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博文评《六朝遗韵》︱在齐梁的星空下

“万里风清悲白鸟，六朝踪迹倚黄昏。”东吴至陈三百余年的六朝时代，为南京周边遗留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在历经了千年烟雨的石垣碑阙、斜阳草树之中，尤以南朝陵墓石刻最为耀眼，其兼具雄浑与灵动的造型艺术引得古今无数的驻足赞叹，是如今南京、丹阳等地的城市名片。

南朝陵墓石刻，指的是南朝宋齐梁陈四代设置于贵族墓前的神道石刻，包括有翼神兽、石柱、石碑等，是东汉以来在墓前开辟神道、设置石刻这一传统的延续。现存原址的南朝陵墓石刻有三十余处，分布于南京、丹阳、句容三地，另有部分石刻收藏于博物馆中，主要是齐梁两代的作品。

作为六朝时期最重要的文物遗存，南朝陵墓石刻不仅受到文物考古和艺术史等领域研究者的关注，还引起了许多民众对历史文化的热情，将石刻作为文化遗产旅游的目的地。时至今日，南朝陵墓石刻相关研究已有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三个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确认现存各处石刻的墓主；二是厘清神道石刻的完整配置；三是探究石刻艺术形象的来源。对于不从事专业研究的爱好者，在探访石刻时同样会思考自己要看什么、怎么看、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记录的问题。王勘、邵世海编著的《六朝遗韵——沿着朱偰先生的足迹》（以下简称《遗韵》）一书从不同角度对这两方面的问题给出了回答。

绝知此事要躬行

《遗韵》在开篇部分即梳理了南朝陵墓石刻考察、记录和研究的简史。有关六朝陵墓的记载常出现在唐宋以来的史籍和文学作品中，但对于陵墓石刻的专门性考察研究要晚至清末，最早的调研成果当属清末旅居南京的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司铎张璜用法文撰写的《梁代陵墓考》（1912）。此后谢阁兰（1917）、伊东忠太（1925）、关野贞（1928）等外国学者也对石刻进行过考察和著录。

南朝陵墓石刻考察研究的热潮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这一时期中文著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家朱希祖等人编写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1935），与其子朱偰1936年出版的《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其中《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一书全面考察了当时已知的石刻，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辅以作者的综述与研究论文，是同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品。《遗韵》的副标题为“沿着朱偰先生的足迹”，即因为本书结构借鉴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的框架，还使用了部分朱偰当年的拍摄的照片以展示石刻周边环境近百年间的兴替，亦表达了追慕先贤的情怀。

名不正则言不顺，对南朝陵墓石刻开展记录和研究，首先要弄清各石刻对应的墓主人。遗憾的是，除了梁文帝建陵、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等几处石刻有文字自铭外，许多石刻上并无文字可考。史籍方志中对六朝陵墓的方位往往语焉不详，只有大致的距离方向，有些记载甚至存在错漏和误导，宋人杨万里就有“除却钟山与石城，六朝遗迹问难真”的感慨。

事实上，书中的许多谬误都是作者未曾实地踏查所致。宋代以来金石学研究日益昌盛，金石学家常借宦游的机会寻访当地的文物古迹，但对传统学者而言，“迈开腿”始终要比“翻开书”难得多，士人群体中徐霞客式的壮游其实十分罕见。晚清金石大家叶昌炽任甘肃学政时曾往酒泉视察，在当地见到了敦煌藏经洞流出的文书绢画，以他的见识必然知晓这些文物的价值，然而面对千里之遥的路程，他终究没有亲往莫高窟察看，敦煌遗书也终未逃脱散佚的命运。

相比之下，近代以来中外学界重视实地踏查的精神对历史研究大有裨益，考察不仅能帮助学者在史地文献中去芜存真，更能形成超越书本的直观认识。朱希祖在《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就综合分析了史料和实地考察成果，订正了一些错误记载，还考订了各失考墓主人的名位。参加了此次调查并担纲摄影师的朱偰则在《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中以照片配合文字介绍的方式对各处石刻逐一述录，并就墓主名位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的看法。上世纪五十年代将南朝陵墓石刻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各石刻的定名多参考了朱氏父子的意见。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出土文物又为石刻墓主的考订提供了有力证据。梁南平襄王萧伟墓、梁桂阳简王萧融墓等石刻都因考古出土了墓志而确定了墓主。即使是没有出土文字资料的墓葬，也可通过墓室形制、遗物等信息与石刻、文献记载互证，为寻找墓主提供线索。以往认为的陈文帝永宁陵石刻，其墓葬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羽人戏虎”“竹林七贤”砖雕和“普通七年”“中大通二年”等铭文砖，将墓主人与梁昭明太子萧统联系在了一起，陈文帝陵的旧说也因此被否定。

《遗韵》的主体部分即追摹近代学者考察报告的风格，以实地考察为基础，对每处石刻的位置、类型、数量和保存状况进行记录，佐以石刻的历史与现状照片，并简述现代对石刻进行的移动、修复，同时注重对考古发掘成果的转述。对墓主存在争议的石刻，还会列举不同的观点并提出作者的意见，如齐宣帝永安陵石刻与齐高帝泰安陵石刻墓主的名位应当互换、齐明帝兴安陵石刻墓主并非萧鸾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曾与作者就南朝陵墓展开过交流，了解到作者的许多独到见解，如兴安陵石刻实为梁武帝祖父墓、墓前石刻与陵口石刻同为梁武帝后普通至大同年间频繁祭祀祖陵时创建；宋武帝初宁陵石刻非宋、陈武帝万安陵非陈；现存南朝陵墓石刻几乎全部为齐梁两代作品等。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对齐梁陵墓的选址布局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颇有创见。但不知为何，这些已经成熟想法却并未收入《遗韵》中，可以说是一大遗憾。

陵阙石仪今安在

作为文物中广受关注的大“IP”，南朝陵墓石刻身上仍有许多未解的谜团。大量石刻早已在岁月侵蚀下毁坏湮灭，侥幸留存至今的也大多残缺不全。从《遗韵》中对现存石刻的描述来看，南朝陵墓完整的神道石刻配置应当至少包括一对有翼石兽、一对石柱和一对石碑，但各处石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有的甚至仅残存一个石碑龟趺座。而为数不多的几处保存石刻较多的墓葬，却又带来了新的疑问。以梁文帝建陵为例，现存石刻虽有残损但尚属齐全，但在石兽和石柱之间却多出了一对未见于他处的方形石构件，功用难解。再如梁南康简王萧秀和始兴忠武王萧憺兄弟，《梁书》记载了萧秀死后有四位高士同时为他撰写碑文，墓前形成了“古为之有也”的四碑并立，但在萧憺墓前却也有四通石碑的遗迹，事于文献无载。是否弟弟眼红哥哥的前无古人，自己便来个后有来者？更令人疑惑的是，萧憺墓前除一对大型石兽外，还有一对小型有翼石兽，体量形态又不似石柱柱头所置者，亦不见于其他石刻组合中，其来源和位置也难有定论。

《遗韵》一书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照片，主要包括石刻历史照片（以《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中收录的照片为主）、石刻的整体与局部照片、遗址所在环境的航拍图三种类型。在短短数年间，陈武帝万安陵原本露天的石刻住进了保护房；梁建安敏侯萧正立墓浸泡在水中的石刻上了岸；原本在在萋萋荒草中的梁临川靖王萧宏墓变成了城市公园；渣料厂正步步逼近齐武帝景安陵的一对石兽。若与上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照片相比，石刻的面貌和周边环境更是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令人叹息的是，齐高帝泰安陵（1968年被炸毁）等几处石刻已经不可能再有现状照片来与过去对比，只遗留下旧影供今人缅怀。吊诡的是，《遗韵》中拍摄于近年的照片竟也险些成为石刻的“遗像”。位于南京栖霞的狮子坝南朝失考墓石刻曾于2016年被人盗走，虽经公安机关侦破后追回，但并未放回原处，本书收录的原址照片也成为石刻在田野环境中最后的记忆。

《遗韵》还详细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对南朝陵墓石刻进行的移动、抬升、保护修复等活动。以陵口石刻为例，原本分据萧梁河两岸的一对石兽先在1957年京杭运河拓宽时被北移四百五十米，1973年的萧梁河拓宽拉直工程又将河西石兽西移七十米。齐梁两代的皇族源自原籍山东的兰陵萧氏，六朝在今丹阳境内侨置的南兰陵即是萧氏南渡后新的郡望。齐梁贵族自南京返乡谒陵惯走水路，行至陵口即进入祖茔的范围，这一对与帝陵神道形制相同、体积为现存南朝石兽之冠的有翼神兽为萧氏守护着祖宗门户。而人为的扰动若不加记录，时过境迁后难免会混淆视听，或误认石兽为神道石刻，或忽视两兽本为一对。《遗韵》中的记录就如古建筑的修缮碑记，可铭记变迁，以正后人视听。

从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南朝陵墓不仅有神道石刻，还应有包括房屋、围墙在内的陵墓建筑。但在石刻配置尚难厘清的情况下，想要寻觅陵园的踪迹更属奢望。南朝陵墓的地面建筑应当塌毁，诗人陆游在《入蜀记》中记录的陵口南梁陵墓，已经没有地面建筑乃至陵墓封土的痕迹了。江苏各地六朝墓的考古发掘中，对陵园建筑基址的情况也鲜有揭露。《遗韵》一书对南朝陵墓的地下建筑空间有较多着墨，书中有专文对墓室中“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文化内涵进行探讨，并未谈及南朝陵墓的地面建筑及陵园形制。在资料即为匮乏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也只能寄托于未来对陵园区域开展全面的调查和发掘。

流云曼翼何处来

讨论南朝陵墓石刻的艺术特征，必然绕不开艺术形象的源流问题。《遗韵》一书对南朝陵墓石刻中有翼神兽、石柱两种题材的源流进行了梳理，认为有翼神兽的形象脱胎于春秋战国以来广泛出现在青铜器、画像石中的翼兽，直接继承自东汉的大型圆雕有翼石兽，有许多实物遗存可供印证；神道所立石柱即是《宋书》中所谓的“标”，墓前立标并书写墓主身份的传统同样可以与东汉以来的文献和实物相对应。这一概括准确抓住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脉络，但未能触及一个关键问题，即这种与传统石刻艺术风格迥然不同的大型圆雕为何会在东汉突然出现。

西汉时期以动物形象为主题的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霍去病墓、汉甘泉宫遗址等处的石刻。这些石刻的共同特点是不对原石形状进行大的修饰，只在表面雕出面目手足，风格较为原始抽象。然而，对有翼神兽这一形象的表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玉器中就已炉火纯青，与其认为西汉石刻的风格反映了时人粗犷质朴的审美观，不如说是石材雕刻技术缺乏导致的结果。以李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出现于春秋时期的有翼神兽是由西亚经中亚和草原地带传来的结果。具体到东汉时期，有翼神兽石刻的出现很可能反映了中外交流带来的石材圆雕技术飞跃，使中国的工匠们得以将古已有之的形象表现在石头上。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石柱的造型上。南朝陵墓石柱的柱身为圆柱形，直径从下向上逐渐减小，雕饰有二十四道刳棱纹，形制与希腊爱奥尼柱式颇为接近。《遗韵》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认为这种柱式并非受外来因素影响，而是本土形制的传承，原因是石柱的造型与河南、北京等地出土的东汉、西晋墓表如出一辙。然而这一证据不仅难以证明南朝陵墓石柱的柱身与中外交流无关，还提示我们中国古代陵墓神道石柱的形制可能在早期即与希腊柱式产生了联系。

在整体形态特征之外，《遗韵》还对关注石刻细部纹饰的艺术特点。书中有专文研究石柱和石碑上浮雕畏兽形象，在总结现存南朝陵墓石刻中畏兽浮雕的基础上，运用类型学方法将其与同时期的石窟、墓志、壁画中畏兽题材加以对比，探讨了畏兽的定名，并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综述这一艺术形象的起源和传播情况。此外，书中还另辟专文总结了南齐有翼神兽石刻形态上的特点，又旁征博引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一处失考墓石刻的时代进行了推定，亦显示了作者对类型学方法的熟练运用。

结语

文化遗产不仅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背后还有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在皇亲贵胄的身后，曾有许多文人迁客行经石刻前，也有无数人在石刻身畔繁衍生息。文字图像的记录与人们的口口相传，共同构成了南朝陵墓石刻的历史记忆。作为一部兼顾学术性与普适性的作品，《六朝遗韵》一书从不同深度回答了南朝陵墓石刻研究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做到了深入浅出，可为普通读者认识、探访南朝陵墓石刻提供详实的资料。尽管还存在一些遗憾，仍不失为一本适应面广泛的好作品。

曾醉心于六朝古迹的朱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饱受各种冲击，许多成果未及出版就已散佚，最终选择在南京图书馆大门前结束自己的生命。《遗韵》的后记中提到，持有《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一书版权的朱偰后人朱元曙先生慷慨提供了图文资料的授权，以向今日的读者展示石刻风貌的变迁。时隔八十余年，照片中不仅有沧海桑田，还象征着两代人对文物的热爱与传承。在岁月的跌宕变迁中，个人的志愿有时会显得微不足道，但总有人愿努力点亮星点荧光，为今天的我们照亮属于齐梁时代的遥远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