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一周书记:战争、命运与 ……人间的爱

李公明

2020-07-30 10:4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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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的命运:致巴金》, [日]芹泽光治良著,[日]加藤嘉一译,东方出版社2018年6月版,240页,42.00元
日本作家芹泽光治良(1896-1993)《人间的命运:致巴金》(加藤嘉一译,东方出版社,2018年6月)的中译本出版于前年,我是现在才读到。我相信在今天读与在两年前读的感受可能有很大区别。就像俗话说的“世事难料”,两年前绝不会想到会在一幅历史与现实的蒙太奇式拼图——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猛然拼接到1941年的珍珠港湾,疫情、灾情与狼烟拼接出水深火热,还有就是隔着大洋的呼唤、祈祷与爱——面前读这本关于战争、命运与爱在人间的书。
1961年春天,在东京出席亚非作家会议的巴金应邀去芹泽光治良的家中做客,芹泽讲了他的经历和一个法国人的故事,巴金很感动,并建议他写成小说。于是芹泽光治良以一封长信的形式向巴金讲述了这些故事。该书原来副标题是“爱、知、悲伤”,译者与作者女儿和出版社商量后决定中译版的副标题改为“致巴金”,既有道理,也应该说颇有深意:除了作为致敬的形式,更有寻求与中国读者对话的期待。
故事中的主角法国人和日本人与中国有很深的关系,串联这些故事与关系的语境是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战争、动乱,是在信仰、主义、革命、战争、婚恋、国族、都市之间的穿越、拼接。政治信仰、身份认同以及道路选择之间的融合与冲突是在这种“人间的命运”中凸显出来的重要议题,实际上就是一部以个人命运为视角的二十世纪历史微观叙事,可惜的是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容易被忽视。该书讲述了两条主线的故事:一条是法国人雅克·邵克侣(Jacques Reclus,1894-1984)如何从钢琴家转变为社会学家,如何在中国担任大学教授、产生婚恋并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以及中国青年如何在法国留学、搞文学创作、投身社会革命;另一条是芹泽光治良回忆他与邵可侣一家的结识和漫长的交往过程,以文学家的笔法描述了动荡时代中悲欢离合的命运,并通过自己在巴黎、南京、北京、大同、东京等地的亲身经历“传达了对战争与人性,尤其是军国主义与共产革命的深刻反思。从字里行间不难发现,芹泽先生在写作过程中,一边请巴金先生解惑,即该如何理解中国和中国人,一边与日本人的内心对话。”(该书介绍语)时代记忆中的历史大势与个人命运的残酷交错,对战争与革命的反思、对人性良善的呼唤,这些议题在今天看来都猛然有了很接地气的现实感。
这封十五万字的“信”其实是带有小说文学特征的书信体回忆录,是为长篇小说三部曲《人间的命运》提前撰写的“附册”,可以说是一部主题鲜明的前奏曲。据刘柠先生介绍,芹泽光治良的小说《人间的命运》于1963年由新潮社出版,煌煌三部曲(共十四卷),历时五年才出齐。作品以从日俄战争到昭和动乱的日本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为背景,表现在伊豆半岛小渔村出生的主人公森次郎的自我修炼心路历程。一个贫困而孤独的少年,在动荡的时代成为一个禁欲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自由思想家,对社会环境、家国、宗教、科学、文艺等均以怀疑的目光重新审视,有文明批判的思想色彩,被视为作者的自叙传。
《人间的命运:致巴金》所讲的既是时代与国家的厄运,更是普通人的苦难命运,是在战火与国族政治灾难中的悲惨国民的命运。例如,中国民众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苦难,除了有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巨大灾难之外,更有日常生活中无时不在的痛苦、恐惧与忧伤。他们最基本的诉求是活命,最真实的状态是在战火与饥饿中寻找生存的机会。就像广东版画家蔡迪支于1945年创作的《桂林紧急疏散》(木刻),它再现了1944年9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桂林前夕民众紧急疏散的历史场景:扶老携幼涌向桂林北站等候火车北撤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扒窗口入车厢、用绳索拉上车顶……车站一片混乱。蔡迪支多次到车站现场目睹着这一幕历史惨剧,并画了速写。画面上的火车像是在逃难民众汇成的海洋中的几座孤岛,浩茫而无言的苦难感比起杀戮的场面更有历史的悲剧氛围。这种苦难的“人间的命运”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直接造成的,也是各种政治观念与国策在激烈的动荡冲突中导致的最坏结果,所有人都无法逃脱被绑架在战争中的痛苦命运。
但是,《人间的命运》更以感性经验告诉读者,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法西斯恶魔。如果没有泛滥于民间的民粹主义狂潮,如果在大多数国民心目中还存有对盲目与非理性的战争叫嚣的警惕,日本军国主义要轻易把国民捆绑在战车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通向珍珠港的道路说到底还是由那些最终要付出生命代价的日本国民以自己的蒙昧与狂热铺砌的。因此,在今天谈论历史与战争的时候,应该回到“人民的苦难史”的历史语境中,重新思考被捆绑在战车之上的人民的命运、所有普通人的命运,拒绝任何无视普通民众生命苦难的教义与宣传。
回到该书讲述的故事。一个充分国际化、政治化的家族,是世界闻名的无政府主义之家。雅克·邵可侣(1894-1984)的祖父伊利赛·邵可侣是巴黎公社社员,在巴黎公社的巷战中被捕,曾被政府驱逐出境;他是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曾在伦敦见过孙中山并对中国产生兴趣,也曾在家中接待过列宁、克鲁泡特金等人,克鲁泡特金的孙女是这个家庭的养女。对于雅克·邵克侣一家所持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芹泽光治良的理解是:“渴望人类从粗野状态和权力束缚中解放出来,以理智建立自由城市,并致力于与志同道合的人士团结成来。这一运动经过俄国革命似乎被证明是资产阶级的空想”。他也记得雅克组织的贫穷者沙龙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胞们。(10页)
一个由真实情感与独立性连结起来的家庭。战争给法国青年雅克·邵可侣带来的手指伤残使他无法再弹钢琴,优雅高贵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学者克鲁那李桑夫人与雅克相爱并告别了自己的丈夫,雅克在她的爱情鼓励下成为了一名社会学者。但是克鲁那李桑夫人和雅克会在家里招待她的丈夫,彼此友好相处。克鲁那李桑夫人自己的儿子弗雷德,还有她和邵可侣的养女,四岁的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的孙女比埃拉,都住在一起。
一个以思想与文学结缘的朋友圈。“雅克·邵可侣家的客厅” 实际上是一个思想交流、文化借鉴的平台,在巴黎留学的日本青年芹泽光治良在雅克家里认识中国文青与无政府主义者巴金,邵可侣为巴金翻译的《面包与自由》写过卷首语。1928年5月邵可侣为了追求革命信任和实现理想社会,离开法国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抗战期间的云南大学和抗战后的中法大学、燕京大学教书,结识了许多有为的中国青年。
一段以爱、理解和无私帮助为导引的两性关系。克鲁那李桑夫人在与芹泽光治良的通信中说,自己因为对雅克的感情而在巴黎学习中文、在房间里摆设中国书画与瓷器,但是也预感雅克可能会爱上中国女人并与之结婚,那时她会选择退出并祝福他们幸福安康。(94页)1939年,雅克和他的学生黄淑懿结婚,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担任证婚人。1947年,雅克·邵可侣带着中国妻子和女儿回到法国,克鲁那李桑夫人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最后甚至变卖收藏品以在经济上接济在中国香港的邵可侣、黄淑懿和最后留在中国大陆的女儿。
一种以自由和解放为号召的使命感与自我奉献精神。雅克对朋友陈述去中国的理由:“我认识了几个中国青年之后开始爱上那里的人民。那是个古老的国家,现代文明比我们落后。在这个意义上,去那个年轻的国家,帮助他们进行新的建设,哪怕做一点儿事,我也会感到幸福的。”(20页)克鲁那李桑夫人对雅克的理解是:“与其说他喜欢上了中国,不如说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真地考虑如何解放中国大众。当然,从性格来说,他是当不了革命家的,但他似乎坚信能够把解放的思想渗透给中国青年。解放人间本来就是邵可侣家族的传统,也是理想。这也活生生地体现在雅克的精神中。他相信这就是他的使命。”(75页)1952年雅克回到法国后没有工作,只能卖文为生,翻译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写过关于中国太平天国的著作,和夫人一起翻译了中国清代和近代的文学作品。
关于二十世纪的革命的思考,是芹泽光治良的关键主题。那位克鲁那李桑夫人对革命有敏感的认知,她从克鲁泡特金公爵夫人的来信中要求寄一把梳子过去就想到“俄国革命在内部是否没有成功呢?”芹泽光治良说即便物资匮乏也不能成为判断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准,看一些人写的苏联旅游报告,感觉革命的理想正在实现。克鲁那李桑夫人则一方面对那些受苏联邀请去旅游而写出来的旅游报告的客观真实性表示强烈的质疑,另一方面坚持认为“革命是否成功,只有观察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才能加以判断和检验。”(28-29页)这当然是对的。
芹泽光治良在法国认识的中国留学生王君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回到上海之后开办了一家只有两台机器、十几个人的生产牙刷的小工厂,目的是革命——“先教大众怎么刷牙,搞起生活上的革命。……革命不是什么思想或观念,而是生活。改变生活,实现幸福,最终肯定会发现搞政治革命的必要。但它也不是由少数人搞起来就能成功的事情。所以,我先从教会刷牙这种基础的事情做起,即使几年甚至几十年,也会坚持下去,渴望那一天的到来。”(58页)这位王君提出的“生活上的革命”竟然有点像诞生于五十年代后期情境主义国际(SI)的味道,鲁尔·瓦纳格姆在他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中说改变生活与改变政治是一回事,而且“改变”就是要付诸行动。但是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无论是王君还是瓦纳格姆的生活革命论都注定要失败。当芹泽光治良在上海的码头看到一群虚脱似的苦力聚集在冬天的天空下,一旦有乘客从船上下来就像饥饿的野兽一样冲上去——他就想:对这群人一个一个地从供给牙刷做起,进行革命?王君的小工厂能生产多少牙刷呢?芹泽很怀疑王君的这种善意是否真能被他们理解,“让他们使用牙刷,改造他们,不如让他们抵抗压迫百姓和社会的公权力,这样是否更容易呢?王君们试图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生活革命,这是受了他们在法国结识的邵可侣家族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吧……”(68页)但是雅克曾告诉他,王君是要搞共产革命的,但是对大众说搞共产革命是很困难的,因此只能从生活革命开始。雅克也很怀疑其可行性,但也不可能改变王君的信念。他说他们只能在朋友面前谈论革命,而且只限于讲法语。(64页)这样的革命也真是太小众、太法式浪漫了。当轮船离开上海码头,芹泽坐在甲板上“一直想着那里的人们,内心充满温暖。随后,我也反复思考他们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所表达的革命的事情,我努力尝试着体会其实际情况,但怎么想都难以对他们的理想感到乐观,对此,我很痛苦。”(66页)更令他感到沉重的是这么一件事:雅克请了一辆人力车送他回码头,并且预先付了车费。到了码头下车的时候,芹泽发现口袋里还有一些中国硬币,带回日本也没用,为了表示谢意就把口袋里还剩的比车费多三倍的硬币递给了车夫。以为车夫起码会高兴,没想到他脸色突变并大叫,附近的苦力们都冲了过来包围着他叫喊,似乎要伤害芹泽,芹泽狼狈逃开,呼吸都变得很困难。他一直想不通这是为什么,最后结论是那位苦力不仅没理解他的善意,反而认为从这个日本人身上还可以拿到更多的钱,于是叫同行们过来继续要钱。(68页)因此他又想到了王君和他的牙刷工厂与革命理想。
其实雅克也和王君一样有着很单纯的革命理想。1930年他在日本和芹泽见面,大家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政策感到愤怒和忧虑,芹泽劝他不要回北京,先回法国。雅克说要回北京,跟中国的青年在一起;“若不跟中国人一起度过困难,我也无法目睹新中国的诞生。”芹泽心里想:“新中国的诞生?那一刻,我没有问他指的是什么。但回想在上海见面的王君、季君等人,其实不问也是可以明白的。然而,战乱之后新的中国真会诞生?当时的我无法切实感受这一点。”(84页)
克鲁那李桑夫人在后来写给芹泽的信中说:每当雅克谈到中国,想到的就是历史上的辉煌文化、自己教过的学生和私交很好的中国知识分子;然而在她眼里,中国就是在上海见到的苦力、在北京的菜市场里成群的人。那些才是中国的重要场景和中国人。雅克说为了解放他们,让他们过作为人类正常的生活,需要建设新中国,需要革命。克鲁那李桑夫人追问:一旦革命发生,那些苦力和无知的中国人究竟怎么看我们这些外国人,又会把我们怎么样呢?她谈到在抵制日货很严重的时候,有些中国人把一些同胞当作“汉奸”,在街头挖坑,把“汉奸”埋到脖子的位置,并要求路过的行人们拿着刀一点一点地切割那些“汉奸”的脖子。雅克则对她的追问和所表达的恐惧感到愤怒。(163页)在1949年底或1950年初,雅克和他的中国妻子被要求离开中国,但是女儿不能离开。在后来,是女儿自己不但不想回法国,而且要与父母断绝关系。“他不是尽力献身新中国的建设吗?他不是在中国待了四分之一世纪,帮助了中国重新起航吗?我在这里怎么猜测他们被驱逐的理由也还是想不通。”(171页)克鲁那李桑夫人的想不通正是历史的大哉问。雅克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亲生女儿,改姓孙的女儿甚至拒绝与父亲通信。憎恨是如何炼成的?憎恨的力量为何能够如此固化?这也是二十世纪革命叙事中的情感史的重要议题。
1959年,芹泽在巴黎再次见到雅克,一见面就感到“这些年漫长的不幸从他全身渗透出来,我感到很痛心。”(187页)在交谈中,芹泽知道最令雅克和他的中国夫人痛苦的是留在中国的女儿对亲情的决绝态度。“作为父亲,他的痛哭在我心里掀起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悲痛的波澜。”(200页)正因如此,芹泽拜托巴金去做他女儿的工作,因此才有了附录中1961年11月中国作协给他的信,信中说他女儿“不愿去法国,其志甚坚。”这封“致巴金”的长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从来没有像在巴黎车厢內的那一瞬间,如此深刻地思考究竟什么是人生。”那一瞬间是指随芹泽来巴黎旅行的小女儿告诉他,雅克的夫人把脸靠着她,闭上眼睛,摸着她的头发。(202页)这是“人间的命运”令人动容的一刻,是无数个雅克、无数个雅克的中国女儿的命运。
芹泽在亲身经历中对海外中国人的观感也颇有意思。去法国留学之前,他的老师很严肃地劝告他在海外不要跟日本同胞交往,因为很容易会陷入充满内耗的竞争,甚至有人会恶意地把成功者拉下来。但是在巴黎他看到的中国留学生却是轮流打工赚学费、互相扶持,另外他们关心时事,尖锐地发表观点,充满了激情。这些令他很感动。
对战争和中国情况的忧虑,促使芹泽在1938年再次来到中国,他要到北京访问雅克,希望了解战争真相、雅克的生活状况和“他在中国埋下的革命种子是如何在年轻人身上萌发的,以及已经发芽的种子如何在侵略的暴风下成长。”(93页)可是这次他没能见到雅克,他已经去了云南。芹泽在中国见证了日军的暴行。在北京他看到了在卡车上被抓走的中国学生,在济南看到三个即将被杀害的年青人,其中一个“始终望着我,我的灵魂被他大而纯净的眼睛击倒。”(107页)在南京,他在临时棚屋里看到中国少女残酷而悲哀的命运。他说日本兵“做出了中国人民永远无法忘却的暴行。其行为究竟有多残酷,我在南京见证了。”(104页)他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把年轻士兵心里作为人的情感和良知剥除掉,把他们变为野兽,为了打赢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方要派遣芹泽到中国担任宣抚员——“就是说服那些自己的家被烧了、亲人被杀了、工作被剥夺了、快饿死了、丧失了生存乐趣的无数中国人服从日本,而非其他。我能做到吗?”(141页)他顶着各种压力想尽办法拒绝了。这是一个文人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高压下表现的良知与勇气。
加藤嘉一在“译后记”中问:“中国读者读完本书后会有何感受和思考呢?”然后谈了他的思考:“这部作品在跨越时空的前提下实现了人情味和人性化,充满着对战争的反思,探究了人间的命运。对‘日本军国主义’持有根深蒂固的警惕与厌恶的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探访法国等欧洲国家,潜伏在抗战时期的中国,躲在战争状态的日本……对于在此过程中所遇到的人物和场景,不管是在巴黎、南京还是东京,作者始终持有慈悲心和同情心,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211页)除了对历史真相与现实状况的客观认知,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性良善的相信与坚守,知识分子难道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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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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