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 一周书记:小镇风云与纳粹……掌权

李公明

2020-08-06 13:4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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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 [美]威廉·谢里登·阿伦著,张晶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4月版,449页,75.00元

《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 [美]威廉·谢里登·阿伦著,张晶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4月版,449页,75.00元

尽管早已读过不少关于纳粹如何摧毁魏玛民主、建立专制统治的著作,比如前段时间才读过理查德·埃文斯的《第三帝国的到来》和《当权的第三帝国》,但是读威廉·谢里登·阿伦的这部《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原作名: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1922-1945,张晶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5月)的时候,仍然有某种惊心动魄之感,因为它引领读者进入了一个小镇的历史现场,更为感性地贴近了纳粹攫取权力与实施统治过程中的各种情景和细节,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何谓“好人失去信念,坏人充满激情”。
该书讲述了诺特海姆这个德国小镇的纳粹分子如何通过宣传、竞选和暴力成功地夺取了权力。作者通过采访当地的历史亲历者,以及收集了大量当地的文献、报纸、期刊、报告、预算信息、犯罪统计数据和法律记录,以微观的、感性的视角描述了这个在民主制度下运作的小镇是如何被纳粹分子成功地获取了统治权力。作者指出希特勒的成功离不开在地方上的狂热支持者和他们的成功努力,“1933年春天的实际掌权主要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元首登上权力顶峰是因为他的追随者们在最底层、在基层很成功”(第一版序言)。区域式的微观研究和自下而上的视角,也是结合了政治社会学、大众心理学等研究视角的历史研究,同时也是对二十世纪政治运动中的人性的深刻研究,这部完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历史著作在当时的确得风气之先,其结论与方法至今仍未过时。
作者在“修订版序言”中说,作为一名教师,最令他满足的是这本书在美国成了本科生的德国历史课程中的指定读物,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解一个城镇而不是全部国家的历史让学生们感觉没那么困难。看完全书之后我感觉对本科生来说也并非那么容易理解,尽管作者运用叙事史学的方法尽可能平实地讲述一个小镇的故事,但是正如他自己也意识到的,其中的复杂性因素与全局景观中相比并没有减少多少。对于政治博弈中的细节、心态与复杂性的理解需要有生活经验与阅历,但是该书的最大好处是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真实的历史并非是像宏大叙事所讲述的那样。他希望“这些材料的暗示和指引应该能够帮助学生们理解纳粹的崛起和掌权并不是某种神秘的灾祸,如果不警惕的话,纳粹可能会再次崛起。……知道纳粹掌权是如何发生的,可以让我们防止再次发生相似的事情—— 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目的”。最后这句话当然很重要,今天风云激荡的世界的确时刻提醒人们“纳粹可能会再次崛起”,但是我不像作者对史学的作用那么乐观——历史上有很多相似的事情一再发生,未必都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人们总是忘记历史的教训。
虽然该书初版于1965年,但是中译本依据的是1983年的修订版,作者在修订版序言中说,补充了相当多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在修订中他有一个观点:后来在其他地方的调查结果仍然只能得出相同的主要结论,只是在微观研究的层面上对细微差别可以进行更详尽的分析,这说明在区域研究中的确存在有普遍性意义的地方个案。微观研究的优点是可以进行得深入和细致,历史学家有可能全面地了解所有的内容,可以增强即时性和真实性。在当地的采访、收集资料得到相当多当地人的配合,将他们的回忆、感想与当时的文件、报纸的描述相对照与核查,可以发现很多的细节。通过将行动置于日常生活模式中,可以判断出为什么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为什么德国人做出让希特勒掌权这样的选择。(“修订版序言”)
在本书的研究议题中,可能容易被读者忽视的是对纳粹政党的基层组织的研究。阿伦提到1971年J.诺克发表的著作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超越了他之前的分析,诺克提醒他关注纳粹运动中的基层组织与高层之间的关系。在1979年重新寻找相关历史资料的时候,他发现了以前没有接触到的诺特海姆纳粹基层组织与诺特海姆所属的南汉诺威大区纳粹负责人之间的通信等文件,其中还包括一直涵盖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一千份来自诺特海姆的“个人的政治可靠性评估”,某位档案保管员还在封面上写了“没什么意思”——实际上这太有意思了!这些材料不仅要求他对该书进行修订,而且结果也证实他最初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文件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数据:关于城镇上纳粹党的内部运作、筹资和宣传策略、第三帝国期间利用权力来控制城镇居民的方法、纳粹党的地方和国家办事处向当地纳粹分子提供援助和指导的程度等等资料。这些类型的文献无疑是研究二十世纪党派政治与权力斗争珍贵史料,多年前一篇关于当代史研究史料的论文中也论述过这个议题。
作者为什么选择这个德国小镇?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诺特海姆是个小城镇,只有大约一万人,在德国差不多有一千个这种规模的城镇。这里的中产阶级绝大多数人是政府公务员, 小镇供养着庞大的官僚机构,政治意识的氛围强烈。而社交团体的数量之多和活动之频繁更是突出,有一百六十多个不同类型的俱乐部,有公共图书馆和三家日报,这些团体和机构都发挥了凝聚作用。但是在统一与保守的外表之下,存在着阶级差别、利益冲突和政治分歧,社会结构复杂,焦虑和分裂的因素四处隐伏,善于利用各种因素的纳粹分子以夺取权力为唯一目标,以灵活的方式和不懈的努力壮大纳粹势力,最终使小镇居民经历了德国民主的濒死痛苦和迎来了第三帝国的专制统治。
诺特海姆有着德国城市政府的高效管理模式和谨慎的平衡机制,由市政议员和城市管理者联合治理,所有的法律由议会批准通过,并对管理机构形成监督。但是在社会团体及活动方面,一直存在不同的阶级派别和分裂因素,在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政治变得更为激进。在1930年以后,这一因素使诺特海姆的分裂越来越严重,导致了血腥暴动和民主氛围的退化,并且使纳粹掌权达到了顶峰。(24页)具体来说,对经济大萧条产生的影响的恐惧,导致小镇的人们更为激进。其实唯一受到直接影响的团体是工人,使他们靠失业救济金生存,但是工人阶级仍旧支持现状,而受经济打击很小的中产阶级却致力于革命。忧虑使恐惧、绝望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听取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声音。在1929年初,这个纳粹党在诺特海姆的只有五名党员,连一个“地方小组”也难以建立起来。但是他们开始改变宣传的目标和内容,从过去主要争取工人阶级和反犹主义转变为主要争取中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对魏玛共和国经济政策的抨击。他们的方法是不断的宣传、演讲、集合、筹款,不断提高自身的灵活性,努力在人们面前树立纳粹党是有坚定信念和思想、精力旺盛、有奉献精神和年轻而且朝气蓬勃的形象。而他们的主要对手社会民主党本来是在诺特海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该党在理论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支持维持现状,他们声称代表无产阶级,却大大忽视了中产阶级。结果导致在1930年9月的竞选活动中纳粹力量的迅速崛起,他们的口号是民族主义与宗教信仰。这次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从高层到基层的纳粹党人,从充实宣传系统的力量到打磨宣传策略,从提供宣传材料(包括向地方小组提供对手党派最新观点的摘要和反驳观点)到培养更为成功的演讲者,市民的受感染程度不断提升。在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认识和反应策略无疑是错误的。他们看不到纳粹宣传所构成的威胁,意识不到有效的宣传并不需要符合逻辑、理性,只要能激发质疑、蔑视或憎恶就行;他们仍然坚持固化的阶级立场,认识不到与中产阶级结盟或和解的重要性,相反在实践中不断把中产阶级推向纳粹一边;他们的确有决心捍卫魏玛民主制,但是不知道此时只有社会革命才是捍卫民主的最佳方式,相反他们要维持现状,而绝大多数的诺特海姆人都认为现状就是国耻和经济崩溃。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唯一堡垒,但是在与纳粹党的博弈中他们难以获胜,“因为他们没有对手那么残酷无情和缺乏理性”。(63页)接下来阿伦的这句话更加令人感慨:“193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他们没能通过考验。然而,他们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缺少勇气或者不够高尚。”(68页)
不过话说回来,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干起活来也真是拼命。“当人们发现1933年之前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实际成员只有60人时,纳粹的活动记录变得更令人震惊了。”(93页)从1930年1月到1933年1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平均每月召开三场集会,数量、规模和种类日益增加,除了面向大众的普通演讲,还有专门为工匠、商人、公务员,领抚恤金者、工人和其他目标群体举行的集会;除了政治性的集会,还有娱乐晚会、抽奖、舞会、体育表演、军事演习、儿童朗诵,能够将劳苦大众吸引到集会中,使人们沉浸在一场充满活力且包罗万象的盛会中。每次活动都精心组织、严格实施,而且很懂得视觉形象的宣传与传播作用,例如冒着违反禁令的危险在工厂最高的烟囱上挂上纳粹党旗,使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确信纳粹党是未来掌权的政党。有些人加入纳粹党正是因为看起来纳粹会胜利,但是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不知道纳粹掌权后真正会做些什么,人们只认为形势很糟糕,而纳粹是一群年轻又有活力的人,他们一定能改变现状。(109页)1932年7月希特勒在诺特海姆的集会上发表演讲,他说“人们必须在被阶级、党派、宗教分裂的德国和拥有一种意志、一个目标的德国之间做出抉择。……国社党永远不会放弃斗争,因为只有国社党拥有勇气,并且愿意采取行动”。(158页)这时他受到很多人的欢呼。即便是并不赞成或反对纳粹党的诺特海姆人也很快出现了无力感和宿命论,承认纳粹的力量难以阻挡。纳粹成功地利用了社会民主党的弱点,利用了小镇人对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的感情,利用了保守派在犹豫中表现的支持,以及人们普遍失去自信,迅速地走上了掌权的前台。
那么,如何解释纳粹的行动能力与成功?阿伦提到了纳粹狂热的意识形态、如同邪教般的伪宗教信仰运动特性,以及被恶魔般地释放出来的依附于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所产生的力量等等,但是他认为更简单的解释更能揭露纳粹分子疯狂行动的主要因素:首先,纳粹党的目标从一开始就非常简单明确——夺取政权,一切都服从于这个唯一的目标;其次,纳粹党的人员构成给了他们以最少的努力实现最简单目标的才能——懂得成本核算、熟悉各种业务、有交流网络、勤勉、自律、冷酷无情、服从命令并且懂得利用各种机会;最后,纳粹党通过试验和认识错误而制订出的宣传和动员机制是简单的、自我修正的和自我强化的。(181-182页)还应该加上的是,伴随着政治竞争的激烈而频繁产生的暴力行为也“为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分子系统地利用暴力和恐怖行为铺平了道路,也为诺特海姆人相对冷漠地接受他们铺平了道路。这就是纳粹掌权的主要原因”。(186 页)
纳粹掌权之后马上着手建立专制新秩序。以“国会纵火案”制造了镇压左翼的借口,“随后颁布的紧急法令终止了德国的公民自由,赋予了警方事实上的绝对权力。从这次事件开始,出现了恐怖系统的非正式社会强化”。诺特海姆的许多纳粹分子成了“辅警”,公开在街上巡逻。纳粹分子不是控制了警方——现在他们就是警方。马上开始搜捕共产党人和某些社会民主党人, 清洗公务员队伍中的实际或者潜在的反对者,政府机构已经完全成为纳粹的工具。清洗和控制新闻媒体,确保所有诺特海姆人所接受的信息是符合纳粹要求的。同时非常关心教育问题,明确规定学校的任务不只是传授知识,还要以国家社会主义培养正在成长中的学生。清除“堕落的”图书,引入新的教科书,制订需要讲授的新课程,汇报教师们的言行。推进社会“一体化”进程,诺特海姆之前繁荣的社交团体活动迅速消失,所有团体都被纳粹彻底控制。希特勒说“恐怖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他们知道镇压是为了让人们明白反对是无效的,知道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抄家和搜捕更能增加威慑效果;懂得如何在媒体上拿出正当理由为镇压辩护,大力宣传警方行动的正当理由,懂得如何通过媒体的模糊报道制造恐怖氛围。到1933年7月,“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诺特海姆人都发现自己再也没有个人自由了,如果他轻举妄动,极权国家的全部武力都会用于针对他”。(225页)这套政治恐怖主义策略的成功在市民私下的言行中清楚地反映出来,他们往往会互相提醒邻居或者朋友,无形中不断强化了普遍存在的恐惧气氛。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纳粹掌权之后通过投入公共建设项目而暂时消除了失业问题,镇上的老建筑也得到维修,甚至鼓励外地人来旅游,总之是让人们感到大萧条已经被控制,新政权能够兑现振兴经济的诺言。在新政权之下,怀着各种想法申请加入纳粹党的人越来越多,以致要宣布停止接受新的申请者。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些人当时加入国社党并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该党,而是因为他们不赞成该党,他们认为纳粹主义需要一群正派人士,这些人将会从内部引导革命走上温和的道路”。(300页)这些人如果不是太天真,就是脑子有问题。在纳粹党内部也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如威廉·施潘瑙斯,他看到了诺特海姆纳粹组织内部的腐化堕落,向上级揭发诺特海姆的纳粹头子恩斯特·吉尔曼的经济腐败问题,“实际上,他们是反对暴力行为、破坏和专制方式,他们天真地认为这些有悖于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303页)但是高层官员仍然信任吉尔曼,只是给了一个“口头警告”的处分,对此阿伦说得很对:“唯一的‘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是像吉尔曼这样的统治者。其他想法只存在于像施潘瑙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心中,永远都不会和纳粹主义创建自己的方法相容。”(306页)
掌权后的兴奋与紧张毕竟会很快过去,纳粹党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民众的热情和加强纪律。各种活动继续举行,但是越来越需要依靠强迫命令的方法来维持。虽然在1935年已经出现了很多对于纳粹统治的不满情绪,但是已经无法动摇这种统治。原因很简单,“纳粹能够掌权首先是因为人们分裂了,他们仍然能够掌权至少部分是因为人们仍旧分裂”。(347页)接下来就是一种固化的、沉闷的和虚假的局面,统治者只能希望民众顺从管治和例行公事地回应统治要求,同时也不敢过分地压迫民众。
在最后的“结论”部分,阿伦再次强调纳粹掌权的胜利关键在于地方纳粹领袖的努力和成功,这里涉及对纳粹运动的领袖与追随者、高层与基层的关系的准确认识,以及对在狂热意识形态鼓舞下的基层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准确认识和评估。另外就是关于城镇中的阶级派别与政党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纳粹正是在对这些关系的清醒认识和利用中壮大自己的力量,而所有其他派别、政党由于目光短浅等原因而被利用,这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还有一个相当接地气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小镇的纳粹成长与统治史中表现出来的地方性:无论是在夺权的过程中还是在掌权以后,在当地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于血腥的暴力镇压行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送入集中营,“即便是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也很难对和他在同一个街区长大的人完全无情。”(371页)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地方性也不具有普遍性,在许多地方史研究中,人们还是常常会发出“如何能够下手?”的悲怆追问。
最后这点既不能减除纳粹的罪恶,也不能为诺特海姆人开脱所有责任。阿伦从诺特海姆人对纳粹统治的接受中看到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大众的不抵抗也让纳粹分子能够对人类种族犯下罪行。就某些方面而言,纳粹最大的罪行就是鼓励道德麻木并且证明了其正当性,甚至是在那些不同意纳粹分子的人中也是这样。这是因为这种道德麻木是所有纳粹主义其他不道德罪行的先决条件。”(374页)几乎在所有关于第三帝国的严肃的历史著作中,道德的麻木性都是一个尖锐的议题。关于“道德麻木性”的诠释,还是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说得最深刻:“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向我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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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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