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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闻谈上海博物馆藏楹联的整理和研究

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2020-07-12 10:12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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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闻(章静绘)

由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书法篆刻家刘一闻先生所编《上海博物馆藏楹联》最近问世。这部楹联集对上海博物馆所藏明清楹联做了系统的盘点和整理,为广大喜欢书法和对联的读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上海书评》采访了刘一闻,请他从本书编者和自己的创作、研究角度,谈谈对上海博物馆所藏楹联的看法。

想先请您介绍一下,您是从何时开始关注和研究楹联的呢?

刘一闻:我关注楹联其实很早。我1990年进的上海博物馆,当时自己也喜欢写楹联,业内都知道,我跟楹联创作的关系是很近的。入馆以后,我从关注对联到开展研究,曾在馆刊上发表过一篇《从楹联看清代书法创作》,当然,那时还远不及现在深入。几年前,馆里开始策划“上海博物馆典藏大系”,因为对楹联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于是我下了决心,要系统地整理馆里所藏楹联,前后花了将近三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把整个上博所藏楹联,凡是有底卡的,都捋了一遍,共有四百五十四件,但最终收入《上海博物馆藏楹联》一书的只有两百八十九件。此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涉及作品质量。同一个作者的楹联之作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们不想把太差的东西收进书中。此外,还有尺幅的大小长短、品相的完整与否这些因素。我在凡例中都说明了。

另一个方面涉及真伪问题。我整理馆藏楹联的时候,按时间脉络分期,是从清代初期开始的。为什么没有明代的楹联呢?这与当时的时尚有关,明代的楹联大多出现在先书后刻的建筑物上,例如大殿、园林,留下的墨迹极为稀少。关于现存的明代楹联,各路专家的看法也不太统一。比方说,上博所藏八大山人与董其昌的对联,真伪就是个问题。对那些存疑的对联,我们都反复推敲,最后决定从生于1592年的王时敏开始。即便是王时敏的对联也有靠不住的,被我们剔除在书外——对馆里的藏品,我们是很审慎的,宁可不收录,也不想弄错。目前存留的这些对联,以我们当下的眼力所限,认为大都是没问题的。至于以后会不会有眼力更好的人看出问题来,这当然也有可能。我们编这本书的时候,特意将各个楹联作者的印章也一起收录在内,正是为了方便读者进一步研究和利用。与其他已经出版的对联集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关于对联的整理,之前香港友人曾出过几部规模相当的楹联专集。大陆博物馆系统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做得挺费力。香港的楹联藏家,我和他们都很熟悉,去年我去香港,他们听说我在整理上博收藏的楹联,都很开心,并期待早日看到这个集子。

您本身一直坚持书法、篆刻创作,也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您自己的创作心得和学术观点在编纂过程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刘一闻:正因为我自己既研究、也创作,所以才有切身体验,对一个作者来说,不可能所有作品都始终保持同一个高度,有的作品水平不高,这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比方说他精神不够、身体不好时创作出来的楹联,虽然我们不能定性是假的,但肯定不够好。针对这么一个情况,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宁缺毋滥,目前等于四件作品中去掉一件,淘汰比例相当之高。一方面,是想让广大读者能够认识上海博物馆馆藏楹联的质量,另一方面,我作为本书编者,也反过来能够向读者展现我自己的学术标准。

我在《上海博物馆藏楹联述要》这篇五万字的长文中,有大量对历代书家的描述和点评,加入了许多我自己的观点,这是其他同类书籍中很难见到的。但是,要想做得准确、深入,当然十分困难。同样是秀美、温婉这一路,张三与李四在大的风格上很相似,那么,怎么能够准确地形容,将两者区别开来?当然首先是在认识上要对原作下工夫。我们一次次跑库房,都不知跑了多少次,每次一看就是一个下午,一次看不真切,再去看第二次。要想准确地描述,只有对原作足够熟悉。其次就是对措辞的精准下工夫。我可以说是搜肠刮肚,耗费了大量时间,这一点,你读过我的整篇文章就会明白了。我开玩笑说,我把这辈子学到的所有形容词都用光了。

应该说,上博收藏的楹联,无论质还是量,在国内都是领先的。举例来说,西冷八家我们有六家,扬州八怪我们有七家,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有的作者只有一件作品,但是写得不错,也收入了书中。我还是最在乎书写上是否够水准。有人说,这些资料这么珍贵,你怎么舍去那么多?我想,该舍去的还是要舍去。

具体到楹联本身,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盛起来的,又是如何发展的?

刘一闻: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楹联,主要是从清代中期以来不断发展,并在晚清达到繁荣的一种文化产物。乾隆、嘉庆的时候,由于文字狱的原因,学者不得不转移注意力,开始关注金石之学。此外,出土文物的大量增加(主要是两汉及北朝刻石),也方便学者接触金石彝器、秦砖汉瓦,使他们越发注重文字本身的形式之美。这些对金石之学的研究和对文字形式的关注,渐渐就挪移到了书法创作上,使得隶书、篆书与行书一起,成为广泛运用的字体。而从形式上来说,楹联受到广泛欢迎,也和自身的特点有关,它跟一般的书法作品还不一样,是两条对称、上下呼应的,文字也不多,内容一般又通俗易懂,张挂在家里是很适宜的,具有很强的仪式感。

楹联的发展,与整个清代书法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我在写《上海博物馆藏楹联述要》的时候也特意强调这一点。前面说到,乾嘉之际兴起了金石学。在这个基础上,阮元、翁方纲等人提出了碑学的概念。当然,他们更多是在理论上阐述,指出古代留存的碑刻对创作的好处,实践上还是不行,差了一口气。这也是因为他们还处在初始阶段,此后碑学就开始逐步完善、成熟起来。

其实对碑版文字的临摹和学习的现象,在清代前期就有。有个说法叫“前碑派”,在阮元等人正式提出碑学之前,那些写字带有金石气的清代书家,比如金农、郑簠,都属于这一派。他们看到的碑刻并不多,对碑学的认识存在着一些局限。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汉碑书法的两条发展脉络》。一条脉络,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清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比如对《乙瑛碑》《史晨碑》《曹全碑》《礼器碑》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隶书名碑的临摹和学习。然而在清代以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看不到的,书法家所理解和接受的碑,就是由东汉蔡邕所书、竖立在太学门口的《熹平石经》。这条脉络从东汉开始就没断过,直到清初的王时敏也还是这一路。它的文字结构跟用笔特点是方方正正。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清代中期以后的大量隶书创作,是略带扁的,不再像原来那样方正了。清代中期大量碑石的出土,直接改变了大家以往对汉碑书法的观念。

帖学的力量一直都很强大,影响从来没有中断过。明代晚期的书家,比如王铎、黄道周、张瑞图这些人,已经把奇崛书风带到创作中来了。但是到了清代初期,依然是帖学的天下,还是以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这四家为主唱,行书也还是楹联中运用最多的书体形式。

那么,能否请您结合具体的例子,谈谈清代书法发展如何体现在楹联之中?

刘一闻:清代早期,虽然也留下了不少楹联,但是从书法角度而言,还是不够成熟,过多停留在描摹跟挪移的阶段:某字汉碑上有,我便把它挪移到纸面上,做不到气息的贯通。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先是隶书慢慢多了起来,然后篆书也多起来了,再到咸丰、同治年间,北魏真书的书风又开始流行。这个过程当中,随着能够看到的出土碑刻不断增多,书法家运用的书体在不断增加,对创作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参与创作和交流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晚清,就形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黄宾虹篆书七言联“韦孟五言作清咏,晋唐八法为工书”

举个例子来说,原来清代的书法家写小篆都是邓石如这一路,规规整整,或者学李斯《泰山刻石》,或者学李阳冰的线条结体。到了黄宾虹那个时候,他就直接从古器物中来找文字了。他对线条的运用,已不再将齐、圆作为唯一的书写标准。所以,“笔墨当随时代”,千真万确,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单个书法家往往跳不出那个时代的基本风格。要让邓石如写到黄宾虹,他做不到;反过来,黄宾虹当然可以看到邓石如的风格,但是他觉得,要继续写二李那一路并不难,要多找更丰富的表现形态才好。

沈曾植行书七言联“著书高卧青霞宅,按轸虚弹渌水歌”

光有帖学还是不够的。楷、行,甚至草书写得再好,从书体表现上来说仍然还是单一。肯定是书体掌握得越多,创作越生动、丰富。沈曾植的帖学功夫好得很,但他觉得不过瘾,又加入了章草。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传统书法创作发展到了晚清,它本质上就不再是通俗的东西了,不是一看就懂的。记得曾经有位老先生对我说沈曾植如何好。我去看了,好在哪里,完全不懂。后来慢慢看得多了,才懂。所以有一次我开讲座,有听众问,你说看不懂是我们的问题,作品本身的高度在那里,我们怎么才能看懂呢?说白了,还是看得少,看得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您的序言长文里给了邓石如很大篇幅,评价很高,这是为什么呢?

刘一闻:邓石如是一个先驱式的人物,他在江宁梅鏐家里看到大量拓本以后,豁然开朗,引领了一代书风。同时,他又是一位印家。我们这次的楹联集,除了书法家之外,还收录了大量印家、画家的作品。他们站的立场跟书法家是不一样的,看待同一件书法作品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邓石如篆书八言联“上栋下宇左图右书,夏葛冬裘朝饔夕餐”

邓石如隶书七言联“六经读罢方拈笔,五岳归来不看山”

我对邓石如做过专门的研究,馆里有一件邓石如的篆书《四斋铭》。当初有一个问题,《四斋铭》有一模一样的两件,一个后面的跋是吴昌硕,一个后面的跋是吴让之。从理论上讲,吴让之的跋应该更权威,他时间上离邓石如更近,而且篆隶都学邓石如。但是比照、研究以后,还是我们馆藏的吴昌硕题跋的这件邓石如更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容庚先生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说他也看到一件一样的《四斋铭》,建议我们做个研究。我一直记着这件事,与容家的后人通了信,也针对这件作品做了研究,写了一篇“邓石如《朱文公四斋铭篆书屏》真伪之辨”。吴昌硕我也做过研究,澳门曾经开过一个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吴昌硕篆书的蜕变之美》,吴昌硕书风一生的变化是很多的。齐白石、弘一法师我都研究过。凡是我做过研究的,我就会多说一点。

您对伊秉绶、何绍基也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能请您谈谈个中原因吗?

刘一闻:他们俩都很有代表性。伊秉绶是整个清代书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家,他用篆籀之法来写隶书,没有通常的蚕头燕尾样式,照样古意盎然,这是很难做到的。他的落款学李东阳,那时候都在学董其昌、赵孟頫,他不理会这些,他觉得从文字的入古上讲,李东阳的风格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在楹联边上写的那些行书小字,正好与正文形成了一种反差美。有些楹联作者是不大在乎落款的,我在书中也选了在落款上尚嫌不够的作品。例如黄牧甫,大印家,篆书也写得非常好,但是几乎看不到他的行书落款,黄牧甫楹联的都是隶书落款,隶和篆太近了。楹联等于做一件衣服,而落款就好比扣子,虽然小,却很重要,与衣服可以形成一种互相呼应之美。黄牧甫刻的印,边款都很特别,如果他刻边款的方法也能在书法上体现,可能会更加让人惊喜。和黄牧甫相比,我觉得伊秉绶更了不起。

伊秉绶隶书五言联“清光宜对竹,闲雅胜闻琴”

何绍基早年的颜真卿写得非常好,人人喜欢。据他孙子说,何绍基六十岁以后受碑学的影响,他周边的朋友对他说,你老兄的笔性这么好,不写篆隶书可惜了,于是他才开始接触汉碑,尝试写篆隶书,下了大量功夫,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审美和技法基本定型,要把书写习惯改过来就很困难了,我在书中收了他的两件作品。我对何绍基的篆书是有批评意见的。它的线条跟我们所认识的《泰山刻石》这一路、跟邓石如的线条质地是不一样,略有夸张,带了自己写行草书的笔性特点,但是结构上它是结不准的。虽然有一家之风,但是从艺术本身的高度来讲,何绍基没有达到极致。

何绍基行书七言联“吟梅添得诗多少,爱菊何论酒有无”

何绍基篆书七言联“春风淮月动清鉴,绛阙天都想盛容”

现在大家对古代的作品往往都是赞美居多,我认为应客观地提出批评意见。或许我看到的问题只是局部和片面的,但是我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发更高明的人来纠正我,大家一起推动对艺术的认识。

那么,您对过往的知名书法家还有哪些批评意见,能请您具体举例谈谈吗?

刘一闻:比方说包世臣,他是了不起的书法理论家。他对所谓“裹书”的理解和运用,我就不以为然。裹书当然是很难得的,但是里面缺少了美学的成分,中国文化有着典雅、悠长的艺术传统,不是一味求新立异,写得跟别人不一样,那就是好了。康有为的书法我也不欣赏,他一味追求写得开张,只是更有气势而已,但是书法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开张,更多的是内涵,不然就会显得霸悍。晚清的书法家,例如曾熙、李瑞清都没有走出描摹的范畴,吴大澂也是,他的名声那么大,手上的功夫那么好,最终还是没有从描摹中走出来。要在描摹的基础上再走一步,才能有自己的风格,吴昌硕、沈曾植都走出了这一步。从艺术的本质上讲,一定要有再创造这一步,不然写得再像也没用,顶多就是功夫好而已。

康有为行书五言联“高莽渺无界,嘉木多幽欣”

于右任草书联“明月一壶酒,清风万卷书”

对于右任的草书,我也有批评意见。复旦曾经开过一个于右任研讨会,与会的学者众口一词,都称赞于右任的草书。我那篇与会的文章,看法就不同。我说,于右任固然了不起,早年学碑写得很好,但是他中间转而去学小草书。写碑与写小草书,用笔完全不一样,结构也不一样,弄到后来只是老到而已,虽然写得也很自然,但是内涵不够。于右任之前,像吴昌硕、赵之谦、沈曾植,都是把碑学化解得很成功的范例。如果于右任中间不去转写小草书,沿着碑学的路子再往下走个十年二十年,也许成就更高,他这一转,把原来对碑学下的工夫都抛掉了,很可惜。而且他即便前面不写碑,就写小草书,也可以达到后来的高度。会议结束以后,也有一些学者跟我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赞成我的看法。

那么,关于您所整理的楹联的内容,能请您谈谈吗?

刘一闻:我们说“人以群分”,一点不错,在楹联上体现得也很明显。楹联本身是一种社交应酬的工具,也是互相赠送的礼物。普通人交往,楹联的句子都是通俗易懂的,学问好的人互赠楹联,那就会暗暗地比学问了——用上海人的说法叫“拗手劲”:我给你一副对联,句子都是很讲究的,无一字无来历,就看你懂不懂。这些楹联作者中,学者、官员、藏家的学问都是比较好的,当然,有些书画家的学问也不错,所以他们的联语都很讲究。这和今天的风气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现在写对联,多数都是抄现成的句子,抄别人的、抄古人的,自己创作的当然有,但很少。上一辈学者,像王蘧常先生、谢稚柳先生他们都是很讲究的,很多对子都是自己做的,非常典雅,且内涵丰富。王先生更是无句不出典,后人如果读书不多,恐怕是看不懂的。

在您看来,这本楹联集之后,上博馆藏楹联还有什么值得继续深入挖掘的题目吗?

刘一闻:官宦学人之作这个题目可以继续做下去,这一块占的比重也不小,凡是能够留存到今天的作者,身份、地位都不低。譬如康熙年间的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四库全书》总裁官兼纂修官彭元瑞,乾隆年间总督两湖的毕沅和他的幕僚洪亮吉、赵魏、孙星衍、钱泳……序言里面我就简要介绍了一下,没有展开。这些作者的对联,馆藏数量不少,把这方面的资料准备做得更完善充分一点,并且能够说一说这些作者在书法以外的故事,那就更有意思了。

    责任编辑:沈关哲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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