个公共图书馆、一间设计博物馆和一座购物中心——在暗夜里发着光，像是月球上的空间站。在去奇尔亚特·沙瑞特的途中，街道左侧闪烁的都是Zara、Office Depot和Cup o'Joe等商店的霓虹招牌，他打算穿过街道，走进那座购物中心。

然而，地方差异依然存在。就像福音书作者对希伯来圣经的引用一样，这样的描述对阿拉伯本土读者的刺激远胜过那些外国读者。对米沙尼的同胞而言，光是小说里人物的名字就能引发某种米兹拉希（Mizrahi）移民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血统的“萨布拉斯”之间的种族紧张的暗示，譬如读者从沙拉比（Sharabi）和曼苏尔（Mantsour）这样的阿拉伯语名字就大致知道他们是米兹拉希人。这种差异可以从一个辛贝特官员对阿维屈高人一等的招呼语中看出：“那位官员说话的口吻，就像餐馆老板对最底层的洗碗工说话一样，尽管他的年龄和级别可能都比他小。”即便如此，外国读者对这样的种族间的差异并不会如此敏感。

还有一些地方差异非常强烈的地方，甚至在译文里也能感觉到。譬如小说写阿维和他心不在焉的父亲，还有他总是紧张兮兮的犹太母亲的那段滑稽而尴尬的互动：阿维因探案需要，得去布鲁塞尔，途中他接到了母亲的电话（他大概是文学作品中唯一在探案过程中接到母亲这样的电话的侦探），母亲说她已经查看了比利时的天气预报，是下雨天，要他把自己裹严实一些，以免淋湿。令人更郁闷的是，失踪男孩的母亲原来是一个被虐待的妻子，在她所处的环境中，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选择：“她看上去一脸茫然。她不习惯做决定，也不习惯坚持什么。‘我不知道他是否出事了’，她说，‘但他不会像这样消失的。’”后来，情况更糟了，“她的呜咽声变弱、非常压抑、时断时续，像被关在门外的狗一直试图进去屋里发出的那种声音。”

《失踪的档案》兼具地方色彩和世界因素，孰多孰少不存定论，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程度的感受。熟悉以色列背景的读者会感受到更多的地方色彩，而其他读者则可能更多关注米沙尼犯罪小说的世界因素。谈到这一点，我最喜欢是阿维作为主人公的第二部小说《暴力可能性》（Possibility of Violence）的开场白：他和他的斯洛文尼亚裔、比利时籍女友玛丽安卡（Marianka）坐在布鲁塞尔公园的长椅上，他放下手里的“一本鲍里斯·阿库宁（Boris Akunin）的小说”，想稍稍休息一下，这时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走过来和他们搭讪。阿维没有意识到，他那时完全沉浸在鲍里斯·阿库宁的《冬天的公主》（The Winter Princess）开场的那一幕（《冬天的公主》是鲍里斯·阿库宁以夏洛克式英雄伊拉斯特·彼得罗维奇·范多林为主角的系列作品的第一部）。阿维还以为自己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比利时大侦探波洛的家里，但他忘了自己刚刚到了阿库宁的出生地沙皇俄国。这时候，正如《失踪的档案》的引言中所说的那样——摘自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他们是怎么碰见的？像所有的人一样，是萍水相逢？”事实上，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作者的精心安排，正如米沙尼将他的以色列侦探小说完完全全地放进世界文学宽广无边的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