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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读|《住在武康大楼》中的“对话”

赵琦
2020-08-18 15:36
来源:澎湃新闻
城市漫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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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大楼是魔都出镜率最高的建筑之一,它经常同原法租界、邬达克、宋庆龄故居、历史建筑保护等等关键词一起出现。以口述史为主要内容的《住在武康大楼》一书,将这栋建筑本身、相关人物以及背后影影绰绰的城市史编织在了一起。除了访谈人与被访谈人之间的对话外,书中还隐含了另外几组值得寻味的“对话”。

《住在武康大楼》书影,陈保平 陈丹燕 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

其一,辅楼与主楼的“对话”。我们现在所说的武康大楼实际上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老武康大楼由万国储蓄会投资、著名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落成于1924年,建筑面积最大;新武康大楼于1930年建成,与老楼以通道相连;辅楼为新老武康大楼共用的汽车库。1949年后,汽车库被改造成住房,主要分配给了偏底层的工薪阶层,目前依然拥挤地居住着100多人,条件较差。而主楼(指新老武康大楼,下同)那边,根据相关资料,1949年以前,除相当一部分侨民外,华人居民多为“金领”阶层,“户主的名字一般都很雅致,可见出生于知识家庭,男性居民大多是清华、南开等名校本科毕业生,多就职于九江路金融业、纺织业、医院等行业”。1949年后,人民政府将楼里的住宅分配给了南下干部、部队家属和文化界人士。由于大楼周边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电影公司等文化单位密集,主楼住了不少文化名流(郑君里、赵丹、王盘生、孙道临、王文娟等人曾居住于此)和知识分子。

《住在武康大楼》共访谈了13位居民,并有幸将辅楼里的两位居民纳入其中,虽篇幅不长,却丰富了本书的社会学意义。被访谈人邱锦云女士和唐桂林先生,均于1950年代入住辅楼,也都经历了一家多口蜗居在狭小空间内的逼仄生活。邱女士出生于此,一家6口人住14平米,而唐先生2岁入住,最拥挤时5口人住19.7平米——这种居住条件和主楼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辅楼和主楼在建筑上相连,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现象理解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依照空间位置的不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混居),从1949年至今,一直都在同一栋建筑中生活,彼此之间既区隔,又在某种程度上相连。访谈人显然也很关注武康大楼这个比较特殊的居住现象,在访谈过程中有心想要探究辅楼和主楼居民之间的关系。

两位被访谈人对于辅楼与主楼之间的交往记忆并不一致。唐先生的阶层意识较强,当被问及辅楼的小孩是否会去主楼玩耍,他回答说:“不大去的。他们那里档次和我们不一样。”而在邱女士的记忆中,同样问题却有完全不同的答案:“我们有联系的,完全有联系的。那个时候大家一起玩,虽然我们这里是汽车间,但这里的小孩都蛮有出息的,大家都跑来跑去一起玩的。”她言谈间的“平等”意识,和唐先生十分不同,这也许同个人的经历与性格有关。

邱女士口中“一起玩”的空间基础,是连接辅楼和主楼的大楼花园,人们可以在那里穿梭来去。这个大楼花园作为全体居民的公共空间,为不同阶层的孩子提供了游戏、交往的空间,成年人也可能在此发生一些往来。虽然这种空间联系是后天形成的(辅楼原本不住人),但在这个很微小的案例上,也可以看出公共空间在不同阶层交往中的作用。

谈到公共空间的功能,在对王勇先生的采访中也被提及。他认为,主楼中占比很大的公共走道,一方面让住户在心态上不会感觉那么局促,基本的空间距离让人避免了争抢之心;另一方面,也为邻居们提供了交往平台。这种邻里间缓冲性质的公共空间,在后来的新建住宅中几乎被完全忽略,走道被视为纯粹的交通空间,在设计上面积被压缩到最小。邻居们没有对话的空间,见面最多寒暄两句便各自回家,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造成当下邻里关系十分淡漠的原因之一。

上述设计考虑到的公共空间,可以为住宅和社区设计提供很有价值的参考,公共空间所能承载的“对话”功能可以在更贴近生活的空间设计中得到实现。

武康大楼设计图纸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二,居民与武康大楼的“对话”。一栋历史建筑的生命周期往往比一个自然人的要长很多,它就好像是一个时间的容器,迎来送往许多人物,建筑是主,居民是客。在访谈中,若干居民拥有相对能自我“抽离”的“客居”心态,这制造了他们与武康大楼进行“对话”的机会,而这些“对话”的结果成为本书的亮点之一。

1954年入住的林江鸿先生令人惊讶,所有访谈中,他对武康大楼历史的描述最完整、最全面。林先生退休以后开始研究这栋楼,通过档案阅读、听过去老人的叙述以及互联网搜索,对武康大楼及曾在此居住过的历史名人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提供了一些其他渠道不太容易找到的信息:1949年以前,曾有白俄在武康大楼居住,依据是邻居家女儿的口述——他们搬来时房间里留有白俄当时使用的家具;建国初期,苏联专家亦在此居住过,依据是他自己儿时的记忆(他甚至记得苏联邻居家两个孩子的名字);江青于1963年造访过郑君里一家,与郑君里的夫人黄晨大约谈了一个小时,依据是郑君里儿子郑大里的口述。时间来到文革以后,林先生的口述继续提供各种人们知之甚少的人物线索,如为居延书简的转移做出重大贡献的名士沈仲章、中国舞台美术先驱王挺琦、《每周广播电视报》和《为了孩子》杂志创办人荒砂女士(原名芮琴和)等人的事迹。林先生显然对武康大楼倾注了很多心血,他是口述史项目最喜欢遇上的兼具亲历者和研究者身份的人物。他与武康大楼对话的方式,是站在研究者的角度去看待自己曾经亲历的历史,同历史对话,同自己对话。

另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被访谈人是1956年入住的周炳揆先生,他是历史建筑保护的完美实践者。周先生在武康大楼居住了60多年,他家的房子是所有访谈对象中保护得最好的,除却统一被拆去的热水汀、烫衣板,他没有在历次装修中改动房屋的任何结构,甚至连墙面都不忍打洞,“现在只有我还在用窗式空调,为啥坚持到现在呢,是结构简单,不破坏房子,不打洞。人家把百叶窗丢了,我把人家丢的捡回来,要是我家的坏了就可以用这个补。”这种执拗到极致的做法,放在追求舒适和现代感­的室内装潢潮流中,显得十分可贵。

即便是住到老房子中,绝大部分房主都会敲这弄那,要求改变房子来适应自己的居住需求。周先生则抱有完全不同的理念,一来他认为武康大楼当时的设计观念很先进,生活中需要的空间一应俱全;二来他受到工程师父亲的影响,父亲一直都讲“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不要去动它”;三来是他认为房子的功能除了居住之外,还有对长辈的纪念——实际上,这就是历史建筑保护最朴素的出发点,我们保护曾经和将来都不属于我们的历史建筑,不就是为了纪念前辈和为后辈留下值得被纪念的东西吗?我们与历史建筑的对话,是溯源也是传承,是为自己的孤独感找慰藉,再把这份慰藉完好地传递给后人。

老地图中的武康大楼,可见“汽车间”。图片来源于《上海市行号路图录》(1947年)

其三,武康大楼与世界的“对话”。建筑作为最影响城市外观的存在物,是城市与世界对话的重要载体。殖民地时期的建筑是上海建筑史上绕不开的部分,外滩万国建筑群至今依然是上海的标志性形象之一。而殖民地时期的建筑所承载的情绪是有些复杂的,一面是十里洋场的光鲜,一面是民族积弱的屈辱,武康大楼就是其中一个缩影。武康大楼与世界的对话,在其落成时期以及将近百年后的当下最为活跃,这两个阶段的对话都以开放的姿态进行,但内涵却完全不同。

初落成时的武康大楼是租界的产物。本书中引用《上海法租界史》的研究,该书提出武康大楼选址建造的位置,恰是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界限处,落成的建筑含有法租界向公共租界渗透和拓展的用意,一定程度上也是列强之间竞争和斡旋的焦点。建筑的拥有者为万国储蓄会,该机构的六位董事中有一位是中国金融资本家叶琢堂(其他五位皆外籍),从微观层面反映了当时租界范围内由外商和华商构成的复杂经济体系。1937年字林洋行出版的行名录中记载了武康大楼当时的居住者,包括嘉第火油物业公司的销售总代理、美亚保险公司上海办事处的经理、西门子上海公司经理等侨民;30年代的住户中有三分之一的姓氏是俄国人(住户Katyak提及的线索);而本书口述史项目根据街道派出所的档案记录,查询到1949年以前入住的居民包括一部分华人“金领”。多元化的居民身份,是武康大楼开放性的一种表现,而当时的“开放”带有相当程度的“被迫”,是由殖民者主导的开放。华洋混合居住的阶段结束于1949年,“被迫”结束了,“开放”也暂时蛰伏。

时间来到21世纪,武康大楼近年来经历了两次比较重要的“更新”,一次是在2007至2008年间进行的“武康路综合整治”,另一次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进行的“保护性修缮”。和普通的个体一样,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取决于自信程度。历史建筑保护的兴起,原因之一自然是城市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历史,原因之二则是务实精神,历史建筑作为上海的“门面”,不仅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也是城市自我营销的重要工具。上海最早的繁荣是因为开放,上海将来的繁荣亦依赖于开放,依赖于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包容历史的和当下的各种不同价值观与文化之间的碰撞。

“老外”又回来了,被采访者Katya、Adam夫妇2007年刚来上海不久就住进了武康大楼,以此为基地进行上海历史与文化研究。对武康大楼本身的浓厚兴趣改变了他们的研究轨迹,基于Katya的俄罗斯籍身份,二人在基本完成上海老城厢项目后,开始投入俄国人在上海的历史研究,并惊奇地发现,武康大楼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线索。根据Adam夫妇的见闻以及其他居民的口述,目前武康大楼居住了相当一部分的外籍人士,大约在10到20户左右。这里又重新变成了华洋混住的社区,而这一次的开放是建立在自主和平等基础上的开放,是与世界分享属于人类的文化遗产。武康大楼与世界的对话将会继续进行下去,其内容也将越来越丰富。

今日武康大楼  图片来源于上观新闻

一栋历史建筑的生命力在于其所能提供的“对话”空间,它可以是对话的发生地,也可以是对话的主体。《住在武康大楼》也许是上海第一部以一栋历史建筑为联结纽带的口述史读物,它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内容的有趣和扎实,而是在于拓展了历史建筑所能提供的“对话”空间,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话之中。它可以成为一个范例,不久的将来,在历史建筑口述史这个主题下,会出现更多精彩的作品。

(作者赵琦系半层书店合伙人,联系邮箱29709060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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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读”专栏每月以一本书作为媒介,围绕城市话题进行写作。

    责任编辑:沈健文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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