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黑暗与烈火之间的……下一次

美国黑人作家、社会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将是烈火》（原书名: The Fire Next Time，原书出版于1963年；吴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7月）是一本真正的小书，全书由两封信组成，中译本连文末一篇中国学者写的近四十页的“跋”在内也不到六万字。但是正如《卫报》的那句评论所讲的，“身为美国黑人到底意味着什么，鲍德温对此的描述可能是二十世纪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它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表达对种族歧视的控诉和与怨恨，而是以个人经历和感受阐述“身为黑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议题的种种复杂内涵，同时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与期望，在当时这是很多知识分子不会公开讨论的话题。因此这本小书一出版就引起很大反响，成为当年的全国畅销书，有评论者说“它振奋了整个国家，并向新兴的民权运动发出了热情的声音。” What do Negroes want ?美国黑人到底需要什么？当时很多美国人想从这本书获得答案，鲍德温回答了这这个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些强烈的反响，鲍德温的照片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书中第一封信是最早刊登于《进步》杂志的《我的地牢在震动》，是鲍德温在美国黑奴解放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日时写给侄子詹姆斯的公开信，讲述了历代非裔美国人如何经历不公平的遭遇和内心的痛苦感受而幸存，并提醒侄子要有爱和信心，要有勇气改变现实，追求卓越。这封信只有几千字，语言很朴素，情感和思想却非常丰富和深刻，非常感人。他对侄子说的是理性的肺腑之言，也是对包括各种肤色族群的美国人说的。他知道侄子那一代要走的路还很漫长，他鼓励侄子说：“詹姆斯，这会很艰难，但你来自那些坚强的农民，那些摘棉花、修水坝、建铁路的人中间，要在最可怕的不平等中，获得一种绝对而不朽的尊严。”（10页）他提到那些坚强的底层人民，把这种经历身份看作是获得力量与尊严的自我认同。那种感情在我们成长的岁月中也有过类似的体验，从农村、工矿通向校园和广场，像青年高尔基和一位大学生辩论的时候所讲的，“我们的信念是从皮肉熬炼出来的”。鲍德温告诉侄子不要相信别人的话，要相信自己的经历，相信只有爱的力量可以使我们幸存下来，相信不管你来自哪里，通向未来的道路都没有被限定。

第二篇《十字架之下》最早发表于1963年的《纽约客》，既是写给美国人民的信，也是他自己的精神成长回忆录。鲍德温从回忆自己十七岁时遭遇的信仰危机谈起，从更多方面深入地描述在美国种族主义恶梦中黑人的痛苦遭遇和心理感受，以及无论是黑人、白人在面对对方及自己的时候遭遇的种种心理障碍。他在回忆中揭露了基督教堂的伪善和迷恋权力的白人统治者对暴力的依赖，也深入探讨了在政治、经济等多种社会框架之下的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鲍德温警告白人说，即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须做出改变，否则的话总会有一些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他简直就是苦口婆心，力图要大家建立彼此认同的共识：“黑人和白人如果真要组成一个国家，实现对彼此的认同，成为成熟的个体，那么我们深深地彼此需要。创立一个国家已经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任务，现在并没有必要成立两个分属于黑人和白人的国家。”（107-108页）在这时候，鲍德温还是怀着信心和乐观的精神描述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与根本途径——全书最后的这段话在今天读起来尤其使人感到震撼和深有感慨：“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假设，未来就在我们手里，我们已经不能去设想其他可能。如果我们现在负起自己的责任——我指的是那些相对清醒的白人和黑人——就必须像爱人一样坚持或者创造彼此的自觉，也许还能一起结束这场种族的噩梦，成就我们的国家，改变世界的历史。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敢做，预言恐怕将会降临到我们的身上，那首由奴隶改写自《圣经》的歌是这么唱的：上帝给诺亚以彩虹作为标记，不会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将是烈火！”（116页）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这部小书写于六十年代初期，但是最近在网上看到美国今天的读者评论把它与当前的抗议运动联系起来，人们普遍认为这本书并没有过时。

鲍德温从个人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思考的深刻性与复杂性，应该足以使人们明白对美国黑人处境的认识绝不能仅仅依靠和相信表面上的统计数字，而应该同时进入那个社会的意识氛围和美国黑人的内心世界中去。“只有当你真的相信你自身就是白人世界所叫唤的那个‘黑鬼’时，你才可能被彻底摧毁。”（第4页）这是在黑人的受难意识中的自我认同问题，也是对有关“黑鬼”等侮辱性称呼的深刻揭露——在称呼的污名化背后是对精神和意志的摧毁。“你出生的这个社会，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残酷、清楚地标示了，你是一个没用的人类。没有人期待你去追求卓越，而是希望你接受自己的平庸。”（第7页）这种对某个群体的标签化和潜意识中的遏制动机不仅仅出现在种族歧视之中，在我们的经验中也普遍潜藏在对社会底层的公共话语与管治措施中。由于普遍性的歧视与压迫，黑人的集体受迫害狂会造成他们对社会的敌意。鲍德温指出，“对美国黑人来说，罪人总是白人，这是一个我们并不需要费力就能得到的事实，因此每个黑人也都面临着成为偏执狂的危险。在一个完全充满敌意的社会中，当它的本质似乎就是决心要除掉你，当在过去已经犯下滔天罪行的屠杀现在每天还在进行，那么人们就几乎不太可能区分真实的伤害和幻想出来的伤害。……大多数黑人都不能冒险假设白人比他们的肤色更具人性。尽管难以察觉，但不可避免地，这会导致一种人们总是期待并且容易相信最坏的情况的心理状态。……一个黑人不敢相信白人会这么对待他，他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会遭受如此待遇。而当他意识到这与他的行为毫无关系，白人就是想要毁掉他——这完全是没来由的——那么他把白人视作魔鬼就顺理成章了。”（75-76页）如果人们不能或不愿意深入感受和理解这段话中所包含的痛苦与思考，如果人们仍然只是看到或强调黑人在反抗斗争中的某些过激行为，那么对于当今许多冲突悲剧的发生原因就缺乏感同身受的理解。而且事实上许多黑人尽管有这种受迫害的偏执狂心理，但是当他们面对充满敌意的暴力执法时仍然首先表现出无奈的顺从，而不是马上就呈现出过激的反应。

在鲍德温的思想表述中，“他们”是关键词之一。“他们”是谁？当然首先是指美国白人，比如当他说“多年以来，他们有无数的理由去相信黑人低白人一等”（第9页）的时候，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在全书中第一次出现的“他们”是这样的：“我知道这个世界对我的弟弟做了什么，我也知道他是如何从这一切之中幸存下来。但更糟糕的是，这是我的祖国和同胞所犯下的罪，正因如此，不管是我还是时间和历史，都不会忘记他们。他们过去，此刻仍在摧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根本不想了解。”（第5页）在鲍德温的思考中，“他们”有远比种族身份要复杂得多的内涵，关键不是任何身份标签，而是对待这个世界的价值立场、善恶态度、行为以及给人类世界带来的后果决定了“他们”是谁。可能令有些读者难以接受的是，在上面这句话和接下来的论述中，鲍德温所讲的“他们”都是指向国家、祖国、社会、同胞，而且与“犯罪”有联系：“正是……你的同胞们，让你一出生就置身于和查尔斯·狄更斯笔下一百多年前的伦敦差不多的处境里。”（第6页）“这个看似无辜的国家让你在贫民窟里出生，事实上，它本来的意图就是让你死在那里。让我说得更明白一些吧，因为这是问题的核心，也是我和我的国家之间的根本分歧。”（第7页）这就是黑人所面对的“他们”——“同胞”和“国家”，他没有用“白人”这个肤色标签，当然更为深刻，也更有普遍性意义的伦理批判和政治批判涵义。这是“我和我的国家之间的根本分歧”，这是必须认真思考的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根本问题。

鲍德温也指出了“他们”的困境，那就是他们无法面对黑人有可能获得尊严和成就的那种状况，他们害怕那会导致失去自己的身份，他们一直相信和希望对黑人的压迫将使他们得到安全，黑人正在逐步觉醒这个事实使他们正在失去对现实的把握。但是他同时对自己的黑人兄弟说，那些白人也是你的兄弟，“我们必须带着爱，去迫使我们的兄弟看清自己的面目，停止逃避现实，并开始改变它。”（10页）关于黑人的觉醒，鲍德温还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父辈对年青一代的觉醒和决心反抗不公平的歧视总是感到恐惧，“一种对这个孩子在挑战白人世界的设定、让自己走上毁灭之路的恐惧”（28页）。这种代际隔阂更是反映出深藏在父辈心中的痛苦与恐惧。

对白人世界和基督教会的道德伪善的揭露，是鲍德温思想中非常深刻的部分。他指出美国清教徒总在幸福与道德之间画等号，但黑人有绝对的理由去怀疑，他们创造和积累的金钱不是因为他们多了不起地遵守了基督教的美德。极力宣传道德口号但自己从未那样做过，这样的“道德教育”仍然能够欺骗很多人。鲍德温看得很准确：“那些被白人世界宣扬但并不实践的道德，只不过又成了另一件制服黑人的工具罢了。”（24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关于非暴力的道德议题，因为在许多即便赞成社会抗议运动的人看来，“和理非”是一条不能冲破的道德准则，在看待黑人抗议运动的时候尤其是这样。所以鲍德温说， “非暴力被认为是黑人的美德——我在这里讨论的并非种族的道德准则，那是另外一回事——这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白人不想让他们的生活、财产或自我形象受到威胁。于是他们便更经常这么说。”（66页）这当然是一个真实的原因，问题是我们不能认同。道理很简单：在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压迫中并不缺少暴力作为强大后盾的因素；如果没有暴力压迫，高墙与鸡蛋之间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悬殊。因此，在鲍德温看来这种对于黑人抗议者提出的非暴力道德是伪善的。当然，这时鲍德温的思想还是温和的，反对以仇恨解决种族矛盾，到六十年代晚期他才产生了变化。对于基督教会的伪善，鲍德温有自己的亲身体验，“走上布道坛，就像登上剧场，我在幕后，看得到幻觉的制造过程。”他说那种伪善是一种比肉体的伪善更深刻、更致命、更细微的伪善，他对那些与自己共事的人毫无敬意，而且知道如果继续干下去，他也会看不起自己。当他在主日学校里讲课，给孩子们讲温柔的耶稣，告诉他们为了得到永生的特权，要和自己在地上的厄运和解，他觉得自己是在犯罪。他后来批判了某些黑人基督徒总是以宗教作为接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安慰剂。“我想说的是，教堂里根本没有爱。爱只是仇恨、自我仇恨和绝望的面具。当布道结束，圣灵的神迹就结束了，走出教堂的门口，救赎就不复存在了。”（41-43页）

那么，在“我”和“你”与“他们”之间又存在什么关系呢？什么是“你”应该明白和记取的呢？“试着记住这一点，他们相信的，以及他们做过的并且让你为之受苦的事，都并不能证明你低人一等，恰恰证明了他们的残暴和恐惧。”（第8页）的确是这样，“他们”的残暴与恐惧是并存的，这是“他们”与“我们”众多关系中的一个方面。“无论怎么说，那些剥夺黑人的自由，并且无时无刻不从这种剥夺中获利的白人，是没有任何道德立场的。他们拥有法官、陪审团、猎枪和法律——简而言之，他们拥有权力。但这权力有罪，它使人害怕，但不令人尊敬，且终将被战胜。”（24页）这既是“他们”的力量，也是“他们”必定要失败的根本原因。

“现在，如果美国政治和社会结构不发生彻底、深远的变化，黑人的处境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改变。而美国白人显然不仅不愿意促成这些改变，而且懒散到不能想象它。同时必须指出的是，黑人自己也不再相信美国白人的善意——即使他们曾经相信过。”（95页）鲍德温在五十多年前说的这句话简直就是对今天的美国说的，今天在面对各地黑人示威、抗议甚至骚动的时候，一些官方或商业机构做出的那些对黑人的生命观念、权利表示同情和支持的话语及举措更像是作秀，并不能真正带来“彻底、深远的变化”，无法真正改变黑人的处境。鲍德温在那个时候就深刻指出，“美国白人现在满足于他们那种‘表面文章’的姿态。一个确凿的例子是，他们在庆祝1954年最高法院禁止学校内种族隔离的判决，尽管已经累积了大量反证，他们仍认为这是彻底改变的证明，就像他们喜欢用的说法——进步。也许吧。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进步’这个词。我认识的大多数黑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冷战的竞争，以及非洲完全获得民族独立，政治上他们必须得到原先的主子们的后代的承认，这个巨大的让步并不可能实现。如果真是出于爱与公平，那么1954年的判决早就出现了，如果不是因为那个艰难年代里的权力现实，它可能也不会这么早到来。”（96-97页）这是对历史的艰难进步的清醒认识。

语言是鲍德温在写作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在这两篇书信体的文章中首先表现了他在非裔基督教会做过三年牧师的经历对他的语言的影响，那时他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而频繁做布道，并且倾注了极大的激情。正如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的那样，而且他自己也同意，他的文体和语言中有一种布道感，那种语言、句子节奏和描述来自圣经的影响。1987年托尼·莫里森为詹姆斯·鲍德温撰写的悼文中敏感地指出鲍德温著作中的语言的批判性，认为他剥下了美国社会的英语中的那种安逸和舒适、伪造的安慰、虚假的无知，剥下了它的借口和伪善，使美国的英语真正变得诚实、具有人性和世界性。鲍德温对黑人经验能否被充分表述充满怀疑和悲观的态度，他说“几乎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美国黑人的命运。这种经验的隐秘性才刚刚得到语言的承认和描述，一直以来都是被官方和流行话语所压抑否定，——因此才有了黑人的习语，这种经验证实任何试图要厘清它的体系。事实上，关于黑人的真相——无论作为历史存在，还是作为一个人——总是故意而残忍地对他们隐藏。”（76-77页）语言危机也是至今仍然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乔治·斯坦纳从语言角度切入时代症候，追问“在极权主义制度下，语言与它讴歌的危险谎言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大众消费者的民主制度下，语言与它重载的庸俗、模糊和贪婪之间是什么关系？”（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在他看来，纳粹极权政治的野蛮与语言的腐化是结合在一起的，并受语言的推波助澜而日益严重。他甚至从德语的变化中看到语言的滥用、僵化和暴力的巨大危险：“鉴于纳粹统治下的德语状况，我在其他地方也表明，当语言从道德生活和感情生活的根部斩断，当语言随着陈词滥调、未经省察的定义和残余的语词而僵化，政治暴行与谎言将会怎样改变一门语言。”（同上，34页）

从该书书名来看，“烈火”应该是一个主题和关键词，但在全书中只是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书前的题辞，另一次是《十字架之下》，也是鲍德温原书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同一个出处：“那首由奴隶改写自《圣经》的歌是这么唱的：上帝给诺亚以彩虹作为标记，不会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将是烈火！”（116页）有意思的是，该书中译本的封面设计远比原著封面更能突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烈火”意象：黑、白、红三种色块的对比非常强烈，在顶天立地铺满整个封面的英文和中文书名之下，黑色的底色中隐约看到鲍德温的那只“青蛙眼”，表达了强烈的“关注”喻意。“下一次将是烈火”这个书名和这个封面结合在一起，可以使人产生把鲍德温与当下的美国黑人抗议运动连结起来的联想，同时更能激起我们对于“烈火”与黑暗对抗的想象。关于“烈火”，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的是“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后来有了“宙斯送来了生命之火，余焰还在慢慢地燃烧。”再后来，是“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 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看起来都与鲍德温的“烈火”有相通之处——反抗黑暗与寒冷。在黑暗和寒冷中，每一次火的点燃都带来希望与信心。目睹火堆熄灭、黑夜沉沉，总是很难过，此时的反抗成了一只只能在心中狂吠的疯狗——法国著名剧作家让-克劳德·卡利耶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这几句话总是让人眼热。有火焰就有灰烬，这是所有政治中的现实，哈佛政治学者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Grant Ignatieff）的《火与烬: 政治中的成与败》（Fire and Ashe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Politics）以“火”喻政治理想，“烬”是失败的象征。尽管他个人的政治生涯遭遇挫折，但是作为政治学者的理想火焰没有完全熄灭，他认为没有理由对人类的政治彻底失望，因此在全书的最后向青年人发出呼唤。在这个意义上，鲍德温所讲的“下一次将是烈火”也是对青年人发出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