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本书环游地球︱德黑兰：《我在伊朗长大》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八周 第一天

德黑兰 玛赞·莎塔碧 《我在伊朗长大》

一直到我2011年第一次去伊朗之前，我一向都觉得自己是个对美国新闻媒体有足够警惕的读者。如我所料，在伊朗，人们还精心保存着伊斯兰革命时期留下的“美国去死”口号。

那里还有很多阿亚图拉霍梅尼（译者按：阿亚图拉是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学者的尊称之一，此处指的就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的肖像。在这幅壁画里他明显是在把牺牲在两伊战争中的烈士英魂召集到自己身旁。

但是我之前并没有预计到伊朗中产阶级早就非常习惯于将西方文化和中东文化融为一体了。我之前还有个无心之失，不加反思地接受了“什叶派”就等同于一种尤其严苛（甚至“极端”）的伊斯兰教这个观点。于是当我发现很多伊朗人可以非常灵活地安排自己的宗教生活之时，我大为惊讶。比如说，他们决定每日的五次礼拜可以分成三组来完成，这样就更容易把它们融入日常生活的节奏之中。他们也相信虔诚的宗教信仰与积极参与当代世界文化之间并非水火不容。

甚至伊斯兰革命本身都融入了与时俱进的品牌信息意识，正如我在德黑兰机场的一条横幅标语上所发现的。

（译者按：标语中部的英文不是很标准，直译是“没有依玛目霍梅尼的名字这场革命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被承认的”，右下部英文为“旅途愉快”。）

在牢记要把伊斯兰革命和依玛目霍梅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之后，我就踏上了愉快的旅途。

伊朗的这些复杂性都在玛赞·莎塔碧（Marjane Satrapi）的畅销书《我在伊朗长大》（译者按：原书名为Persepolis，直译为《波斯波利斯》，指的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都城；此处书名遵从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的中译本）里有绝妙的阐发。这本书最初是以四卷本的形式于2000-2001年用法语出版，然后在2003-2004年又出版了英语译本，之后又翻译成了其它好几种语言。2007年莎塔碧以自己的书为底本，自编自导将其改编成了一部获奖的动画电影。它的预告片就足以让人品尝到电影的诗意效果了（译者按：国内链接为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117455）。

正如莎塔碧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

当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文明被人提及之时，大多数时候，它是和极端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生命的一半多都是在伊朗度过的伊朗人，我清楚这个形象和真相相去甚远。这就是为什么写作《我在伊朗长大》对我如此的重要。我相信一整个国家不应该因为几个极端分子的错误而横遭指责。我也不希望那些为了守护自由而在监狱里失去了生命的伊朗人，那些在与伊拉克的战争中死去的伊朗人，那些在一个个专制政权下承受苦难的伊朗人，还有那些不得不离开家人逃离故土的伊朗人被人遗忘。人可以原谅，但是人不应该遗忘。

《我在伊朗长大》探讨了语言和图像暧昧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可以保存不应该被忘却的记忆，但也可以扭曲甚至压抑记忆。这本书既是一本自传，也是一本女性主义成长小说，还是记录1979年伊斯兰革命及其影响的一粒时间胶囊，以及一次对当今世界文化复杂性的思索。莎塔碧讲述了自己世俗化家族的历史，她的家人反对过巴列维王朝，也反对之后取代它的专制的伊斯兰共和国。在两伊战争期间，当德黑兰遭受空袭之时，玛赞的父母把年仅十四岁的她送去了奥地利念书，在她那里挣扎着融入当地的生活，却渐渐开始大量吸毒，一度甚至流浪街头。她在十八岁回到伊朗，进入大学学习平面设计，有过一段短暂而不如意的婚姻，最后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永远地离开了伊朗。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幅画（译者按：相关图片均来自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的中译本）里，玛赞告别了她充满希望的父母和泪流满面的祖母。在这幅画的下方，她写道：“我后来只再见过她一次，在1995年3月的伊朗新年期间。她在1996年1月4日去世了……自由是有代价的……”

就和普里莫·莱维以及保罗·策兰一样，莎塔碧也正视了语言在创伤面前的局限，而在她的书里，这意味着图像语言的局限和文字语言的局限。当她的一位玩伴在一次空袭中丧生之时，玛赞发现了自己朋友的胳膊——上面还戴着她最喜欢的绿松石手镯——从她家的废墟之下露了出来。我们看到玛赞惊恐的反应，然后整幅画面陷入了一片漆黑。

波斯波利斯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公元前六到四世纪举行典礼的都城。莎塔碧在自己书的标题里召唤古波斯文化，可能是种本质化的姿态，但是在整本书里，她一直在讽刺伊朗特殊主义（译者按：指贬低现存世界体系，将伊朗视为高于西方体制的独特政体的观点），而且还嘲讽了政治和宗教领袖试图用古代的荣光、或者现代的牺牲之类的修辞，遮掩他们自私政策的企图。

《我在伊朗长大》里唯一一处再现了波斯波利斯的地方是在描述礼萨沙·巴列维国王如何在1971年利用这个遗址来让为自己增光添彩，当时他组织了一次盛大的庆典来纪念居鲁士大帝在此定都两千五百周年。

在莎塔碧的书里是这样画的：

一代代的游客都在波斯波利斯遗址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我去那里参观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了康拉德的死对头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刻下的字，他在自豪地给自己的雇主《纽约先驱报》打广告。不久之后《先驱报》就派他踏上了去非洲搜救利文斯通博士（Dr. Livingston）的著名征途。

（译者按：上方文字是“斯坦利”，下方是“纽约先驱报 1870”）

在《我在伊朗长大》里，就像奥尔罕·帕慕克笔下的许多角色一样，玛赞发现自己痛苦地夹在两种文化之间，“在伊朗是西方人，在西方又成了伊朗人”。在从奥地利回到德黑兰之后，她陷入了抑郁，甚至想自杀：

然而在玛赞经历这一切苦难的时候，她保持了自己永不屈服的叛逆个性。同时她也有种冷面自嘲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给她的书带来了很多喜剧性的场面，减轻了无休无止的战争和压迫带来的悲剧。玛赞去探望了一位童年玩伴，他在两伊战争前线受伤归来已成残疾，他们的对话一直磕磕绊绊的，直到她的朋友讲了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黄笑话。笑声让他们找回了交流的能力：

        

玛赞的反叛源自她的父母，她的祖母以及她对一位挚爱的叔叔的缅怀，这位叔叔被霍梅尼政府处决了。当玛赞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玛赞的叔叔给她讲述了自己被伊朗国王政府囚禁多年的故事，鼓励她要铭记一切：“我们家族的记忆一定不能丢了，哪怕对你来说很难，哪怕你完全不理解它。”穿着睡衣盘腿坐在她叔叔身旁的椅子里，玛赞回答说：“不用担心，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在伊朗长大》是非同寻常的铭刻个人和家族记忆的努力。不过鉴于它高度个人化的形式，它当然不能（它也没有如此宣称）全面反映伊朗的历史和文化。比如说，几乎毫不例外的，我们在这本书里遇到的伊朗人不是理想主义的左派就是蛮横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我们明天会看到的书将会对莎塔碧这种当代的、世俗的身份探究有很好的补益，那就是法里德·丁·阿塔尔写于十二世纪的《百鸟朝凤》，书里融入的苏菲神秘主义为阿塔尔提供了追寻和批判自己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