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政治与族群︱石尠墓志所见西晋政局与门第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汪华龙

2020-07-22 10:5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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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石尠、石定墓志,1919年出土于洛阳城外东北五里、北邙山南麓马坡村,曾经周季木收藏,后归故宫博物院。石尠,是西晋太尉石鉴之子,曾参与诛除杨骏,死于西晋末的战乱。
西晋石尠墓志
一 诛除杨骏:风雨式乾殿
诛除杨骏,是西晋武帝、惠帝之际的大事件。武帝晚年对身后事的安排,是以宗室司马亮与外戚杨骏相互制衡,夹辅惠帝。杨骏外放司马亮,独揽大权。永平元年(291),惠后贾南风鸠集司马玮等,将杨骏诛除,武帝的筹谋尽付东流。随贾后专权、八王之乱,西晋王朝走向崩溃,福原启郎视之为重建“公权化”国家的最终失败。
中古史研究中,出土墓志等新资料的价值,毋庸赘言。史家笔下的杨骏之诛,不免因“倒放电影”而流于简易。石尠墓志,既可补充细节,亦揭示新问题。
西晋石尠墓志拓本
志云:
(迁)中书侍郎,时正直内省,值杨骏作逆,诏引尠式乾殿,在事正色,使诛伐不滥。
式乾殿,或为曹魏洛阳宫新殿。《通鉴》胡三省注云属皇后宫,不确。式乾,是指皇帝取法于天,而非胡注“乾父坤母”。魏晋南北朝,皇帝多于式乾殿宴会公卿、讲论文义,当属皇帝宫便殿(参《宋书·蔡廓传》),《读史方舆纪要》以为在北宫南。诛除杨骏,主事者为惠后贾南风,“诏引”一事,应出其手。当日,或以后宫不便外臣出入,而式乾殿既较正殿私密,又可借重于皇权,故成为贾南风于宫中谋事的大本营。
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北魏城门分布图》
贾南风为何招石尠入式乾殿?石尠又何以能“使诛伐不滥”?
石尠“中书侍郎”的职任,是解读的关键。西晋的中书省,是草拟诏命的机构。《太平御览》存晋令云:“中书为诏令,记会时事,典作文书”,是形诸法令的明文规定。(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掌握皇帝诏命,尤其是草拟权,是杨骏专权的重要一环,也是东汉外戚常“录尚书事”的成法。武帝病危,杨后(骏女芷)奏以杨骏辅政,“帝颔之”,杨后立召中书监华廙、令何劭作遗诏。杨骏覆灭后,其党羽受株连而夷三族的,见有中书令蒋俊。蒋俊其人,史传无考,当是杨骏调整中书人事所安插的心腹。杨骏又以其甥段广、张劭控制宫中,“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乃出”。经上述人事安排,杨骏得以内外畅达的掌握皇帝诏命。
诛除杨骏之际,贾南风自然要抛开杨骏一系的中书吏员,而被召至式乾殿的中书侍郎石尠,或承担了针对杨骏及其党羽的一系列诏命的草拟。“在事正色,使诛伐不滥”,应是石尠在草拟诛捕诏书时,未尽按贾后主张,而是有所全济。(原因详后)
政变之际,数通诏命有多大效力?
如福原启郎、仇鹿鸣所论,由武帝一手扶植的外戚杨骏,并不为宗室、功臣认可。杨骏在外,杨太后在内,内外畅达,是杨骏得以专权的根基,也是其要害所在。贾南风对政变的谋划,正切中要害。
对于政变,杨骏早有防范。假手杨后的武帝遗诏,特许其出入宫廷皆备宿卫,“持兵仗出入”。洛阳禁卫,由杨骏亲党掌控近半。政变当日,杨骏亦有所察觉,“时骏居曹爽故府,在武库南”,随时可以整军一战。四十年前的高平陵之变,是杨骏深以为戒的。
贾南风之策,则是隔绝内外,斩断杨骏与杨太后的联系。政变之初,司马玮屯司马门,司马繇屯云龙门,司马晃屯东掖门,裴頠屯万春门,并未以武力突袭杨骏。杨骏所面对的,不是军伍对阵,而是史书一再提及的“中外戒严”“内外不通”“内外隔塞”。杨骏幕僚劝其烧云龙门、开万春门,引军入宫,或是破局良策,但杨骏未从。等到贾南风“遣使奉诏废骏”,杨骏只得引颈就戮。
相比杨骏,宫中的杨太后,确曾危及贾南风的密谋。五十年代洛阳出土的徐美人(义)墓志,记政变中:
杨太后呼贾皇后在侧,视望[上㓞下乃]候,阴为不轨……美人设作虚辞,皇后得弃离元恶。
假如当日贾南风被拘束于杨太后宫中,而不能在式乾殿居中定策,诏无所出,事态将如何发展呢?
贾南风隔绝内外,实际是剥去了杨骏“代王言”的可能,并取而代之。为贾南风“代王言”的,或即式乾殿内的中书侍郎石尠。
那么,石尠当日“正直内省”,是凑巧,还是预谋?
二 石鉴父子:浮沉武惠间
福原启郎强调了武帝主导下,策立太子、齐王攸归藩以及外戚杨骏崛起等系列事件的意义,视之为西晋政治的“私权化”。仇鹿鸣则强调咸宁二年为“不起眼的转折之年”,借扶植外戚杨骏以与功臣、宗室相鼎足,武帝进一步扩张了皇权。武帝的一系列举措,归根结底,在于捍卫司马衷的继承权,以确保帝系在武帝一支中延续。
以此视角,石尠的仕宦履历,浮现出特别的一面:
少受赐官太中大夫、关中侯,除南阳王文学、太子洗马、尚书三公侍郎……迁南阳王友、廷尉正、中书侍郎……(按,诛杨骏后)拜大将军秦王长史。
志文南阳王、秦王,均指司马柬。咸宁三年(277),司马柬由汝南王徙为南阳王,太康十年(289),再徙为秦王,正与墓志相合。武帝得以成年的嫡子,只有武元杨后(艳)所生的司马衷、司马柬兄弟。武帝必立司马衷为太子,如韩树峰所论,在于张“立嫡以长”之帜,以杜绝朝野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呼吁。司马柬,则是司马衷的“保险”。司马衷如果失位,或有不测,司马柬必是武帝对储君的不二人选;司马衷如顺利继位,“沉敏有识量”的司马柬,亦是武帝眼中的鼎力援手。石尠的履历,除任廷臣之外,始终出入于司马衷、司马柬的幕府。或可推测,石尠是武帝为司马衷兄弟所拣选的潜邸之臣。
石尠夫人诸葛氏,与此或不无关系:
夫人琅邪阳都诸葛氏,字男姊,父字长茂,晋故廷尉卿、平阳乡侯。
毛远明指出,诸葛长茂,即武帝诸葛夫人(婉)之父诸葛冲。换言之,武帝、石尠同为诸葛氏之婿,这一重私人关系,或可视作外戚关系的推扩,正与武帝借外戚以隆私权的谋划相合。
其父石鉴在武帝时代的沉浮,亦可由此索解。
晋武帝一朝政局中,“出自寒素”的太尉石鉴,鲜见留意。武帝受禅(265),石鉴年过五十,封堂阳子。受《晋书》断限的影响,石鉴在曹魏时代的活动,记载不多。石鉴曾任魏侍御史、御史中丞,均掌奏劾,本传称“朝廷惮之”。《北堂书钞》存石鉴碑云:
为治书侍御史……直方其道……频居爪牙之任,鹰跱虎视,而庶僚风靡。
正与本传相合。由爪牙鹰虎的评价,石鉴在名臣大族为主导的魏末晋初政局中,是风貌迥异的异质分子。出身京兆名族的杜预,更是与石鉴公开交恶。
武帝前中期,石鉴两膺方镇之任。泰始六年(270),树机能反于秦州,石鉴奉诏进讨,军还,杜预奏其论功不实,石鉴免官。不久,重获启用的石鉴,在对吴战事中,再以虚报首功而免官,晋武帝并下诏书:
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败为得,竟不推究。中间黜免未久,寻复授用,冀能补过,而与下同诈。所谓大臣,义得尔乎……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勿削爵土也。
诏书追罪旧事,责其臣节,处以禁锢终身,近乎终结了石鉴的政治生命。论功不实,罪不至此。石鉴的际遇,并非孤例。同样出身寒素的邓艾、石苞、张华等人,其政治命运也大致相近。石鉴、杜预之争,仿佛邓艾、钟会之争的翻版。石鉴名其子为陋、尠,字云处贱、处约,是可玩味的。
吊诡的是,较长的沉隐之后,武帝忽又启用石鉴,更累擢至三司:
久之,拜光禄勋,复为司隶校尉,稍加特进,迁右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前代三公册拜,皆设小会,所以崇宰辅之制也。自魏末已后,废不复行。至鉴,有诏令会,遂以为常。太康末,拜司空,领太子太傅。
可留意的,是石鉴“领司徒”的除拜。武帝立国,并置八公,史称“特假名号”而已。但如祝总斌所论,唯司徒常置府,并握有品骘人物以定其任免、升黜的实权,“确与其他诸公不同,决非纯粹尊崇之位”。石鉴的册拜,尤见礼遇。高层政治中,不寻常的恩宠,常有深意。汉武帝封树公孙弘、田千秋,各是尊用儒术、转向守文的政治信号。晋武帝力拒舆论,封杨骏为临晋侯,亦是外戚崛起的标志。“终身不得复用”的石鉴,何以显擢至此?
石鉴领司徒的时间,史无明文,清人张熷甚疑石鉴“无领司徒事”(《晋书斠注》引)。石鉴拜司空,本传记在“太康末”,《武帝纪》则云“太熙元年(290)三月甲子”,当以纪为准。那么,本传“太康末”,或即石鉴领司徒的时间,正接续以司徒致仕的魏舒。
武帝于太熙元年(290)四月去世,石鉴则于太康末领司徒、太熙初拜司空,《晋书·职官志》云:
其后太尉汝南王亮、车骑将军杨骏、司空卫瓘、石鉴皆领傅保……以终武帝之世。
武帝始终未确立顾命大臣的人选,而为杨骏乘隙擅权。上述四人名单,或反映出武帝对辅政人选的最终安排。司马亮、杨骏、卫瓘,分别是宗室、外戚、功臣的代表。“爪牙鹰虎”,与功臣大族有所疏隔的石鉴,则是作为制衡的异质力量。武帝末年,元老将尽,石鉴老而弥坚,“自遇如少年”,或也是得膺此任的原因。
武帝身后,杨骏初擅权柄,疑不自安。监统山陵事,即控御陵兵的重权,不由宗室、功臣典任,而归于石鉴、张劭(杨骏之甥,后亦族灭),无疑出自杨骏,亦可见石鉴当时的位望。恰在此时,谣言称司马亮将起兵讨骏。杨骏急忙矫诏令石鉴、张劭进讨司马亮,石鉴按兵不动,探明司马亮已奔还许昌。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就此化解。以事件的处理来看,石鉴与杨骏、司马亮之间,似乎均无所党同,而是若即若离,以制衡镇安为务。
峻阳陵、崇阳陵示意图,引自《西晋帝陵勘察记》
惠帝元康元年(291)十月,即诛除杨骏后,石鉴进为太尉,位极人臣。下至元康四年,石鉴去世,年八十余,其间再无石鉴事迹的记载。诛除杨骏,石鉴是否与谋?史无明文。
回到石尠墓志,政变当日,石尠为何“正直内省”?贾南风谋事所借重的宦官董猛,正是惠帝东宫旧臣。同为东宫旧臣的石尠,当日于式乾殿内草拟诏命,恐怕亦非凑巧。石尠得以违逆贾后,有所全济,则只能借重于其父石鉴的位望。以此而论,诛除杨骏,石鉴、石尠父子,多半也是预其谋者。即便贾南风完全绕开石鉴父子,借“诏引”石尠,他们也顺水推舟地成为与谋者。墓志所以叙事隐晦,语焉不详,则是贾南风覆灭以后,“政治正确”的表达了。
石鉴、石尠父子的立场,并非贾后党羽,而是由武帝遗志而尊奉惠帝。这一点,亦可见于八王之乱中石尠的升降。志云:
赵王篡位,左迁员外散骑常侍。三王举义,惠皇帝反正,拜廷尉卿,除征虏将军、幽州刺史。
赵王伦篡位后,赏罚皆滥,石尠不诛不赏,而是左迁闲散,可见他并非贾氏心腹。故惠帝反正,石尠旋拜列卿。同时,也可看到,石鉴死后,石尠并未进入权力中心,在八王之乱的诡谲政局中,随波浮沉而已。
三 乐陵石氏:魏晋门第的流动
石鉴于武、惠之际遍历三司,石尠又曾任列卿、乐陵国大中正,假如西晋克终,乐陵石氏,未必没有跻身中古名族的可能。
石鉴“出自寒素”,其夫人家世已不可考。所谓“寒素”,是相对“势族”而言,非指寒贱。(参胡宝国《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由石尠退居乡邑,“亲率邑族”,石氏在乐陵应有相当势力,先世或是未得显宦的地方家族(或豪族)。石鉴仕魏为尚书、御史,石尠“有伦理刑断”,均无经学、玄学素养的记载,或亦与其家世仕郡县、练达文牍的风尚有关。
石尠少受赐官太中大夫,初除南阳王文学,或即以二品起家为诸王文学(赐官非正途,并参《晋书·邓攸传》)。其两夫人,一出琅邪诸葛氏,已见前文。志云:
夫人广平临水刘氏,字阿容,父字世颖,晋故步兵校尉、关内侯。
或即出广平刘氏。以石尠生年计,他娶于广平刘氏、琅邪诸葛氏,约在晋初泰始、咸宁间。换言之,西晋立国,乐陵石氏已由“寒素”进为“势族”。
至石鉴孙辈,石定娶于沛国刘氏,妻父刘终嘏(石定墓志),即华芳墓志中的刘宏,父为肃成伯刘芬。刘宏兄弟三人,各联姻荀氏、华氏、杜氏,皆当时望族。又,石尠之女,嫁江安侯颍川陈世范(石尠墓志)。陈世范爵为县侯,其字“世范”,似取自陈寔碑“文为世范”(参《三国志·邓艾传》),应出颍川陈氏,即陈群、陈泰家族。又,石定兄弟某,娶于颍川荀氏,荀岳墓志云:
息女柔,字徽音,年廿,适乐陵石庶祖。
石定字庶公,少弟石迈字庶昆,“乐陵石庶祖”当为石定兄弟行。荀岳为荀彧从孙,荀柔之弟即号称“日下荀鸣鹤”的荀隐。故石鉴孙辈,已结姻于海内名族颍川荀氏、陈氏,加之石鉴遍历三司,乐陵石氏的“世族”门第,已初见规模。
西晋石定墓志
永嘉元年(307),石尠乡居乐陵,汲桑来攻,石尠身死,长子石定、小子石迈同死。二年,怀帝遣使者护丧至洛阳,祔葬于石鉴墓侧。石氏葬地,在武帝峻阳陵(南蔡庄北)以西约二十公里处。
北朝隋唐,乐陵石氏门第不显(文略)。究其原因,当是晋室南渡以后,乐陵石氏于南北均鲜见人物。或可推想,在八王之乱的动荡局势中,石氏家族的经营,是以石陋一支处京师,石尠一支退据乡邑。(参韩树峰《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在与汲桑的战事中,石尠及其邑族一时俱没,使得石鉴家族在本籍乡里根本荡尽。而石陋一支,以及护丧赴洛的石恭,可能亦随西晋覆亡而星流云散。乐陵厌次石鉴一支,或覆宗于永嘉之乱,故其郡望门第,在北朝隋唐的郡望谱系中,也渐次沦没。中古时期,乐陵石氏郡望的上升与湮灭,是认识士族社会下门第升降的生动个案。此外,由两志的行文格式及叙事异同,或可追索其文本的形成,以及状、策、志、传等文本间的关系,文多不赘。
总之,由石尠父子墓志,乐陵石氏的人物事迹、门第流动,及其关涉较深的武、惠政局,以及中古墓志的相关问题,或可推进认识。凡此种种,大概正是西晋墓志的史料价值所在。
小文蒙韩树峰、周鼎、熊长云等先生赐教尤多,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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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魏晋史,京都学派,门阀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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