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利希蒂希︱伦敦犹太极端正统派街区的隔离生活

我的邻居又开唱经了。先是一个人唱高亢的挽歌，然后合唱加入，大声哼着低音应和。合唱逐渐减弱到喃喃声，然后独唱又开始高唱副歌部分。从我家阳台望过去，能认出一对频频点头的夫妇，浑身裹着祈祷披巾。所有人均匀地保持着距离，至少两米。

这是6月初，韦斯先生一家在花园里每日两次主持本该在犹太会堂进行的祈祷仪式已经十周了——碰上宗教节日还要热闹。在英国公众恐慌性抢购卫生纸和焗豆罐头时，他和他的隔壁邻居们正忙着拆除几家花园之间的分隔栅栏，搞出了一个二十米宽的巨型花园。这里成了儿童的天堂：合计有两个蹦床、一个秋千、一个塑料车队。不过这障眼法有更高的目的：犹太会堂关闭期间，它能让三个沙特玛派（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的一个分支）家庭凑足唱经必需的十个男人，而且他们不必离开自家院子。也许严格来说这不合规范，但不是也有人开车去巴那堡测眼神了嘛（译注：英相约翰逊最为倚重的首席智囊多米尼克·卡明斯在感染病毒后违反居家隔离规定开车去巴那堡，引起英国上下舆论一片哗然）。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熟悉各种严苛规则，但他们只听从宗教领袖的指引，而不是卫生大臣或首相。我在史丹佛山（Stamford Hill，北伦敦的犹太人聚居区）的极端正统派邻居们大部分没有广播或电视，上网被严格控制，所以这里对病毒的初期反应迟钝并不奇怪。3月9-10号新冠病毒正在流传，这儿照样庆祝了普林节（Purim）；英国已有六例确诊时，有人呼吁要立刻执行社交距离，而咱们首相还到处跟人握手呢。今年的普林节跟去年比没那么吵，不过也够热闹的：街上全是人，音乐很大声，半夜还有狂欢的人。不到十天，新闻就报道了极端正统派的第一例新冠死亡。4月初有迹象显示英国的犹太人口感染比例奇高，跟其他少数族裔（BAME）共患难。犹太人口在英国仅占百分之零点四，新冠死亡数却占了百分之二点三。到6月中旬该比例降至百分之一点二，但还是比原预期数字高了三倍。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社区也有同样的不平衡，包括纽约和阿根廷。

几大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犹太离散人群的高度流动性；密集聚居在城市中心；普林节以及祈祷——一群人齐声歌唱的飞沫简直是病毒传播利器；合唱、球赛、婚礼这些都是大型传播现场。年龄可能是另一因素：百分之二十一的英国犹太人在六十五岁以上，相较之下英国总人口中六十五岁以上占比百分之十六点四。由于以色列的死亡率相当低，所以基因不太可能是原因。我也没有看到极端正统派在整个犹太人口中感染率高的证据，但这不妨碍有人在我们小区论坛里表达对正统派明显缺乏社交距离的“担忧”。

这其中有些就是偏见。4、5月里还在群群伙伙的可不光是信教的犹太人，以极端正统派家庭（平均生六个小孩）的体量去公园里散步也很难显得井井有条。不过，有些担忧是有道理的。3月23日隔离令生效之前，我家门口丝毫看不出大流行病正在进行的迹象。你甚至还能买到洗手液和卫生纸。非必需的店铺早早关门了，但犹太洁食店、面包房和肉店的客流限制却姗姗来迟。公园里的小型游戏场还开着，没遵守政府指令。在前几周的每周五，一辆车带着大喇叭四处转，请求居民待在家里，在室内过安息日。这讯息最后总算传达到位了。

变通办法都相当有创意。虽然不少拉比建议不必拘泥正式礼拜人数，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独自祈祷或线上礼拜。犹太教的Pikuahnefesh（挽救生命的律令）高于一切其他犹太戒律和习俗，但也有许多人冒险在户外保持距离进行祈祷。过去几个月我目睹了在前院、后院、阳台上进行的礼拜，住公寓的人则把头伸出窗外。一天早上在公园里，一群男人把经匣绑在手臂和头上，在绿化带里祈祷，让我五岁的女儿惊叹不已。我告诉她，我爷爷以前每天都这样。公园后面的公寓楼都有宽敞的阳台，逾越节我看到了难忘的经文应答，他们从一个阳台唱到另一个阳台。简直像音乐剧或歌剧里的场景。

史丹佛山的极端正统派生活不怎么私密。大群人聚集在人行道上；邻居会串门；各个年龄段的小孩在马路上玩，经常没有大人看管。沿街店铺外面是双排停车，少不了大声吆喝和堵车，出门买个牛奶都有戏剧元素。宗教生活无处不在，严格的着装（尤其是男性）有着无穷无尽的变化（袜子的颜色、双排扣礼服的长度），玩具店里卖迷你犹太洁食厨房、戴着shtreimel（译注：一种大毛帽，极端正统派已婚男人在安息日和节日的时候佩戴）的长者的塑料人偶。宗教生活就是生活本身。但社区也可以是封闭的，比如祈祷一般关门进行——至少不要让无信仰者看到。

自从新冠病毒来袭，我见到韦斯先生的频率比之前二十个月加起来还要多。我们会隔着栅栏简单交谈，谈天气、病毒、居家的孩子。他有十二个小孩，去年最小的小孩出生没多久，他就当上了祖父。（他们夫妇跟我年纪差不多大——四十来岁。）后院本来是孩子们的领地，现在成了游乐场、祈祷场所和社交枢纽。几星期里我看着这个临时犹太会堂发展成型。在隔离禁令正式生效的第一天，一个人来安装了花园照明。为腾空场地，还砍了一颗老树桩。4月底天气不太好，一个巨大的凉亭出现了。5月为篝火节准备的音响系统到位了，有卡拉OK，男人们手挽手跳舞，去他的社交距离。

韦斯先生似乎总是对我感到困惑。我们搬来几个月后，我告诉他我是犹太人，他吃惊极了。

“但我不是……”我努力想着恰当的词汇。

“正统派？”

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搬来这里住。我说我们喜欢这儿，跟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很近，而且更便宜。我提到我祖父在1920年代曾住在这里，他从波兰来，途径巴勒斯坦。他竖起了耳朵。

“你太太是犹太人吗？”

“不是。”（译注：犹太人身份随母，如果妻子不是犹太人，孩子也不是。故韦斯先生有此一问。）

 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亲切友善。我们帮对方取邮件，借修枝剪。我们的孩子隔着篱笆聊天。不过，不可避免的距离感一直都在。隔离生活成了一座桥梁。逾越节前一天，韦斯先生让两个女儿送来一盒逾越节薄饼。每周四我们会一起为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鼓掌。不论这些事多么小，街道里的正统派和非正统派居民能一起参与活动都很让人感动。

史丹佛山进入封锁很慢，但解除隔离的速度挺快的。现在是6月中旬，表面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了。上周，非必需品店开始复工，比法定日期早了几天。儿童可以乘小公交车去上学了，私人祈祷仪式恢复，犹太会堂也开了，比法定早一周。有人可能会抱怨此类擦边球，不过英国政府在制定规则的清晰度上难称楷模，监督执法更是睁眼闭眼。后院的唱经停了，我会有点想念它吧。

（原文刊于2020年7月3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作者授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